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a3c3fa85a6b7ebfb

西藏事件已经过去10天了，在这10天里，各个媒体都抱以了极大的关注度，相关的报道也非常的多，各种声音，各种意见都出现了。在这样一次政治危机中，我们的媒体都体现出了高度的新闻责任感，给予了这次事件客观、真实、全面、公正的报道。

虽然有这样的真实表现事件本身面貌的报道出现，但在这样一种大的环境下，总有一些人抱着自己的想法，拿着所谓“民主”的大旗，对事件进行了并非公正的评论。或许他们有这样那样的想法，或许他们的想法不无正确的道理，但是，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不能脱离大的历史现实而去追逐理想中的民主。

西藏从汉代开始就跟中央政权有了初步的联系，到了唐代，联系更加紧密，文成公主入藏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到了清代，西藏真实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不管西藏自身的政治制度如何，但班禅和达赖由中央政府册封的原则却是不由我们怀疑的。到现在，班禅依然由中央政府册封，但达赖一直游离境外，其对西藏的影响力之大也是不容忽视的。

虽然西藏在清代就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管辖，但和内地其他少数民族不同，其文化的独立性和民族的共同心里依然很强，这就注定了西藏在和内地的文化交流中会产生难免的摩擦。但笔者认为，虽然有这种摩擦的存在，但它不能成为利用文化差异性来进行狭隘的文化封闭与地域封闭的理由吧。

笔者在这里并不是要讨论西藏事件的正确与否，而是要讨论一种态度，一种对民族的态度。如果我举某些国内学者的言论作为自己论证的证据，就会有人说这些言论受到了当下意识形态的影响，那么我们知道的国学大师钱穆，他或许是一个值得我们尊重的学者吧！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开篇就说道：“所谓对其本国以往之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唯有同情，才能理解。这种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应该成为我们看待历史的态度。

每当像西藏事件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外国媒体总会蜂拥而至，其中不乏错误之偏见。而我们宁可相信外国媒体，却总不愿相信自己本国的媒体，并且借以政府不民主、专制的政策。每每看到这些言论，总会感慨良深。这些言论的出现，总会让人产生“亲者痛，仇者快”的感觉。这无疑于一个家庭产生内部产生矛盾，外人指手画脚，而家庭内部的成员却附和外面的说法而让整个家庭濒于分裂的边缘。

当然，民主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显得格外重要，但是如果我们脱离了现实的大环境而去谋求所谓理想中的民主，让一个民族来之不易的稳定繁荣付之东流，那就是对这个民族的极大不负责任。特别是那些具有话语控制权的人，如果不能引导公众去理性的看待身边的事情，只是一位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影响公众的思想，那么其所追求的民主又会是怎样的呢？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总会产生不同的特点，其文化的差异性也是巨大的，梁漱溟先生曾经指出，世界的文明发展只能是殊途同归。这这一层面上，梁先生也就是承认了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差异性。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历史发展并不是完全相符合的，但是我们怎么就不去想想，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当下中国的大历史和现实的环境中是否可行呢？我们起码应该尊重这之间的差异性的存在吧！

黄仁宇先生在《大历史不会萎缩》中说过，中国以后的发展形式应该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当西学为体还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之时，，我们能否换个想法，努力寻求一种和当下中国环境相符合的民主制度去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祈福，而不是在产生民族危机的时候说出一些不负责任的话。真的，不要让民主成为愧对民族的替罪羊。

yes, i see your piont! I'd watch my language from now on.

正如愤青者之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而实质失之于误国，所谓民主轮，人文关怀论者何尝又不是使亲者痛，仇者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