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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近代从西方传来的一种社会思潮。它最初发韧于17世纪的西欧;也有人认为民族主义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以后推广到整个欧洲,并经过美国的独立战争扩展到美洲,到了20世纪,则风靡到全世界每个国家,其主要标志就是民族国家的兴起。
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史与它所拥有的号称5,000年辉煌灿烂的古代历史形成了鲜明对照。这在中国人──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社会精英──的心理上造成了严重挫伤和沉重压力,使国人在情感与行为上很容易趋向极端──从妄自尊大到极度自卑、盲目排外。这一点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我在国外访问时与许多西方学者交换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成因,谈到这个情结时他们大都感到困惑不解。[2] 但是,理解这一情结对于认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以及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感情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民族主义发生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其特性与功能或与其它民族相似,但也有源于文化积淀的成份,大致可分为消极性与积极功能两类。
中国民族主义的消极特性
之一即妄自尊大。
其二为“排外情结”。
其三可曰国民劣根性。
积极功能。
其一是可聚合民族、抵御外侮。
其二是有助于恢复和保存丰富而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丰富社会的价值资源和文化生活。
其三是鼓励民族自强。
目前“新民族主义”并非统一的观念体系,其内容及成份相当芜杂,官方与民间的认知也有相当差异。官方的民族主义定位为爱国主义,其主张是,人民既然爱国就应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在民间则表现为呼唤中国要强大、要反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宰世界。近年来知识界有部份人认为,民族主义有排外之嫌,宜以爱国主义代之。在诸多民族主义论调中,最激进的是“说不”派,他们在代表作《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中大声疾呼:我们的青年应拥有这种自豪感,我们要准备打仗。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15] 有人甚至提出,在新的极权主义统治这个世界后,李白诗中那“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侠客精神乃未来人类的唯一拯救。[16] 不难看出,他们的极端主张与本.拉登和塔利班的“圣战”理念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新民族主义崛起的原因很多,除前述历史渊源外,笔者以为还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失败与重建合法性的需要。对执政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共而言,意识形态乃统治合法性之重要基础。官方意识形态主要由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简称共社集爱)4部份组成;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正确性之依据,社会主义是阶段性理论纲领,集体主义是组织控制的依据和伦理基础,爱国主义则是凝聚人心的口号和旗帜。它曾在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巩固并强化了中共的一党专政,使广大民众包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真心以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但中共执政的历史结果及社会的变迁已宣告这种意识形态的失败。首先,《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共产主义宗旨是消灭私有制、剥削和资本主义,但以共产主义理念为统治合法性基础的中共,如今却正大力发展私有制、纵容剥削、实行“权贵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理念事实上已弃如敝履。其次,社会主义理念之3大基本特徵(“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17]在当下的中国已变得面目全非,民营经济和私有企业异军突起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计划经济已为市场经济所取代,按劳分配则由按要素分配或按资本份配所取代。苏联及东欧的转型也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消亡和20世纪全球性社会主义大试验的失败。再次,在目前人们价值观念嬗变与崇尚个人主义的时代,集体主义也不再被大多数人所奉行。由于意识形态的失败直接导致信仰和信任危机以及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执政党不得不对官方意识形态修修补补,以继续维系其合法性。而在“共、社、集”都已失效的现实面前,唯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还具有相当号召力。所以鼓动爱国主义就成为执政党修补意识形态的最佳选择。
以意识形态工具从事社会和政治动员往往采取煽情方式,而煽情的有效手法即制造一种“乌托邦”信念,此乃官方民族主义宣传的重要特点。不管官方民族主义宣传所构造的“乌托邦”如何虚幻,只要它能有效地吸引民众并造成信从者的入魔状态[18],宣传者就会乐此不疲地煽动下去。美国康乃尔大学安德生教授(Anderson)认为,通常意义上的官方民族主义,是指国家掌权者因害怕地方分离主义可能瓦解民族国家,而以人为制造出来的民族主义作为维系民族国家整合的意识形态。但中国的官方民族主义与此含义不同,它被称为爱国主义,主要是指在执政党的威权统治下抵御外部势力的挑战,以捍卫执政党及其政权的合法性。因此,中共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爱国必须爱党”,这突显出中国式官方民族主义的性质,它完全服务于执政党重塑合法性的政治策略。
“新民族主义”的崛起还与传媒被长期垄断下的舆论误导有关。执政党一向视大众传媒为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并通过其党务宣传部门高度垄断、“严防死守”,由此导致了“舆论”的高度一律。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几乎全部掌控在党的手中,连互联网也受到严密管制。个别媒体稍稍开放一点就受到严厉惩戒, 2001年以来已有《南方周末》、《书屋》、《南方都市报》、《信息时报》、《北京青年报》、《国际金融报》、《广州日报》等一批媒体受到整肃。[19] 这种状况导致被《宪法》称为“国家主人”的民众无法享有最基本的知情权。长期的信息操纵与“舆论导向”可以产生一种社会控制力,使人们的思想和情绪发生偏移。“六四”之后的意识形态宣传目标是,对内“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外“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并把“爱国主义”教育列为“五热爱”之首。
所谓的“反自由化及和平演变”所针对的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六四”后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而美国一直坚持人权外交政策,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对立极为尖锐,执政党把美国视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尽管出于对美国实力的考虑,中共政权在外交上不敢真正与美国翻脸,但在国内的舆论造势上却通过垄断言论的权力极尽“妖魔化”美国之能事。美国在国内外的每一点失误或问题都被放大为其制度的缺陷,或夸张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恶果。中国的主流媒体一直向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灌输对美国的仇恨,甚至不惜歪曲和捏造历史,声称远在列强瓜分中国的时代美国就是、而且一直是世界上唯一“亡我之心不死”的超级霸权。这样就利用制造舆论的力量达到了通过正当组织动员达不到的阴暗目的。[20] 许多迹象表明,执政党长期操纵舆论、控制信息、强制性灌输洗脑,已在民间造就出自发性的反美民族情绪;民族振兴被人为地与强化政权的权威捆在一起,增强国力军力与反对美国霸权互为表里,中国正加速向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演变。“911”之后部份国民的歇斯底里发作,正是中共多年的怨妇腔调和仇恨教育、支持或默许无赖国家和伊斯兰“圣战”等外交政策、特别是反美仇美的意识形态灌输、控制“舆论导向”和剥夺民众知情权等做法所导致的必然恶果。[21]
“新民族主义”的崛起也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力增强有关。多年来中国经济维持了较快的增长,2000年GDP跃居世界第七位,外汇储备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2001年获准加入了WTO,还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这些指标与事件大大刺激了国人及海外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强化了“大中国情结”。在此背景下,一些知识精英提出了“大中国”构想,以“政治中国”(指拥有国家主权的、有领土界定的中国)为中心,以“经济中国”(指世界各国的华人经济、商业纽带所连接的共同体)为基础,以“文化中国”(指有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地区)为外围,视21世纪为“太平洋的世纪”,而在环太平洋国家中则中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22]
当然,国内也有学者对“新民族主义”的主张和表现持怀疑态度,并直斥为伪民族主义。例如朱智勇即指出:真正的民族主义应该具有价值层面的信仰与绝对的忠诚,而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其实十分稀缺,至少在汉民族中比较少;国人历来是非常注重私利与讲求现实的,从古到今为了某种价值而忠诚信守者一向不多;在于己无害的情况下,人人都可以表达或渲泄一下民族情绪,一旦出现某种风险的时候,许多人会立即逃之夭夭或噤若寒蝉;而当有某种好处如出国留学、国外定居、外企任职时,则趋之若骛、去无反顾。因此,这种所谓的民族主义是很不可靠和多变的,并没有多少真实的力量,与其说是“新民族主义”,不如说是伪民族主义。[23] 确实,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托派”(指参加英语托福考试)人数呈直线上升之势,许多在校学生声讨完美国霸权之后立即投入“托福”考试,千方百计地争取到美国留学[24];申请到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定居的人数也在迅速增加。
王力雄在论述“911”事件时也指出:西方国家不应被中国的民族主义表象所迷惑。当前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只是一种足球流氓式的宣泄──为己方球队加油助威和起哄辱骂对方球队而已──没有真值得世界畏惧的威胁。真正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信仰,是要像“911”死士那样为之舍生取义的;而经过百年“翻饼”最终坠入全民逐利的中国,早已失去信仰立足的基础,起哄时可以个个踊跃,上战场则会找不到人影。一旦中国进入一个信息开放、言论自由的多元社会,不再受一党专政的政治煽动和洗脑,中国今日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不可理喻,很快就会发生变化。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不是中国人民的问题,而是中国专制权力的问题。要避免未来中国成为世界的“黄祸”,唯有改变中国的专制权力。[25]
笔者以为,可把民族主义区分为“健康的民族主义”和“病态的民族主义”两种,两者之间泾渭分明。
在价值标准方面,“健康的民族主义”会主张人权是第一位的价值,人权高于一切;而主张(国家)主权是第一位的价值、主权高于一切的则属“病态的民族主义”。在理念取向上,“健康的民族主义”会主张中道、宽容、多元;“病态的民族主义”则主张极端、强制、一元。在对外关系上,“健康的民族主义”会主张和平共处,吸收先进思想与事物,反对恐怖主义;“病态的民族主义”则惟我独尊,排斥外来事物,同情恐怖主义。在内政事务上,“健康的民族主义”主张人民主权,自由优先,重视民生;“病态的民族主义”则主张国家至上,实行专制,服从强权。
国内有不少人因长期受舆论宣传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有某些“病态民族主义”的观念,这本身并不可怕,大多数人在拥有知情权后会逐步转变自己的观念。危险在于某些具有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权势人物或权势集团,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能煽动和利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把本国人民和人类社会引向灾难,就象二战时的德、意、日法西斯一样。希特勒用来欺骗与奴役德国人民、建造第三帝国、对外侵略扩张、并把全世界引向战争和灾难的主要工具就是民族社会主义。[30] 纳粹党人也曾提出“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口号。希特勒还说:个人是短暂的,民众是永存的;如果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在个人的神化之中必定导致民众的毁灭,在必要时,民族社会主义则不惜牺牲个人来保护民众。[31] 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也是用国家、爱国的概念来煸动民族沙文主义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则利用天皇权威和忠君爱国思想推行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朱庭光等编写的《法西斯体制》一书[32]汇集了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深入阐释了法西斯体制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到米洛舍维奇、拉登、塔利班及世界上其它极权势力的影像。“病态的民族主义”一旦被政治狂人操纵就会演变成极端性、恶质化的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对人类文明造成毁灭性的后果,20世纪的2次世界大战已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
“健康的民族主义”首先是开放、温和、理性、尊崇个人自决权的民族主义。它对外强调与其它文明的和平共处,并学习和吸收各种有益的成份充实自己;对内它接受多元的价值和文化,主张巩固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构,不致演变为盲目的排外主义。在经济和文化的国际交流与竞争中,任何国家只有勇敢地打开大门,师人之长、弃己之短,摆脱宗法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的束缚,才能真正富强起来,从而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对一个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英勇反抗外国侵略固然是爱国,维护与外国的和平相处关系、开放自己的国家、促进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本国的社会进步,同样体现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是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
“健康的民族主义”还是珍视自由与和平的民族主义。它与“病态的民族主义”的价值观截然不同,会高度珍视自由与和平的崇高价值,如同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诗中所表达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和平与自由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任何形式的暴力在破坏和平的同时也在摧毁自由的基础,若针对无辜平民使用暴力、剥夺他人的自由与生命,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在当今世界上,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已成为自由与和平的主要敌人,对后者构成了致命威胁;一旦恐怖主义和极权主义者掌握了核武器或生化武器之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搞“超限战”,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毁灭性的危险。因此,各国“健康的民族主义”应在维护自由与和平的道义基础上联合起来,结成强大的国际力量,共同制止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对自由与和平的危害。
“健康的民族主义”还是自觉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民族主义。世界主流文明已经历几百年的发展,汲取了几千年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决不仅是某一些国家和地区人们智慧的结晶,也是整个人类几千年发展的积累和结晶。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曾经遭遇到一系列挑战,而对于这种挑战的回应,大多已以经验、特别是以制度安排的形式积累起来。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建立一种能合理配置资源又具有自我发展动力的经济体制,如何建立一种以法治精神与法律体系为基本框架的社会生活的运行机制,如何建立一种能有效地管理国家并制衡权力、克制腐败的宪政民主政治,如何在保证社会总体进步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自由,如何建立一种使科学和理性的精神能正常发育和存在的人文环境,面对这一系列任务,迄今为止除了国际社会公认的现代文明以外,还没有另一种文明能提供更成功的系统经验和制度框架。如果采取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排斥世界主流文明,鼓吹意识形态化的“乌托邦”,显然是没有前途的。[34]
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被导向健康的、开放的、追求自由民主和现代化的道路,那将是中国与世界的幸运。反之,中国的民族主义若被导向病态的、极端的、恶质化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方向,则将是中国与世界的灾难,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了。
【注释】 Go to top of page
[1] 金耀基,“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历史──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百年来现代史的概念架构”,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至第9页。
[2] 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夫妇在《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一书中写道:许多高科技社会的人们很难理解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动机,他们狂热的爱国主义激情使人费解。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3] 陈勤、李刚、齐佩芳,《中国现代化史纲──无法告别的革命》,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
[4] 《孙中山文集》上卷,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485页。
[5] 转引自张磊的《孙中山思想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页。
[6] 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
[7] 孙中山,《建国方略》,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7页。
[8] 转引自沙莲香主编的《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9] 王培元,“华夏中心主义的幻灭与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产生”,《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页。
[10] 《梁启超选集》,“新民说”第5节“论公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3页至214页。
[11] 出处同上,见“论私德”一节。
[12] 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66页至267页。
[13] 刘军宁,“民族主义四面观”,《知识分子立场》,出处同注[9],第13页。
[14] 1999年11月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和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召开了一次讨论台海两岸民族主义的学术会议。参见林佳龙、郑永年主编的《民族主义与两岸关系──哈佛大学东西方学者的对话》,新自然主义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4月出版。
[15] 宋强、张藏藏、乔边等,《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中华工商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41页。
[16] 引自李白的“侠客行”一诗,见房宁、王小东、宋强所着《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75页。
[17] 参见《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524页。
[18] 徐迅,《民族主义》,第54页。
[19] 见2001年11月12日《报刊文摘》、2001年第11期《传媒》等报导。
[20] 林秉贤,《社会心理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页。
[21] 刘晓波,“垄断舆论和灌输仇恨的恶果”,《争鸣》(香港),2001年11月号。
[22] 徐迅,《民族主义》,第153页。
[23] 这是朱智勇在与笔者的一次讨论中提出的观点,此观点尚未正式发表。
[24] 有人在网站讨论中披露,1998年6月29日克林顿到北大发表讲演时,当面抨击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几位学生代表如今多数都在美国生活,其中词锋最利的一位女生据说已嫁给美国人,成为身体力行的“国际主义者”。
[25] 王力雄,“武器消灭不了仇恨”,《开放》(香港),2001年11月号。
[26] 如包遵信、刘晓波、任不寐等人发起的“致布什总统和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先后有1,000多人签名;还有朱学勤、徐友渔、秦晖等人也发表了声明。
[27] 还有很多发出正义声音的人士与媒体,在此不一一列举。
[28] 《财经》(北京),2001年10月号。
[29] 庄礼伟,“9.11事件与全球变迁”,《南风窗》(广州),2001年11月。
[30] 德国纳粹法西斯主义的德文原文是Nationalsozialismus,中文即民族社会主义(缩写是Nazismus,故音译为纳粹主义)。
[31] 引自朱庭光主编的《法西斯体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1页。
[32] 出处同上。
[33] 刘军宁,“民族主义四面观”,出处同注[9],第16页至第17页。
[34] 孙立平,“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民族主义三题”,《知识分子立场》,第372页至3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