黃萬盛﹕革命不是一種原罪　

──《思考法國大革命》中文本序


從巴黎來的長途﹐徑直掛到了我在哈佛的辦公室﹐“弗朗索瓦?傅勒的《思考法國大革命》要在中國出版﹐我們想請你為
中文本作序﹐你是合適的人選”。

我幾乎是不加思索地立即答應了﹐不僅是因為這通電話聽起來頗為受用﹐更主要的是巴黎那些朋友們的知根知底﹕一份
法國大革命的研究報告是這些年來令我牽魂動心的學術計劃﹐更何況弗朗索瓦?傅勒是當今世界研究法國大革命最負盛
名的學者﹐為他的書作序﹐不只是榮幸﹐更是一份責任。

一

弗朗索瓦?傅勒﹐生于1927﹐卒于1997﹐卓越的學者和思想家﹐他的一生享譽無數。前不久﹐他被評為法蘭西學院“不
朽的四十位學者”之一。他擔任過高等社會科學學院的院長﹐被國際學術界稱為“法國大革命史研究的領軍人物”﹐托克
維爾研究專家等等﹐他的學術影響遠遠超越了法國﹐遍及世界﹐芝加哥大學聘他為“社會思想”教授﹐他是美國藝術和科
學研究院的院士﹐是哈佛大學和特拉維夫大學的名譽博士﹐等等。這些榮譽歸功于他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成就﹐在這個
領域 ﹐他幾乎是無可替代的巨人﹐芝加哥社會思想委員會主席耐丹?塔可夫認為“沒有任何人能比他更負責任地復活了
法國的自由思想”。《思考法國大革命》這本書可以說是他最重要的學術著作。

在最近二百年的人類歷史中﹐法國大革命無疑是最重大的事件﹐其影響之廣大久遠﹐分歧之尖銳激烈﹐是其他任何事情
都無法相比的﹐無論在日常社會﹐還是在學術領域﹐它都在持續地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激動著我們的思想和心靈。即使
在美國這樣以新教為基本精神的國家也不例外﹐毛姆說“法國人死了﹐靈魂上天堂﹔美國人死了﹐靈魂到巴黎”﹔今天﹐
當你坐在紐約曼哈頓島前端的海堤上﹐眺望遠處的自由女神﹐依然可以感受大西洋彼岸吹來的自由的風。在大學裡﹐討
論法國大革命的文章﹑專著﹑博士論文漢牛充棟﹐在更廣泛的經濟﹑社會﹑政治領域中﹐試圖繞開法國革命來討論現代
問題﹐是斷無可能的﹐它成為必須面對的基本背景﹐不管你是否直接研究法國革命﹔連羅爾斯這樣的學者也得處理法國
革命展現的基本問題。甚至在儒家傳統的中國﹐因為近百年來的變遷和革命﹐法國大革命也開始成為人們的時尚話題﹐
一些思想的精靈振動著想象的翅膀﹐從中國飛舞到法國﹐企圖用那付很寫意的羽翼把法國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串連起來
﹐創作一本關于革命的連環畫。可以說﹐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段中﹐法國大革命都仍然是關于現代性﹑現代政治最重要的
話題﹐它所包含的問題意識和思想空間會伴隨歷史的進程不斷地展示出新的意味 ﹑新的課題。這一點對于中國而言可
能格外重要﹐作為後起的現代國家﹐同時又擁有深厚的文化資源﹐如何建設現代性的價值體系﹖如何理解現代性的真正
含義﹖如何創建可以保證現代性持續和健康發展的有效機制﹖在所有這些方面﹐法國大革命呈現的經驗教訓都是不可逾
越的重要參照﹐是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在這個意義上 ﹐傅勒的《思考法國大革命》的中文版的出版可以幫助我們更
好地理解這些問題。我注意到最近十幾年來﹐英﹑美的政治學說﹐在中國政治學界佔了壓倒性的影響﹐ 不管是左派還
是右派﹐他們的學術資源主要都來源于英語世界﹐無論是蘇格蘭啟蒙學派﹐還是美國功利主義政治實踐﹔無論是社群主
義﹐還是文化主義政治學﹔這些學術流派構成了中國當代討論現代性的話語前提﹐法國的學術思想除了所謂後現代主義
被不恰當地放在文學評論領域中引介以外﹐很少見于政治學的討論。這種主觀性的偏愛當然是有原因的﹐但無論如何是
不健康的。傅勒的這本書可以提供一個法語世界的學術線索﹐豐富我們的學術譜系﹐在思考現代性時增加一個必要的參
考向度。我在研究法國大革命時﹐曾經受到傅勒的觀點的很多影響﹐尤其是以法國革命的典范考慮中國問題的時候﹐他
給我的啟發是相當重要的。因此﹐分享心得﹐或許是推介這本書的比較好的途徑。中國現代性尋找的過程是個非常感人
的當代故事﹐它的每一個片斷都無比生動﹐令人震驚。它是那樣執著地尋找現代性﹐近乎瘋狂地渴望現代化﹐象一個多
情的戀人 ﹐幾乎和西方的每一種現代化都有一段真誠的苦戀﹐然而﹐這個不幸的情人卻一再地失戀﹐一再地被拒絕﹐
現代化始終是一個不能相擁的夢中王子﹐即使是那個長著一臉胡子的馬克思和它的巴黎公社的伙伴們﹐留給中國的也是
五味雜陳的復雜體會。可是這並不妨礙中國人在每一次挫折後都能重整旗鼓﹑繼續尋求。漢學家費正清說﹕這是一個不
折不撓的令人感動的真正的人的故事。當我前往巴黎時﹐伴隨我的就是這份惆悵﹐以及與這惆悵相關的困惑﹐那個法國
革命所開創的現代性到底是什麼﹖為什麼中國走向現代性的步伐如此蹣跚坎坷﹖中國在理解法國經驗的時候是不是存在
原則上的失誤﹖

1992年﹐我到巴黎。此時年距1789年法國革命的“攻佔巴士底”和其後的“聯盟節”二百有三﹐而為今人非議最烈的1793
年的“雅各賓專政”在二百年前尚未揭幕﹐這兩個年份是法國大革命史中最重要的時標。換言之﹐世界性的紀念法國革命
二百周年正當其時﹐巴黎理所當然地是紀念﹑回顧﹑反思的中心﹐而那遙遠東方的1989則給這個二百年的慶典平添了一
個意味復雜的注腳。現代政治兩個最重要的價值“自由”和“平等”被還原到法國大革命轟轟烈烈的背景中重新思考﹐為它
背書的卻不僅僅只是法國革命的是非曲折﹐而是其後二百年來現代民主以及社會主義政治實踐紛紛揚揚的利弊得失。在
一種後設史學的立場上﹐經由自由和平等的不同向度﹐彼此歧義水火不容的政治實踐居然都把自己身世起源的認同落實
在法國大革命的輝煌記憶中。而正因為如此﹐法國大革命又成了這樣一個怪物﹕它看起來是個整體﹐可是它的不同部分
卻能相互搏擊﹐執著于自由或著平等的不同立場﹐可以撕下他所厭惡憎恨的法國大革命中不屬于他的那一部分﹐攻訐詆
毀﹔而對他能皈依膺服的那一部分奉若神明﹐稱頌不已。

在歷史的長河中﹐二百年是個不算長的時間﹐可是對于風化法國大革命卻已經足夠了﹐法國大革命被思想的風沙催化成
一個個碎片﹐飄舞在不同的意識形態空間裡﹐ 形成了我們時代的光怪陸離的法國大革命史學。而且這些法國革命的碎
片還被賦予了思想的魔力﹐人們揮舞耍弄著﹐振振有辭地詮釋著與那些法國革命並不直接相關的形形色色的今天的事件
。這是一個後設史學的惡性循環﹐從後來的事件出發﹐尋找一個法國革命的理由﹔再把這個理由建構成一套詮釋性話語
﹐用以剪裁今天的故事﹐端出一個象模象樣的有法國依據的理論敘事﹐津津樂道地享受一道精神的法國大餐﹐盡管那精
神大餐的思想原料實在是與法國風馬牛不相干的。這個做法﹐不僅把法國革命的研究搞得面目全非﹐同時﹐也使一些現
代事件的解釋穿鑿附會﹑扭曲差強﹐疏漏了種種現實的原因﹐如同《紅樓夢》所言﹐你不說﹐我還清楚﹐你一說 ﹐反
到糊涂了。我並不在一般的意義上反對後設史學﹐研究歷史﹐弄清歷史真相﹐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使人變得更加聰明
﹑更加智慧﹐更有遠見﹐這本身就是歷史研究的基本意義。但這決不意味著可以任由主觀意志扭曲歷史﹐編造滿足自己
需要的所謂歷史經驗。這是不健康的﹐可卻是一些“江湖史學家”經常使用的方法。因為這些原因﹐歷史事件越是久遠﹐
對它的研究﹐看起來也就越象是對以往的人為偏見的糾正厘清。何況是法國大革命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它的每一個階
段中充滿了各種觀點﹑派別的尖銳對立﹐在不同的階段上又表現出不同的價值取向﹐它內部的紛繁事變和目標頻換﹐提
供了在某個片斷上漫畫法國大革命的可能﹐但是﹐僅僅從這種可能發展出關于法國大革命的歷史理論無論如何是不合理
的。事實上﹐這就是傅勒在研究法國大革命時面對的最大的挑戰﹐如何從各種相互徑廷的法國革命史學研究中﹐重建關
于法國大革命的基本觀念﹐這決不是一個史料學的工作﹐無論你發現多少新的史料﹐對于傅勒的工作或許會小有補益﹐
但不會有任何決定性的影響﹐ 他要做的是把法國革命理解為一個整體性的事件﹐在這個整體的內部對各種變化作出既
合乎事實又邏輯的解釋﹐這裡所說的邏輯﹐不是那種語言學意義上的邏輯﹐而是事件由于社會關系﹑社會心理﹑社會需
求﹑社會理想而導致的某個演變方向﹐因此﹐這基本上是一個有歷史意味的哲學﹑尤其是政治哲學的工作﹐但是﹐它是
嚴格地在歷史學的意義上開展的。

二

傅勒的這本書讀起來並不容易﹐其困難並不在于它的文字﹐嚴謹的學術著作文字往往齟牙拗口﹐令人費解﹐相反﹐這本
書的文字因為中文譯者的努力﹐相當平朴流暢 ﹑清新易懂﹔其困難主要在于他所運用的歷史研究方法。他不是用直陳
的方式闡明他對法國革命的觀點和立場﹐而是相當精細地對那些頗有影響的研究法國革命的成果進行辨析﹐他的觀點隱
藏在那些左右辨難反復推敲的拆解和分析中。事實上﹐這還不僅僅只是一套方法﹐它更是一種世界觀﹐一種學術立場﹐
尤其是在當代法國學術界中﹐這已經是相當普遍的趨向。在史學中﹐歷史研究不再是一個既定意志的展開﹐因此也不是
用理性觀念建構歷史﹐而是把歷史還原為多種因素復雜作用的過程。由理性主義宰制的歷史研究觀念已經被驅逐了﹐企
圖用一兩個象征事件來代替復雜性歷史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學術典范的轉移早已開始﹐只是我們對它不夠敏感而已。今
年早春﹐我在廣州曾經作過一個學術講演﹐討論哲學典范的轉變﹐引起比較熱烈的探討。傅勒這本書的學術方法正是我
所推荐的脈絡主義的具體演示。我們切切不要對“解構觀念的暴力”掉以輕心﹐它的意義決不僅僅是所謂後現代主義中的
一支流派﹐從海德格提倡回到前蘇格拉底時代﹐傾聽“存在”的聲音﹐到福柯的譜系學理論﹐理性主義的晚鐘暮鼓就已經
敲響﹐就學術領域而言﹐理性主義主導的“技術化”時代正在過去。

以觀念的“技術化”的立場看法國大革命﹐事實上﹐只是一種紀念性的自我敘事﹐法國大革命只是為了證明某些特殊自我
存在和意義的一個“說詞”﹐尤其是把法國大革命和一個物質化的現代化追求聯系起來﹐它就形成了一些頗有爭議也很有
影響的觀點﹕例如﹐誇大了英美的民主政治與法國革命的政治理想的區別﹐把英美民主當作現代典范﹐忽視法國革命對
現代民主政治的影響﹔例如﹐突出法國革命中的“革命”﹐因此﹐把法國革命與俄國革命﹑中國革命連成一條歷史線索﹐
檢討當代社會主義的經驗教訓﹔例如﹐因為突出“革命”﹐所以“雅各賓專政”成了法國革命最重要的象征事件﹐而雅各賓
時代血雨腥風的“公安”專政被當作“暴民專政”﹐ 因此﹐法國革命的反思成了警告“暴民專政”的必修課﹔例如﹐因為盧
梭倡導自由平等被路易十六驅逐國外﹐在法國啟蒙時代有很大影響﹐而羅伯斯比爾的所作所為需要一個精神思想的源泉
﹐因此盧梭就必須為羅伯斯比爾負責﹐盧梭也必須為法國革命種種負面的暴行負責﹐盧梭必須承擔發動一切現代革命和
現代暴行的原罪﹐在中國有人從盧梭推理毛澤東﹐在國外有人宣稱盧梭同樣必須對希特勒和納粹背書﹔例如﹐更進一步
﹐盧梭主張道德理想的政治﹐既然如此﹐那道德理想也難辭其咎﹐ 一切從道德理想出發的政治都可能危害民主﹐成為
暴政﹐因此﹐民主被理所當然地看成了一個完全不帶情感的程序。如此等等﹐這些問題﹐不只是出現在當代中國﹐ 其
實﹐在國外學界早已是屢見不鮮﹐只是中國的當代困境和文革反思的特殊背景﹐把這些觀點病態地誇張膨脹﹐扭曲成對
法國大革命的經典看法﹐造成了不切實際的影響。我希望傅勒的這本書能夠幫助人們純清這些片面的不實之詞﹐給法國
大革命的研究提供一個健康的學術方向。傅勒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立場﹕“必須打破這種紀念性史學的惡性循環。在我這
代人當中﹐在存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雙重影響下﹐這種東西曾經長期時髦﹐總是強調歷史植根于它自己的時代﹑它的
選擇或它的規定性。拿這些招眼的玩意兒一炒再炒﹐雖然有益于抵制‘客觀性’的實證主義幻想﹐卻極有可能沒完沒了地
助長黨派信仰和昏暗的論戰。在我看來﹐大革命史學中充塞的精神惰性和令人敬畏的嚼舌頭更甚于政治意識形態。我想
現在應該是時候了﹐必須去掉它給後人留下的常識意義﹐還它以同樣是歷史學家應具備的一樣首要東西﹐ 即知識上的
好奇心和非功利的歷史知識活動。再說﹐兩個世紀以來使我們社會的論爭持續不斷的政治信仰總有一天也會讓人大有意
外之感﹐就象我們今天回頭去看 15世紀到17世紀之間的宗教沖突那樣﹐既感慨于無窮無盡的變化﹐也感慨于無窮無盡
的暴力。現代政治場域本身﹐如法國大革命所構成的那樣﹐或許將來也會顯得象是另一個時代的解釋系統和心理投資的
吧”。在傅勒這個思路下﹐我想就上面提到的那些關于法國大革命的爭議性問題作一個簡要的回答﹐作為一個“解釋系統
和心理投資”的法國革命研究的嘗試。

批評法國大革命的人﹐一般都會突出英美的政治經驗﹐強調英美的自由主義的選民政治﹐來批評法國革命對“自由”的“
傷害”﹐把英美和法國看作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典范﹐進而看作兩種完全不同的現代性﹐當然﹐在他們的視野中﹐英美
的現代性是比法國的現代性更好更合理的現代性選擇。這是不值得見怪的﹐尤其是今天﹐ 普遍的功利主義趣味主宰了
現代性的基本標准﹐拜膜英美的政治經驗﹐據為經典﹐廣為推崇﹐事實上是個必然的結果。但是﹐這是個膚淺的看法﹐
因為誇大了二者的對立﹐使得民主政治和現代性一些基本但卻是深刻的精髓被輕率的遺忘了。在一個現代政治的“解釋
系統”和現代化的“心理投資”角度﹐事實上﹐二者之間的同一性要遠大于他們的區別。十七世紀的歐洲各國﹐事實上並
不是革命發生的典型時代﹐日常生活並不算窮困﹐統治者與下層社會的矛盾沒有激化到改朝換代﹐政治上相對開明﹐民
間擁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各國王室幾乎都在進行不緊不慢的各種程度不同的改革﹐這種狀況甚至使托克維爾認為﹐法
國大革命其實是路易十六改革的繼續和必然結果。看起來﹐革命並不是必須的﹐可是﹐為什麼它卻出現了﹐而且席卷了
整個歐洲﹖這是因為從文藝復興以來﹐有一個新的因素日益成長起來﹐使得原來的權力秩序逐漸失去了它的古老的基礎
。這個因素就是“社會”。在法國革命以前﹐國家從來都是君主的國家﹑國王的國家﹐路易十四可以大言不慚而無人質疑
地宣稱“朕即國家”。曾幾何時﹐蜇服在王權華蓋之下的社會﹐開始蘇醒﹐並且迅速地成長起來﹐人際關系日益復雜﹑橫
向組織越來越多﹐國王的國家已經無法全面地包容整個社會了﹐“國家”和“社會”的對立成了歐洲最重要的政治危機。國
家到了必須重新定義的時代﹐社會需要自己的權力﹐權力的危機使得整個歐洲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歐洲杰出的啟蒙思想
家們幾乎每一個人都在談論權力的問題﹐自由和平等是在權力的意義下提出的。這是共同的問題﹐因此﹐歐洲的啟蒙並
沒有民族主義色彩﹐尋找自由和平等的新型權力的人們親如一家﹐國家對他們來說﹐是需要共同對付的敵人。美國也一
樣﹐美國早期的民主思想家們﹐此時此刻﹐都在歐洲接受啟蒙的熏陶﹑革命前夜的洗禮。當華盛頓總統要制定美國憲法
時﹐是從巴黎請回了杰弗遜和他的同伴﹐他們帶回了法國關于自由﹑人權﹑平等的理念﹔同樣﹐他們起草的 “獨立宣言
”﹐不久又傳回法國﹐成為法國“人權宣言”的最重要的思想資源。英國雖然在後來的進程中出現了一些反法國大革命的
學者﹑政治家﹐但是﹐不要忘了 ﹐差不多早在法國大革命一個世紀前﹐那個砍掉了英王查理一世腦袋的攝政王克倫威
爾就已經打出了“主權在民”的旗號﹐這對法國的思想家們和後來的法國大革命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因此﹐如果想要理
解法國大革命的真正意義﹐而不是僅僅拿法國大革命為自己的觀點作個注腳﹐首先應當了解的就是法國大革命所面對的
真正課題﹐同時也就是當時歐洲所面對的共同課題﹐只有了解了這個共同性﹐具體的區別才能顯示實際的意義。

我不否認英法之間是有區別﹐就法國大革命而言﹐真正的區別在于﹐為什麼是法國大革命對問題交出的答卷在歷史的舞
臺上具有普適的意義﹐而不是英國更早時的革命﹖傅勒有頗為精彩的解答﹕“由于堅守基督教的歐洲﹐政治行動理論如
馬基雅弗利???或關于社會制度歷史起源的學究式討論﹐從十七世紀就大行其道了。英國革命的例子顯示﹐在集體動員
和集體行動方面﹐精神的基本參照始終還是宗教的。法國人在18世紀末開創的並不是作為世俗化領域且有別于批判性反
思的政治﹐而是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民主政治”﹐“1789年的秘密﹐它所傳達的信息以及它的輝煌﹐就在于這個尚無先
例的發明。它必將得到廣泛的傳承。在相距一個世紀之後﹐在使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相接近的所有特征中﹐之所以沒有
一個特征足以確保前者擁有後者出現在歷史舞臺後扮演的那種普適范例的作用﹐那是因為克倫威爾的共和制依然被宗教
性包裹著﹐並且由于回歸源頭而僵化了﹐缺少使羅伯斯比爾的語言變成新時代的預言的那種東西﹕民主政治成為人類和
各民族命運的仲裁官”﹗這就是法國大革命的真正意義﹐法國大革命的陣痛﹐分娩出一個巨大的產兒﹐它的降臨使我們
可以自豪地以“現代社會”來命名從此往後的社會﹐這個新生兒的名字叫做“現代民主政治”。因為它的出現﹐政治權力被
脫胎換骨﹐從王室的深牆後院走到了人民中間﹐人民成為政治權力唯一的源泉﹐這是民主政治的實質﹐也是法國革命最
重大的貢獻﹐並且﹐請記住﹐這是法國革命的貢獻﹐而不是英國的貢獻。英國不僅在克倫威爾時代沒有理解權力的真正
源泉是人民﹐克倫威爾眼中的人民只是特殊身份的教民﹐他甚至僅僅因為教派的不同﹐拒絕天主教徒參加對王權的討伐
﹔就是在“光榮革命”中﹐在社會權力的理解上﹐也仍然保留著王室對權力的象征性壟斷。當然英國對現代民主也有貢獻
﹐關于選民政治﹐關于程序政治﹐這些都是現代民主的基本方面﹐但是﹐這仍然不同于法國革命的意義﹐法國革命使民
主政治成為一個基本的政治信仰﹐人民才是權力最基本也最合法的擁有者﹐這是古代政治向現代轉變最重要的分水嶺﹐
沒有這個根本的權力屬性的規定﹐程序政治也會成為迫害人民的工具﹐成為民主的敵人。

那些以英美政治經驗來批評法國革命的人﹐一個強有力的批判角度就是以英美選民政治體現的程序政治原則來質疑法國
革命的“人民主權”觀念。事實上﹐我並不認為程序政治和人民主權真有那麼尖銳的對立﹐它們作為權力屬性和權力運作
方式本來是一個統一結構。但是人為地把這兩個方面看作兩個不同的典范以建構現代民主 ﹐這就有了必須重視它的充
分理由。還是回到人們習慣引經據典的英國經驗﹐我絕對相信﹐隱藏在“民主政治”背後那個王室的暗淡的影子﹐在它自
身的意義上已無任何可能威脅民主政治的存在﹔但是﹐這個陰影的存在卻有另一種象征意味﹐說明了民主權力仍然存在
著不完全座落在“人民主權”上的可能。程序應當是“人民主權”的表現方式﹐但也可能脫離權力規定的約束﹐展現程序的
自我意志﹐異化成人民權力之外的另一種權威﹐我把它稱為“民主的異化”。時下學術界一部分人對程序政治的推崇迷戀
﹐把程序當作民主政治唯一不可質疑的原則﹐這種程序的拜物教傾向﹐正說明了程序越出權力約束的危險。有一點是不
錯的﹐這種突出程序優先的傾向的確是更多的體現在英美的政治實踐中。美國政治學家熊彼特就認為﹐民主的根本就是
選舉政治﹐就是多數機制。但是﹐我們知道﹐民主經由法國大革命獲得了一整套基本價值﹐民主是建立在自由﹑平等﹑
博愛﹑人權這些價值之上的﹐程序是關于政治的“技術”﹐而技術是由人來運用的﹐民主政治的程序運用是為了更好地保
證民主價值的實現。但是﹐現在我們的確看到在法制的名義下“犯法”﹐在程序的庇護下﹐強者更強﹑弱者更弱﹐只要合
乎程序﹐無論多麼暴富﹑無論多麼赤貧﹐ 都可以心安理得﹐程序事實上保護了貧富差別的日益擴大。以哈佛為例﹐它
是美國民主思想的大本營﹐哈佛員工的平均工資在年薪三萬五千美元左右﹐但是﹐哈佛資產管理人的年薪卻是三千六百
萬﹐整整差一千倍﹐而且﹐麻煩在于﹐如果你不僱他﹐有的是地方搶著要﹐這不只是學校的問題﹐而是社會的基本狀況
。民主社會的程序從來不質疑這種狀況的合理性﹐相反﹐那些擁享高薪的人們可以毫無愧意振振有辭地認為他是嚴格遵
守這個社會的一切程序﹐這難道就是我們追求的理想的民主政治﹖假如﹐我們把程序嚴格地限定在民主的基本價值之下
﹐那麼﹐當程序不能充分反映價值﹐甚至抵牾﹑破壞價值實現﹐那就必須改造這個程序﹐使它符合民主的要求。哈佛所
在的劍橋市就在嘗試改造一人一票的選舉的程序政治﹐按照一人一票﹐弱勢群體基本不可能出現在任何政府機構﹐現在
﹐劍橋的選舉實行一人五票﹐可以把五票集中給一個人﹐也可以分散給不同的候選人﹐這就改變了原來意義的多數機制
﹐使得弱勢群體有可能進入政府權力。這種改造的動立就來源于對民主基本價值的信仰。如果你是個工具理性主義者﹐
那當然會把所謂程序看作唯一至上的原則﹐遺憾的是﹐從韋伯晚年對“鐵籠”的恐懼到今天﹐工具理性造成的迷失﹐已經
是當代反思的基本點。民主價值如何充分實現﹐僅僅靠程序是斷斷不夠的﹐以所謂英美的程序優先來苛評法國大革命﹐
可能消解的正是法國大革命發現的民主的基本價值 ﹐這是相當危險的。

三

反思法國大革命一個重要課題就是如何看待“革命”﹐這個方面可以說是困難重重。一方面的原因是後設史學把革命圖染
得五彩斑斕﹐馬克思主義的史學把革命看作是改朝換代創造歷史的動力﹐而保守主義們把革命看作殺人越貨圖炭性命的
暴政﹔另一方面的原因則是法國革命內在的復雜性造成的﹐1789年的革命和1793 年的革命看起來是那麼不同﹐使得人
們可能在兩個不同的階段上﹐對法國大革命的評價各執一詞﹐只有象傅勒這樣的史學家才會既要考慮二者的區別﹐更要
思考它們之間的聯系﹐以形成對“革命”的一個嚴格歷史學的看法。

這裡面最重要的基本問題是﹕從君主政體向現代民主政治轉化的基本途徑應當是什麼樣的﹖一個溫和但並不徹底的模式
就是“代議制”政府的構成方式﹐但是法國為什麼沒有走這條道路﹖“代議制”的成功需要一個階層﹐需要一種意識形態﹐
而且﹐這二者必須是一體的。能把兩方面合在一起的只有一個實體﹐叫做“貴族自由主義”﹐因為是貴族﹐他有不同于大
眾的身份﹐可以相對合法地挑戰君主的權力﹐因為是貴族﹐他有“保護自己的財產不受侵犯”的自由主義傾向﹐在這個旗
號下﹐吸引中產階級站到他的身後﹐成為他的社會基礎。曾經有一種說法﹐發展現代民主政治的社會力量就是中產階級
﹐只要發展出中產階級﹐現代民主政治便水到渠成﹐這個想法有點樂觀得幼稚了﹐至少﹐在英國﹐他們並不能代表他們
自己。中產階級是典型的首鼠兩端的機會主義群體﹐它們渴望暴利﹐而拒絕任何風險﹐他們寧可通過行賄來交換一些局
部的利益﹐而決不會冒險成為改革的中堅﹐因此﹐過渡時期的中產階級往往是腐化和猥瑣的一幫。中國當代的情況似乎
是在證明著這一點。相反﹐ 革命時期的中產階級對于革命的意義的理解甚至遠遠超過貧困階層﹐例如法國革命時期的“
第三等級”中的那些中產階級。這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課題。但是﹐可以導引“代議制”的貴族自由主義並不存在于任何
時代﹑任何國家﹐十八世紀的法國就幾乎沒有這個力量。法國人不是嗜血如命的民族﹐他們沒有理由不接受一個溫和的
而又可以促成法國改變的改良政治﹐大革命前﹐從“三級會議”﹑“網球場宣言”﹐一直到後來成為法國國慶節的1789的“
聯盟節”﹐法國人希望的就是和國王聯手推動法國的改革﹐但是﹐國王一再地反悔他與大眾的契約﹐終于使得任何“代議
制”形式的變革都不可能了。在這種情況下﹐早已洞悉了公民社會﹑社會契約這些現代民主政治奧秘的法國政治思想發
揮了強大的影響﹐引領法國革命開闢了現代民主政治的發展方向。傅勒對這個革命形成的過程有深厚的理解﹐他說﹐“
十八世紀的法國社會在苦苦地尋找代理人。誠如今天有人說的那樣﹐它的確是太‘發展’了﹐無法象在上個世紀那樣再保
持寂靜並服從于國家。但是在尋找一種政治代表制度的過程中﹐它與路易十四的遺產發生了抵觸﹐這種遺產不僅維護乃
至加固等級社會結構﹐還系統地關閉社會和國家之間的傳統勾通管道。等到路易十四駕崩的時候﹐法國社會自然而然就
走向傳統渠道的復活了﹐尤其是重振大法院的職能。可是﹐這些大法院一百年來不斷地顯示出它們的保守主義﹐如譴責
《百科全書》﹑禁止《愛彌爾》﹑聲討可憐的卡拉斯﹐因此它們已經不能成為被啟蒙‘照亮’的社會的最佳代理人了”。
在這個分析中可以清楚的得到一個對某些學者說來不那麼愉快的結論﹕法國大革命不是一種目的論的產物﹐也不是政治
理論的長期“結晶”﹐更不是一種宿命之物。它是新的人際關系﹑國王的放棄﹑權力真空﹑社會認同成為共同意志﹑人民
意志可以成為代表本身等復雜因素的綜合作用的結果﹐因此﹐它就決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改朝換代﹐它是一個走出王權天
光大亮的新世紀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