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
和時代拔河﹕十年後再思“另類”王小波的價值
21世紀經濟報道 張頤武
通達的王小波大約也很難想到﹐生前寂寞潦倒的他﹐身後竟然能夠惹來這麼多的熱鬧。王小波這樣形容自己﹕一個又高又瘦又丑的家伙﹐ 渙散得要命﹐出奇的喜歡幻想。然而正是這個“丑陋”的家伙﹐給當時的文壇帶來了深邃獨特的文字和思想﹐在他逝世之後﹐他的作品引起空前的關注。
對比今天王小波所受到的關注﹐他的經歷坎坷﹐而且他的小說也一直不能出版。就在有人准備出版他的作品的時候﹐王小波溘然而逝。王小波已經逝去十年﹐今天﹐ 他的作品已經成了經典﹐他本人也已經成了大眾傳媒中塑造的新的超級英雄﹐他終于等到了他對于那些話語的勝利﹐但具有某種諷刺意味的是﹐最後他卻被他曾經如此尖銳地批判的東西所極度推崇﹐當他所嘲笑的變成了他最熱烈的擁護者的時候﹐這究竟是勝利還是報復﹖
王小波生前其實還沒有多少認識和理解他的人﹐他會感到寂寞﹐但他的消逝卻意外地使得一個時代發現了他﹐這種發現讓他有了前所未有的熱鬧。王小波已經故去十年了﹐歲月的流逝並沒有讓他的沖擊力變得淡化﹐而是仍然讓人們感覺到他的存在。王小波仍然在我們的視野中﹐而且不斷地提供我們進行新的反思的可能性。王小波的生命本身已經逝去﹐但他所寫下的那些文本卻仍然在這個世界上漂流﹐會繼續被我們不斷地闡釋和閱讀﹐同時通過這種闡釋和閱讀得到新的展開。生命的實體不復存在﹐但生命的蹤跡卻總要被人們追尋。
王小波已經變成了一段無法磨滅的記憶﹐一些無法回避的文本﹐一片無法消逝的感情。所以﹐我們在十年後再看王小波﹐才會發現他突然離去所造成的震撼已經平復 ﹐對于他的作品的熱忱地發現過程已經完成﹐他的生平事跡幾乎已經人所共知﹐但他的真正價值和意義似乎還有待我們再度思考。
王小波生前其實還沒有多少認識和理解他的人﹐他會感到寂寞﹐但他的消逝卻意外地使得一個時代發現了他﹐這種發現讓他有了前所未有的熱鬧。我們今天在十年後紀念王小波﹐當然是對于逝者的無限的追念和緬懷﹐但同時更需要在當下發現他的真正的價值。在大家都開始回憶和紀念的時候﹐我們可以通過對于他的閱讀和理解再度接近他﹐這種接近不僅僅是感情的表達﹐也是思考的結果。
對于我﹐王小波不是一種私人感情的記憶﹐我和他的來往其實非常少﹐沒有專門提及的價值﹐但他卻在這不多的來往中給了我極為深刻的印象﹐我覺得他是一個時代的不可思議的見證﹐他在一個充滿熱情的八十年代就已經開始超越它﹐這讓我們這些曾經沉浸在那個時代裡的人感到一種驚奇﹐也觸動我們的思考。所以﹐王小波是某種超越了自己時代的奇人﹐他有一種從自己的時代裡超脫的奇異稟賦﹐但他又和那個時代息息相關。我其實已經寫過探究王小波的文章﹐但這一次我想不僅僅是談論王小波﹐也是討論王小波和三十年來中國的價值觀與社會轉變歷史之間的關聯﹐通過這樣的探究凸顯王小波的價值﹐也凸顯這個時代和王小波之間的對話關系。
八十年代是一個以啟蒙的精神創造未來的階段﹐知青文學的主潮都存在于找回失落的青春和獲得人性解放的焦慮之中。從那時開始﹐他的創作就和當時整個時代的思潮拉開了距離。
我在幾年前寫的一篇文章中敘述了王小波和我的關系﹕“第一次知道王小波是在八十年代的後期﹐我剛剛留在北大教書。一位社會學系的同仁拿來一本香港出版的《王二風流史》。那是一本小冊子﹐其實是後來大家都知道的《黃金時代》的前身。當時我就被這部書的獨特的風格和與八十年代知青文學截然不同的表述所震動﹐ 感到一種新的文學在生長的力量。這種文學沒有受到當時的文學制度和既成話語的制約﹐而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跡。王小波完全是特立獨行地追求自己的文學想象。他的想象力的穿透性和力量來自于他的自由的精神。
九十年代﹐有一次《戲劇電影報》的活動﹐我們坐在鄰座﹐當時他和我聊天的內容是關于各種稀奇古怪的事情。一次劉心武先生請客﹐我們鄰座﹐聊的也是這一類的話題。關于當時許多人視為怪異的同性戀的隱秘活動﹐關于社會的種種出軌的行為﹐他都能夠心平氣和地﹑悠然地思考和觀察。但同時﹐他又偶有尖銳的嘲諷和磊落的不平。他始終帶著一種超然的﹐卻並不超脫的微笑看著大家。
我始終難以忘懷這微笑。這微笑裡有一種對人們的幼稚的超然觀察﹐好像我們的天真和笨拙是與生俱來﹐無法擺脫的﹐所以他能夠笑著看我們。另一方面﹐他也能夠悟到自己其實是這幼稚和平常的人生中的一員﹐我們的笨拙和天真其實他也難于擺脫。所以這裡有一點嘲笑讓他和我們分開的同時﹐又有一點真誠讓我們和他相連。我們是他的一面鏡子﹐幫助他看透自己﹐我們也有機會透過他看透我們自己。那時王小波還沒有今天這樣的名聲﹐卻有著一種獨特的風格和性格﹐讓人難忘。後來﹐ 他成了許多人的信仰對象﹐成了一個反抗的聖人和洞見一切的超人﹐我想這未必是他之所願。”
今天想來﹐這些話所描述的王小波的印象仍然刻在我的心中。我所觀察的王小波精神的核心其實就是和自己的時代不合拍﹐他用一種我們當時難以理解的平淡的﹑飽含幽默和嘲諷的語調洞察我們的人生。
其實﹐從八十年代開始﹐他的創作就和當時整個時代的思潮拉開了距離。八十年代今天看來是一個我們社會變化的關鍵時期﹐人們在那個時期其實試圖尋找一種新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其實就是今天的社會。但當時我們大家都不會想到﹐我們的浪漫追求到來時居然如此平常。我們當時覺得理想會給予我們的輝煌﹐其實是無限超越性的存在﹐是一種至高的境界。而王小波最為獨特的地方就是他和當時的時代主潮並不一致﹐卻意外地和不可思議地感知了一個新的時代﹐是一個和日常生活相聯系的時代﹐一個平常的時代。我從《黃金時代》那些關于知青生活的作品中所讀到的是一種來自感官的敏感﹐一種直覺的銳利。
八十年代是一個以啟蒙的精神創造未來的階段﹐知青文學的主潮都存在于找回失落的青春和獲得人性解放的焦慮之中。當時的精神狀態是以一種非常具有理想性的狀態去追求一個新世界而展開的﹐真正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知青文學的人其實是梁曉聲﹑孔捷生等人。他們的文學所表現的是一種青春被出賣的焦慮﹐他們狂熱追求的理想被計劃經濟下的壓抑和片面的宣傳所誤導後陷入了難以自拔的困境。其實“文革”的理想最終幻滅之後﹐我們就會看到一種消極的生活形態的出現﹐就像劉心武當時發表在《中國青年》雜志上的名作《醒來吧﹐弟弟》中對社會失望而消沉的弟弟﹐面對社會已經“看透”了的一切﹐發現了“文革”理想最終的虛幻性﹐感到上當受騙的失望﹐于是沉入了一種消極。
但這種消極其實是高度精神性的﹐它們其實在詢喚一種新的浪漫的精神性的到來。“消極”在此並不是對于日常生活價值的肯定﹐而是在一種無能為力的等待中﹐等待著新的狂熱的理想的到來。所以﹐在八十年代初進行的有關“潘曉”的討論命題───“人生的路為什麼越走越窄”───中其實就包含著一個反向的期待﹐在 “為什麼”的追問中所包含的就是對于“越走越寬”的期待和呼喚﹐也是再度獲得從“文革”理想的失敗中走出的新精神的渴望。
然後﹐這種困境在新的時代通過啟蒙的理想可以被超越﹐這種知青文學的主潮是和“新時期”的文化完全契合的﹐它其實揭示了一種新的精神性追求因素來超越墮入生活困境的可能。這裡所找到的就是新的“主體”解放的沖動﹐當年試圖獲得最終“解放全人類”的沖動﹐今天轉變成了個人的“主體”解放的沖動。當時的文化展現了一種無所畏懼的氣質﹐一種要求從計劃經濟的集體性話語中脫離出來的勇氣和願望。
其實﹐八十年代文化的關鍵正是在于一種對康德“主體性”觀念新的展開﹐李澤厚《批判哲學的批判》一書(1984年版)有一個異常重要的附論﹕《康德哲學與建立主體性論綱》﹐這篇文章似乎包含著整個八十年代思想的核心命題。李澤厚在這篇文章中點明﹕“康德的體系把人性(也就是人類的主體性)非常突出地提出來了。”(《批判哲學的批判》第424頁)。而李澤厚的發揮似乎更加重要﹕“應該看到個體存在的巨大意義和價值將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個體作為血肉之軀的存在﹐隨著社會物質文明的進展﹐在精神上將愈來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獨特性和無可重復性。”(《批判哲學的批判》第434頁)這裡李澤厚召喚康德的幽靈其實是對于八十年代新精神的召喚﹐“主體性”正是整個八十年代從原有的計劃經濟話語中脫離的基礎﹐而這個“主體性”正是新的“現代性”的展開的前提。這時文化的精神性的“主體”卻又是“血肉之軀”。
于是﹐我們發現即使是身體的欲望在八十年代也具有了一種不可思議的精神性意義。我最近看到一位八十年代有影響的人物有關八十年代的一個訪談﹐其中他談到了一些八十年代重要思想家的一次裸泳﹐他們投入水中﹐自由游動。這個行動被賦予了非常重要的含義﹐它變成了一種精神自由﹐成了沖破一切限制的象征﹐肉體的解放也被賦予了無限崇高的含義。如果我們把這個行為和1988年的裸體藝術展所引發的轟動聯系起來﹐就可以看到當時我們把身體的精神價值加以無限放大的取向。如果在今天﹐我們可能覺得這是一個笑話﹐這樣的行為就在博客或者跟帖裡變成了一種八卦或奇聞﹐而絕對不可能被理解為有這樣巨大的意義。那時的文化氛圍有一種熱忱﹐把一切都理解為精神解放和主體超越“異化”﹐是一種自我實現的結果。那是從計劃經濟中脫離出來的最初的沖動﹐我們都有一種強烈的﹑浪漫的熱情 ﹐一種狂飆突進的狂熱。這些新的理想﹐替代了“文革”後已經徹底破碎的理想﹐這種時代氛圍其實抓住了每一個人。
但當我初次閱讀《王二風流史》時﹐發現他完全不在這樣的氛圍之中﹐他有一種我們從未有過的﹑對人類日常生活的平淡的理解﹐也有一種對人類欲望的真實表現。他有關知青的描寫中﹐理想的宏大敘事其實只是一些模糊迷離的碎片﹐根本難以成為生命的支柱﹐而人類生活的那種世俗性其實我們根本不可能化解和超越。其實王小波對人性的理解﹐不可思議地脫離了八十年代對“主體”追尋的浪漫的主潮﹐他揭示了任何理想和超越的嘗試都難以跨出人性具體而微的限制﹐也許這是因為他很早就在美國留學﹐接觸了許多新的對人性更復雜的看法。他寫出的是我們受到欲望的撥弄後無能為力的狀態﹐我們雖然有許多文化上超越性的想象﹐但卻無法閃避現實生活的堅硬和脆弱﹐我們一面受到環境的限制﹐一面又受到欲望的吸引﹐于是難以突破這些東西的具體存在。
王小波其實讓自己的小說回到了日常生活真實的﹑不可回避的沖突之中了﹐“知青”在這裡有點像王朔早期小說裡的青少年﹐其實是一種管束難以完全達到之後的放松的狀態﹐是一種意外地從意識形態網絡中逃脫的境遇﹐日常生活的嚴峻和樂趣都通過小說呈現了出來。這種“現實”題材裡完全沒有當時小說的浪漫特征﹐而他反諷的調子又讓他的小說真正顯示了一種“間離”和“投入”的混合﹐這其實真正超越了八十年代“新時期”文學的規定性。他凸顯了日常生活和人性欲望的難以逃避 ﹐又用間離的方式透視了這些生活的限度和問題﹐這些我們當時的“主體”想象根本難以理解和認知的東西。而王小波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對“知青”生活的把握所提供的經驗當然是八十年代文學的另類﹐他在那時是一個先知﹐但卻並沒有用先知的樣子裝扮自己﹐但他其實看到了當時文學的真正局限和問題﹐也看到了這種浪漫主體性的不可能。
在九十年代的“後新時期”﹐王小波的作品所涉及到的許多邊緣事物都是我們在那個時代所陌生的﹐卻也是那個時代明智的聲音之一。到了九十年代﹐王小波小說的想象力更加汪洋恣肆﹐他穿越了時空的界限﹐大膽地探究人類生活的各種形態。我覺得像《東宮西宮》這種人類邊緣生活的探索是我們當時難以想象的﹐而所謂《青銅時代》﹑《黑鐵時代》裡面也包含了對于人性的復雜性的認真探究。
在九十年代的“後新時期”﹐他的作品所涉及到的許多邊緣事物都是我們在那個時代所陌生的﹐卻也是那個時代明智的聲音之一。這個“後新時期”正是一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後過渡期”﹐是全球化力量開始真正顯示出來的時期。一個新的物質性時代已經到來﹐康德式的“主體”似乎不得不讓位于黑格爾式的“大歷史”﹐當時不少知識分子用“人文精神”失落﹑社會已經進入所謂“曠野上的廢墟”的描述來看待中國當時的新變化。他們一方面認為社會墮落﹐另一方面認為中國順利發展不可能。這當然是覺得浪漫的“主體性”已經難以實現﹐但又沒有意識到其實中國有自己獨特的選擇和道路的張皇與焦慮。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中國的市場化其實是在全球化的深刻支撐之下發展的﹐有其自身的規律。
當時進行的所謂“人文精神”大討論﹐其實就是一些對于這種深刻變化感到沒有任何闡釋能力的人和一些不斷面對現實的人之間的論爭。當時的論爭沒有結論﹐但歷史在今天已經做出了結論﹐一個“新新中國”其實正是通過那個時期一系列重大變化而得以出現。無論如何﹐我們並沒有得到一個噩夢般的未來。王小波這時的寫作處于一種高度自由的狀態﹐他一面以小說觀察人性的幽暗和復雜的側面﹐一面以隨筆介入了時代的論爭和文化的批評。他一面直面當下的種種問題﹐一面仍然在思考人類存在的微妙和復雜。他在當時毫無疑問是文學的邊緣﹐卻提供了一種和主流知識界完全不同的聲音。在大討論中他顯然是站在“人文精神”焦慮的對面﹐他的意見當然是傾向于對“人文精神”觀念表達不同﹐因為他知道人性的現實存在﹐也知道用焦慮超越這種現實的虛妄。但王小波的長處在于他對于這些問題的理解並不僅僅來自于時代本身﹐而是來自對于普遍人性的一種體察。
當時的王小波其實已經得到了許多知識界明智之士的激賞。我自己可以作證的是﹐如劉心武先生就多次高度地贊賞王小波了﹐我敬佩劉心武先生的是王小波得到大名之後﹐他從來也沒有談起過自己和王小波的交往。可以說﹐在王小波沒有被自己的時代所認識的時候﹐他已經有了知音。我這樣描述他當時的形象﹕他對于人類的種種行為都抱有一種智者的態度。他一面帶有看透世界的超然與平和﹐能夠將人類的天真和片面作為小說的對象﹔但他從來沒有蔑視過人們日常生活的欲望和向往。他的另一面是格外地入世﹐格外地喜歡普通的人生。
他並不像道德家那樣有潔癖﹐而是對于人類的欲望有深入的理解和感情。在這方面他像寫《巨人傳》的拉伯雷﹔但他又能夠穿透人生的荒謬和無聊﹐揭開我們可笑的東西﹐讓我們感到自己的淺陋﹑荒誕和微末﹐這時他又像寫《變形記》的卡夫卡。王小波的自由不是那種帶“主義”的知識或意識形態的想象﹐而是一種帶有幽默感的超脫和投入的不可思議的混合。在那場九十年代初轟動一時的“人文精神”的討論中﹐王小波反而是和他故去後的許多追隨者不同﹐顯然對當時被斥責的王蒙和王朔的觀點有較多的同情和理解。他不是一個清教徒或聖人﹐而是一個人生的智者。
這讓他也和五四以來形成的一整套現代性的“文學制度”並不和諧﹐他並不被正統的文學界認可其實正是這一制度對他難以認同的表征。他的自由讓他並不簡單地成為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的傳人﹐而是一個和“新文學”缺少關系的另類。王小波的自由其實在于他的邊緣性﹐將他變成五四主流的傳人其實沒有辦法認識他的意義。他的小說有非常普通的欲望﹐他對于“性”的表現也是驚世駭俗的﹐有志怪和傳奇﹐有稀奇古怪的想象力在汪洋恣肆。這些其實都是新文學的旁門左道﹐這裡沒有那種宏大的話語﹐沒有那種大敘事帶來的秩序﹐而是有一種來自欲望和日常生活的活力與想象力和超越性的奇怪混合。其實王小波和張愛玲有一種相似﹐他們其實都在新文學的文學制度之外﹐卻能夠真正創造一個新的天地。他的小說和隨筆的力量並不在于他有一種刻板的意識形態﹐而是在于他對于所有的價值和意識形態的尖刻追問和對于人類生活的深刻同情和悲憫。
其實王小波並不是在他故去之後被塑造的那個反抗世間不平的英雄﹐而是一個對于人類問題有異常深切體察的平常人。他所代表的是五四新文學傳統之外的異類﹐這種異類的特征在于它所關切的是和新文學完全不同的東西。新文學的企圖是徹底超越人性的局限,達到一種主體的解放﹔而王小波卻懷疑人性改造的結果。王小波對于人性被欲望所撥弄的狀態有深切的體察,于是他在改造和提升人性的偉大進程中,卻看到了其間人性不可改造的方面,看到了人的“感官性”的不可克服和超越。他的這種感官性的表現沒有否定和批判﹐也談不上怎樣欣賞和迷戀,他並不試圖改造它的讀者,也不試圖壓抑這種感官性,而是直面感官性的不可克服和不可超越﹐ 他用一種狂歡式的風格將人們置于一個哈哈鏡式的處境之中。無論是他的小說還是隨筆﹐都飽含著一種對于感官性的高度敏感,小說所涉及的是感官性的體驗和任何時代中人性所難以控制的欲望。
正是這些使得他在異常地深入了自己時代的同時又異常地出世﹐但他不是一個來自“鴛鴦蝴蝶派”的人物﹐因為他並不簡單地認同于欲望﹐他其實看到了欲望的局限和問題﹐他由此而格外清醒和明智﹐但他又不相信那種身心二元的超越性。他還是相信人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們原始本能的支配﹐這似乎和認知科學或者基因科學一類的知識有點接近。我有點懷疑他曾經接觸過這一類的知識。
這使得王小波的聲音其實仍然和其他人大不相同﹐他的小說讓人感到一種沉浸其中的閱讀的樂趣。但這種樂趣其實是來自他的對世間萬物的理解和同情﹐但他的小說又有讓你感到不適的地方﹐他永遠挑戰你所學到的一切﹐讓你超越你的常識去看待世界。他好像一面哈哈鏡﹐誇大了我們局限的同時也擴展了我們的認知能力﹐讓我們重新看到自己和世界。
王小波已經逝去十年﹐當年寂寞潦倒的他今天已經成了大眾傳媒中塑造的超級英雄﹐如果我們認為他在和自己的時代進行一場拔河比賽的話﹐最後究竟是誰贏了﹖王小波已經逝去十年。今天他的作品已經成了經典﹐今天的他本人也已經成了大眾傳媒中塑造的新的超級英雄﹐但我的問題還依然存在﹕我覺得我們神化他﹐其實是對他做另外一種控制的嘗試﹐他曾經在生前如此執著地嘗試擺脫各種控制和束縛﹐但他阻擋不了我們來控制他。我們把他看成偉人的時候﹐卻也將他納入了他並不想進入的話語。他終于等到了他對于那些話語的勝利﹐但具有某種諷刺意味的是﹐最後他卻被他曾經如此尖銳地批判的東西所極度推崇﹐當他所嘲笑的變成了他最熱烈的擁護者的時候﹐這究竟是勝利還是報復﹖如果我們認為他在和自己的時代進行一場拔河比賽的話﹐最後究竟是誰贏了﹖這些話裡其實是有一種和王小波經歷了許多相同處境的同時代人的某種悲哀存在。
但今天的王小波仍然有巨大的意義。他有些地方能夠和今天的八零後息息相通﹐他的思考所關心的普遍性的價值和對于人性的一種寬容和理解的態度﹐仍然是我們今天的時代所需要的。八零後其實和過去時代的人們大不相同﹐他們有一點像王小波的地方﹐他們和王小波一樣自我﹐一樣重視人類的感官性的存在﹐一樣有一種對于我們世俗性的直接的感覺。但他們似乎缺少王小波的那種力量﹐那種對于人性的通達和敏銳﹐還缺少他那嘲諷的微笑裡所隱藏的真正的智慧。這種反諷不是今天的 “惡搞”所能企及的。但王小波的遺產仍然在向我們提出著挑戰﹐他的微笑裡面仍然有一種讓我們捉摸不透的光芒﹐吸引我們去認知他存在的價值。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21世紀經濟報道 張頤武
通達的王小波大約也很難想到﹐生前寂寞潦倒的他﹐身後竟然能夠惹來這麼多的熱鬧。王小波這樣形容自己﹕一個又高又瘦又丑的家伙﹐ 渙散得要命﹐出奇的喜歡幻想。然而正是這個“丑陋”的家伙﹐給當時的文壇帶來了深邃獨特的文字和思想﹐在他逝世之後﹐他的作品引起空前的關注。
對比今天王小波所受到的關注﹐他的經歷坎坷﹐而且他的小說也一直不能出版。就在有人准備出版他的作品的時候﹐王小波溘然而逝。王小波已經逝去十年﹐今天﹐ 他的作品已經成了經典﹐他本人也已經成了大眾傳媒中塑造的新的超級英雄﹐他終于等到了他對于那些話語的勝利﹐但具有某種諷刺意味的是﹐最後他卻被他曾經如此尖銳地批判的東西所極度推崇﹐當他所嘲笑的變成了他最熱烈的擁護者的時候﹐這究竟是勝利還是報復﹖
王小波生前其實還沒有多少認識和理解他的人﹐他會感到寂寞﹐但他的消逝卻意外地使得一個時代發現了他﹐這種發現讓他有了前所未有的熱鬧。王小波已經故去十年了﹐歲月的流逝並沒有讓他的沖擊力變得淡化﹐而是仍然讓人們感覺到他的存在。王小波仍然在我們的視野中﹐而且不斷地提供我們進行新的反思的可能性。王小波的生命本身已經逝去﹐但他所寫下的那些文本卻仍然在這個世界上漂流﹐會繼續被我們不斷地闡釋和閱讀﹐同時通過這種闡釋和閱讀得到新的展開。生命的實體不復存在﹐但生命的蹤跡卻總要被人們追尋。
王小波已經變成了一段無法磨滅的記憶﹐一些無法回避的文本﹐一片無法消逝的感情。所以﹐我們在十年後再看王小波﹐才會發現他突然離去所造成的震撼已經平復 ﹐對于他的作品的熱忱地發現過程已經完成﹐他的生平事跡幾乎已經人所共知﹐但他的真正價值和意義似乎還有待我們再度思考。
王小波生前其實還沒有多少認識和理解他的人﹐他會感到寂寞﹐但他的消逝卻意外地使得一個時代發現了他﹐這種發現讓他有了前所未有的熱鬧。我們今天在十年後紀念王小波﹐當然是對于逝者的無限的追念和緬懷﹐但同時更需要在當下發現他的真正的價值。在大家都開始回憶和紀念的時候﹐我們可以通過對于他的閱讀和理解再度接近他﹐這種接近不僅僅是感情的表達﹐也是思考的結果。
對于我﹐王小波不是一種私人感情的記憶﹐我和他的來往其實非常少﹐沒有專門提及的價值﹐但他卻在這不多的來往中給了我極為深刻的印象﹐我覺得他是一個時代的不可思議的見證﹐他在一個充滿熱情的八十年代就已經開始超越它﹐這讓我們這些曾經沉浸在那個時代裡的人感到一種驚奇﹐也觸動我們的思考。所以﹐王小波是某種超越了自己時代的奇人﹐他有一種從自己的時代裡超脫的奇異稟賦﹐但他又和那個時代息息相關。我其實已經寫過探究王小波的文章﹐但這一次我想不僅僅是談論王小波﹐也是討論王小波和三十年來中國的價值觀與社會轉變歷史之間的關聯﹐通過這樣的探究凸顯王小波的價值﹐也凸顯這個時代和王小波之間的對話關系。
八十年代是一個以啟蒙的精神創造未來的階段﹐知青文學的主潮都存在于找回失落的青春和獲得人性解放的焦慮之中。從那時開始﹐他的創作就和當時整個時代的思潮拉開了距離。
我在幾年前寫的一篇文章中敘述了王小波和我的關系﹕“第一次知道王小波是在八十年代的後期﹐我剛剛留在北大教書。一位社會學系的同仁拿來一本香港出版的《王二風流史》。那是一本小冊子﹐其實是後來大家都知道的《黃金時代》的前身。當時我就被這部書的獨特的風格和與八十年代知青文學截然不同的表述所震動﹐ 感到一種新的文學在生長的力量。這種文學沒有受到當時的文學制度和既成話語的制約﹐而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跡。王小波完全是特立獨行地追求自己的文學想象。他的想象力的穿透性和力量來自于他的自由的精神。
九十年代﹐有一次《戲劇電影報》的活動﹐我們坐在鄰座﹐當時他和我聊天的內容是關于各種稀奇古怪的事情。一次劉心武先生請客﹐我們鄰座﹐聊的也是這一類的話題。關于當時許多人視為怪異的同性戀的隱秘活動﹐關于社會的種種出軌的行為﹐他都能夠心平氣和地﹑悠然地思考和觀察。但同時﹐他又偶有尖銳的嘲諷和磊落的不平。他始終帶著一種超然的﹐卻並不超脫的微笑看著大家。
我始終難以忘懷這微笑。這微笑裡有一種對人們的幼稚的超然觀察﹐好像我們的天真和笨拙是與生俱來﹐無法擺脫的﹐所以他能夠笑著看我們。另一方面﹐他也能夠悟到自己其實是這幼稚和平常的人生中的一員﹐我們的笨拙和天真其實他也難于擺脫。所以這裡有一點嘲笑讓他和我們分開的同時﹐又有一點真誠讓我們和他相連。我們是他的一面鏡子﹐幫助他看透自己﹐我們也有機會透過他看透我們自己。那時王小波還沒有今天這樣的名聲﹐卻有著一種獨特的風格和性格﹐讓人難忘。後來﹐ 他成了許多人的信仰對象﹐成了一個反抗的聖人和洞見一切的超人﹐我想這未必是他之所願。”
今天想來﹐這些話所描述的王小波的印象仍然刻在我的心中。我所觀察的王小波精神的核心其實就是和自己的時代不合拍﹐他用一種我們當時難以理解的平淡的﹑飽含幽默和嘲諷的語調洞察我們的人生。
其實﹐從八十年代開始﹐他的創作就和當時整個時代的思潮拉開了距離。八十年代今天看來是一個我們社會變化的關鍵時期﹐人們在那個時期其實試圖尋找一種新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其實就是今天的社會。但當時我們大家都不會想到﹐我們的浪漫追求到來時居然如此平常。我們當時覺得理想會給予我們的輝煌﹐其實是無限超越性的存在﹐是一種至高的境界。而王小波最為獨特的地方就是他和當時的時代主潮並不一致﹐卻意外地和不可思議地感知了一個新的時代﹐是一個和日常生活相聯系的時代﹐一個平常的時代。我從《黃金時代》那些關于知青生活的作品中所讀到的是一種來自感官的敏感﹐一種直覺的銳利。
八十年代是一個以啟蒙的精神創造未來的階段﹐知青文學的主潮都存在于找回失落的青春和獲得人性解放的焦慮之中。當時的精神狀態是以一種非常具有理想性的狀態去追求一個新世界而展開的﹐真正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知青文學的人其實是梁曉聲﹑孔捷生等人。他們的文學所表現的是一種青春被出賣的焦慮﹐他們狂熱追求的理想被計劃經濟下的壓抑和片面的宣傳所誤導後陷入了難以自拔的困境。其實“文革”的理想最終幻滅之後﹐我們就會看到一種消極的生活形態的出現﹐就像劉心武當時發表在《中國青年》雜志上的名作《醒來吧﹐弟弟》中對社會失望而消沉的弟弟﹐面對社會已經“看透”了的一切﹐發現了“文革”理想最終的虛幻性﹐感到上當受騙的失望﹐于是沉入了一種消極。
但這種消極其實是高度精神性的﹐它們其實在詢喚一種新的浪漫的精神性的到來。“消極”在此並不是對于日常生活價值的肯定﹐而是在一種無能為力的等待中﹐等待著新的狂熱的理想的到來。所以﹐在八十年代初進行的有關“潘曉”的討論命題───“人生的路為什麼越走越窄”───中其實就包含著一個反向的期待﹐在 “為什麼”的追問中所包含的就是對于“越走越寬”的期待和呼喚﹐也是再度獲得從“文革”理想的失敗中走出的新精神的渴望。
然後﹐這種困境在新的時代通過啟蒙的理想可以被超越﹐這種知青文學的主潮是和“新時期”的文化完全契合的﹐它其實揭示了一種新的精神性追求因素來超越墮入生活困境的可能。這裡所找到的就是新的“主體”解放的沖動﹐當年試圖獲得最終“解放全人類”的沖動﹐今天轉變成了個人的“主體”解放的沖動。當時的文化展現了一種無所畏懼的氣質﹐一種要求從計劃經濟的集體性話語中脫離出來的勇氣和願望。
其實﹐八十年代文化的關鍵正是在于一種對康德“主體性”觀念新的展開﹐李澤厚《批判哲學的批判》一書(1984年版)有一個異常重要的附論﹕《康德哲學與建立主體性論綱》﹐這篇文章似乎包含著整個八十年代思想的核心命題。李澤厚在這篇文章中點明﹕“康德的體系把人性(也就是人類的主體性)非常突出地提出來了。”(《批判哲學的批判》第424頁)。而李澤厚的發揮似乎更加重要﹕“應該看到個體存在的巨大意義和價值將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個體作為血肉之軀的存在﹐隨著社會物質文明的進展﹐在精神上將愈來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獨特性和無可重復性。”(《批判哲學的批判》第434頁)這裡李澤厚召喚康德的幽靈其實是對于八十年代新精神的召喚﹐“主體性”正是整個八十年代從原有的計劃經濟話語中脫離的基礎﹐而這個“主體性”正是新的“現代性”的展開的前提。這時文化的精神性的“主體”卻又是“血肉之軀”。
于是﹐我們發現即使是身體的欲望在八十年代也具有了一種不可思議的精神性意義。我最近看到一位八十年代有影響的人物有關八十年代的一個訪談﹐其中他談到了一些八十年代重要思想家的一次裸泳﹐他們投入水中﹐自由游動。這個行動被賦予了非常重要的含義﹐它變成了一種精神自由﹐成了沖破一切限制的象征﹐肉體的解放也被賦予了無限崇高的含義。如果我們把這個行為和1988年的裸體藝術展所引發的轟動聯系起來﹐就可以看到當時我們把身體的精神價值加以無限放大的取向。如果在今天﹐我們可能覺得這是一個笑話﹐這樣的行為就在博客或者跟帖裡變成了一種八卦或奇聞﹐而絕對不可能被理解為有這樣巨大的意義。那時的文化氛圍有一種熱忱﹐把一切都理解為精神解放和主體超越“異化”﹐是一種自我實現的結果。那是從計劃經濟中脫離出來的最初的沖動﹐我們都有一種強烈的﹑浪漫的熱情 ﹐一種狂飆突進的狂熱。這些新的理想﹐替代了“文革”後已經徹底破碎的理想﹐這種時代氛圍其實抓住了每一個人。
但當我初次閱讀《王二風流史》時﹐發現他完全不在這樣的氛圍之中﹐他有一種我們從未有過的﹑對人類日常生活的平淡的理解﹐也有一種對人類欲望的真實表現。他有關知青的描寫中﹐理想的宏大敘事其實只是一些模糊迷離的碎片﹐根本難以成為生命的支柱﹐而人類生活的那種世俗性其實我們根本不可能化解和超越。其實王小波對人性的理解﹐不可思議地脫離了八十年代對“主體”追尋的浪漫的主潮﹐他揭示了任何理想和超越的嘗試都難以跨出人性具體而微的限制﹐也許這是因為他很早就在美國留學﹐接觸了許多新的對人性更復雜的看法。他寫出的是我們受到欲望的撥弄後無能為力的狀態﹐我們雖然有許多文化上超越性的想象﹐但卻無法閃避現實生活的堅硬和脆弱﹐我們一面受到環境的限制﹐一面又受到欲望的吸引﹐于是難以突破這些東西的具體存在。
王小波其實讓自己的小說回到了日常生活真實的﹑不可回避的沖突之中了﹐“知青”在這裡有點像王朔早期小說裡的青少年﹐其實是一種管束難以完全達到之後的放松的狀態﹐是一種意外地從意識形態網絡中逃脫的境遇﹐日常生活的嚴峻和樂趣都通過小說呈現了出來。這種“現實”題材裡完全沒有當時小說的浪漫特征﹐而他反諷的調子又讓他的小說真正顯示了一種“間離”和“投入”的混合﹐這其實真正超越了八十年代“新時期”文學的規定性。他凸顯了日常生活和人性欲望的難以逃避 ﹐又用間離的方式透視了這些生活的限度和問題﹐這些我們當時的“主體”想象根本難以理解和認知的東西。而王小波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對“知青”生活的把握所提供的經驗當然是八十年代文學的另類﹐他在那時是一個先知﹐但卻並沒有用先知的樣子裝扮自己﹐但他其實看到了當時文學的真正局限和問題﹐也看到了這種浪漫主體性的不可能。
在九十年代的“後新時期”﹐王小波的作品所涉及到的許多邊緣事物都是我們在那個時代所陌生的﹐卻也是那個時代明智的聲音之一。到了九十年代﹐王小波小說的想象力更加汪洋恣肆﹐他穿越了時空的界限﹐大膽地探究人類生活的各種形態。我覺得像《東宮西宮》這種人類邊緣生活的探索是我們當時難以想象的﹐而所謂《青銅時代》﹑《黑鐵時代》裡面也包含了對于人性的復雜性的認真探究。
在九十年代的“後新時期”﹐他的作品所涉及到的許多邊緣事物都是我們在那個時代所陌生的﹐卻也是那個時代明智的聲音之一。這個“後新時期”正是一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後過渡期”﹐是全球化力量開始真正顯示出來的時期。一個新的物質性時代已經到來﹐康德式的“主體”似乎不得不讓位于黑格爾式的“大歷史”﹐當時不少知識分子用“人文精神”失落﹑社會已經進入所謂“曠野上的廢墟”的描述來看待中國當時的新變化。他們一方面認為社會墮落﹐另一方面認為中國順利發展不可能。這當然是覺得浪漫的“主體性”已經難以實現﹐但又沒有意識到其實中國有自己獨特的選擇和道路的張皇與焦慮。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中國的市場化其實是在全球化的深刻支撐之下發展的﹐有其自身的規律。
當時進行的所謂“人文精神”大討論﹐其實就是一些對于這種深刻變化感到沒有任何闡釋能力的人和一些不斷面對現實的人之間的論爭。當時的論爭沒有結論﹐但歷史在今天已經做出了結論﹐一個“新新中國”其實正是通過那個時期一系列重大變化而得以出現。無論如何﹐我們並沒有得到一個噩夢般的未來。王小波這時的寫作處于一種高度自由的狀態﹐他一面以小說觀察人性的幽暗和復雜的側面﹐一面以隨筆介入了時代的論爭和文化的批評。他一面直面當下的種種問題﹐一面仍然在思考人類存在的微妙和復雜。他在當時毫無疑問是文學的邊緣﹐卻提供了一種和主流知識界完全不同的聲音。在大討論中他顯然是站在“人文精神”焦慮的對面﹐他的意見當然是傾向于對“人文精神”觀念表達不同﹐因為他知道人性的現實存在﹐也知道用焦慮超越這種現實的虛妄。但王小波的長處在于他對于這些問題的理解並不僅僅來自于時代本身﹐而是來自對于普遍人性的一種體察。
當時的王小波其實已經得到了許多知識界明智之士的激賞。我自己可以作證的是﹐如劉心武先生就多次高度地贊賞王小波了﹐我敬佩劉心武先生的是王小波得到大名之後﹐他從來也沒有談起過自己和王小波的交往。可以說﹐在王小波沒有被自己的時代所認識的時候﹐他已經有了知音。我這樣描述他當時的形象﹕他對于人類的種種行為都抱有一種智者的態度。他一面帶有看透世界的超然與平和﹐能夠將人類的天真和片面作為小說的對象﹔但他從來沒有蔑視過人們日常生活的欲望和向往。他的另一面是格外地入世﹐格外地喜歡普通的人生。
他並不像道德家那樣有潔癖﹐而是對于人類的欲望有深入的理解和感情。在這方面他像寫《巨人傳》的拉伯雷﹔但他又能夠穿透人生的荒謬和無聊﹐揭開我們可笑的東西﹐讓我們感到自己的淺陋﹑荒誕和微末﹐這時他又像寫《變形記》的卡夫卡。王小波的自由不是那種帶“主義”的知識或意識形態的想象﹐而是一種帶有幽默感的超脫和投入的不可思議的混合。在那場九十年代初轟動一時的“人文精神”的討論中﹐王小波反而是和他故去後的許多追隨者不同﹐顯然對當時被斥責的王蒙和王朔的觀點有較多的同情和理解。他不是一個清教徒或聖人﹐而是一個人生的智者。
這讓他也和五四以來形成的一整套現代性的“文學制度”並不和諧﹐他並不被正統的文學界認可其實正是這一制度對他難以認同的表征。他的自由讓他並不簡單地成為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的傳人﹐而是一個和“新文學”缺少關系的另類。王小波的自由其實在于他的邊緣性﹐將他變成五四主流的傳人其實沒有辦法認識他的意義。他的小說有非常普通的欲望﹐他對于“性”的表現也是驚世駭俗的﹐有志怪和傳奇﹐有稀奇古怪的想象力在汪洋恣肆。這些其實都是新文學的旁門左道﹐這裡沒有那種宏大的話語﹐沒有那種大敘事帶來的秩序﹐而是有一種來自欲望和日常生活的活力與想象力和超越性的奇怪混合。其實王小波和張愛玲有一種相似﹐他們其實都在新文學的文學制度之外﹐卻能夠真正創造一個新的天地。他的小說和隨筆的力量並不在于他有一種刻板的意識形態﹐而是在于他對于所有的價值和意識形態的尖刻追問和對于人類生活的深刻同情和悲憫。
其實王小波並不是在他故去之後被塑造的那個反抗世間不平的英雄﹐而是一個對于人類問題有異常深切體察的平常人。他所代表的是五四新文學傳統之外的異類﹐這種異類的特征在于它所關切的是和新文學完全不同的東西。新文學的企圖是徹底超越人性的局限,達到一種主體的解放﹔而王小波卻懷疑人性改造的結果。王小波對于人性被欲望所撥弄的狀態有深切的體察,于是他在改造和提升人性的偉大進程中,卻看到了其間人性不可改造的方面,看到了人的“感官性”的不可克服和超越。他的這種感官性的表現沒有否定和批判﹐也談不上怎樣欣賞和迷戀,他並不試圖改造它的讀者,也不試圖壓抑這種感官性,而是直面感官性的不可克服和不可超越﹐ 他用一種狂歡式的風格將人們置于一個哈哈鏡式的處境之中。無論是他的小說還是隨筆﹐都飽含著一種對于感官性的高度敏感,小說所涉及的是感官性的體驗和任何時代中人性所難以控制的欲望。
正是這些使得他在異常地深入了自己時代的同時又異常地出世﹐但他不是一個來自“鴛鴦蝴蝶派”的人物﹐因為他並不簡單地認同于欲望﹐他其實看到了欲望的局限和問題﹐他由此而格外清醒和明智﹐但他又不相信那種身心二元的超越性。他還是相信人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們原始本能的支配﹐這似乎和認知科學或者基因科學一類的知識有點接近。我有點懷疑他曾經接觸過這一類的知識。
這使得王小波的聲音其實仍然和其他人大不相同﹐他的小說讓人感到一種沉浸其中的閱讀的樂趣。但這種樂趣其實是來自他的對世間萬物的理解和同情﹐但他的小說又有讓你感到不適的地方﹐他永遠挑戰你所學到的一切﹐讓你超越你的常識去看待世界。他好像一面哈哈鏡﹐誇大了我們局限的同時也擴展了我們的認知能力﹐讓我們重新看到自己和世界。
王小波已經逝去十年﹐當年寂寞潦倒的他今天已經成了大眾傳媒中塑造的超級英雄﹐如果我們認為他在和自己的時代進行一場拔河比賽的話﹐最後究竟是誰贏了﹖王小波已經逝去十年。今天他的作品已經成了經典﹐今天的他本人也已經成了大眾傳媒中塑造的新的超級英雄﹐但我的問題還依然存在﹕我覺得我們神化他﹐其實是對他做另外一種控制的嘗試﹐他曾經在生前如此執著地嘗試擺脫各種控制和束縛﹐但他阻擋不了我們來控制他。我們把他看成偉人的時候﹐卻也將他納入了他並不想進入的話語。他終于等到了他對于那些話語的勝利﹐但具有某種諷刺意味的是﹐最後他卻被他曾經如此尖銳地批判的東西所極度推崇﹐當他所嘲笑的變成了他最熱烈的擁護者的時候﹐這究竟是勝利還是報復﹖如果我們認為他在和自己的時代進行一場拔河比賽的話﹐最後究竟是誰贏了﹖這些話裡其實是有一種和王小波經歷了許多相同處境的同時代人的某種悲哀存在。
但今天的王小波仍然有巨大的意義。他有些地方能夠和今天的八零後息息相通﹐他的思考所關心的普遍性的價值和對于人性的一種寬容和理解的態度﹐仍然是我們今天的時代所需要的。八零後其實和過去時代的人們大不相同﹐他們有一點像王小波的地方﹐他們和王小波一樣自我﹐一樣重視人類的感官性的存在﹐一樣有一種對于我們世俗性的直接的感覺。但他們似乎缺少王小波的那種力量﹐那種對于人性的通達和敏銳﹐還缺少他那嘲諷的微笑裡所隱藏的真正的智慧。這種反諷不是今天的 “惡搞”所能企及的。但王小波的遺產仍然在向我們提出著挑戰﹐他的微笑裡面仍然有一種讓我們捉摸不透的光芒﹐吸引我們去認知他存在的價值。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