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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救灾看中国政改

(2008-05-28)

　　● 文 扬

　　汶川大地震的突然发生，是对中国政府紧急应对灾害能力的一个严峻考验，对于一个问责制政府来说，也就是对政府承担责任的能力的一个考验，从十几天来整个救灾过程和实际救灾效果来看，胡温政府在履行责任方面总体上是合格的。

　　按一般的说法，当前中国政府是一个威权体制的政府，不是民主体制的政府。从理论上讲，一国政府坚持威权而不实行民主，执政党坚持集权和一党独大而不搞分权和政党轮替，其合法性也就在于权力与责任的匹配。即是说，只要权力的集中程度与责任的集中程度相一致，这种体制并非没有道理。

　　来自西方自由主义方面的一个经典攻击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其实这个判断只涉及到权力与利益这一个方面的关系，没有涉及到权力与责任这另一个方面的关系。若对应地套过来说，就是：权力规定责任，绝对权力规定绝对责任。

责、权、利三者的匹配

　　责权利三者的匹配是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权力-利益关系和权力-责任关系是平行对称的一体两面，并无高下主次之分。之所以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只侧重权-利关系，不大强调权-责关系，与自由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基本假设直接相关。从“经济人”的假设出发，为政者也是“经济人”，也会利用一切机会谋求个人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对为政者首先要考虑如何制约其权力防止其擅用公权谋取私利。

　　但“经济人”假设并不是客观现实。在东方传统中，为政者与其说符合“经济人”假设不如说更接近“道德人”假设。按中国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标准，“经济人”假设实际上是一种小人假设。

　　这就是：假设为政者都是不惜将私人利益置于公益之上的恶棍和小人，若不从制度上制约他们，他们肯定会以权谋私。

　　而“道德人”假设则是君子假设，即假设为政者都是充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高尚情怀的君子士大夫，如果不给他们足够大的权力，难以发挥出他们经世济民的远大抱负。

　　从为政者是“道德人”的假设出发，首先遇到的问题将是如何将责任范围与相应的权力相匹配的问题，而不是如何限制权力以避免腐败的问题。这个角度就是与自由主义角度相左的威权主义角度，也就是威权体制的合法性所在。从各国政治实践上看，两种假设都不能完全成立。

　　只要都是“经济人”，即使设置了一整套分权制度，配合以充分的媒体监督，仍然免不了恶棍和小人的篡权和滥权，导致政府无能、政绩恶劣。不仅如此，由于“坏的”领袖是通过“好的”制度上台的，一方面让上台的恶棍和小人都合理合法地披上了民主外衣，另一方面，反对恶棍和小人的行动反而成了对民主自由制度的攻击，使君子士大夫型的领袖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朝野乱象丛生，社会风气倒转。

　　但如果完全从“道德人”假设出发，不对权力进行制度性约束，假定官员们都会充分利用威权体制的权力自由而尽职尽责，肯定无法防止“道德人”自身的腐化变质，一旦“道德人”都蜕变成了“经济人”，由于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贪污腐败的大泛滥。

威权和高效难以弃于一旦

　　由此可见，西方式“三权分立”民主制度无非就是一种彻底抛弃了“道德人”幻想，完全按照每个人都是津津于私利的小人，而且一旦掌权必然成为恶棍的假设所完成的政治体制设计。

　　即使这个设计仍有可能被恶棍和小人所利用，对真正德才兼备的“道德人”领袖造成了束缚甚至压制，而且常使政府陷入低效低能、失职失责的半瘫痪状态，也只能当作是民主制度难免的弊病而加以容忍了。毕竟，最坏的情况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考虑到这个制度的诞生时代正是西方上帝已死、撒旦当道，每个人的人性之恶大膨胀，成群结队的goons and thugs（呆徒恶棍）横行四海巧取豪夺天下财富的殖民主义时代，仁人志士们出于保卫社会的最低愿望作出这样不得已的设计，完全可以理解。

　　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或者出于捍卫本国主权、坚持自主道路的需要，或者出于保持社会整合、应对自然灾害的需要，必须要保持高效高能，必须要承担巨大的护国护民责任，如果不能如此，将有可能出现远比“经济人”对权力进行滥用更坏的情况，导致更大的国家和社会灾难，那么，这样的国家有可能选择为了制约“经济人”而放弃威权体制吗？

　　具体到中国的问题上，中国因为威权体制而压制了政治民主、放纵了官员的贪腐、导致了社会不公甚至积累了深层危机，这都是可以确认的事实。问题是：中国承担得了放弃威权体制、使政府因民主而失去高效能甚至陷入半瘫痪的后果吗？

　　在此次汶川地震救灾行动中乃至后续的预防次生灾害、灾区重建和社会恢复整个过程中，中国政府所履行的责任是巨大的，没有相应的威权和集权作支持是不大可能的。

寄望于实践的智慧

　　另外，中国历史上的君子士大夫传统仍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强烈地延续着，胡温两位核心领袖的“道德人”形象在使威权体制尽可能发挥其优越方面、遏制其弊病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这样一种基本良好的状态暂时没有做大改变的必要。

　　再进一步，天灾方面的救灾只是一个方面，来自国际社会的人祸更使得中国政府不能有丝毫的弱化。当西方强权终于演变成帝国之后，中国也只能以帝国的形式保存自己。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尽量消除威权体制被“经济人”所利用后导致的严重弊病，找出在不弱化政府威权的条件下从制度上遏制权力滥用、权力失责和官员贪腐的可行途径。这是没有前例可循也没有理论可依的探索，只能寄希望于中国人的实践智慧。

　　汶川地震救灾，也许是个契机。

·作者是《纽西兰中文先驱报》主编

以前我在读曾国藩家书时，就有一个很重的印象，就是传统的修身治国平天下，和｀师夷长技以制夷｀，归根到底，要要治｀夷｀。

当然，放在那个时代的框架下，是相对合适的，但是，到了当代的世界政治经济，这个思维显然需要更新。

是｀制夷｀还是运用后进国家的学习借鉴优势去缩小差距？

人类社会，无论是恶政府相对的好政府，政府是一定会存在的，如何恶变好，相对好到更好，是内需还是外驱？也就是老命题，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

我真不认为马上出现一个民主政府就会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环境／教育／能源之类的隐患已经埋下，需要几代人付出代价。

This essay makes a lot of sense to me.

在早报网看过这篇文章了，说实话，作者也是“用心良苦”，但是问题很大：

1）在现实生活中，究竟是“经济人”占主流，还是“道德人”占主流？

2）“经济人”的行为可以做出一些统计学上有意义的预期，而且都是可以进行验证的；“道德人”的行为有这种可预期性和可验证性么？

3）即使“道德人”理论上对社会的贡献大于“经济人”，但是在一个没有新闻和言论自由的体制内，如何去评价一个“道德人”的“水平”？我们可以去翻翻陈良宇，这个如今的阶下囚当年的“公开表现”，绝对不会比现在任何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差，我相信当年的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等人，在事发之前，“公开表现”都是如此水准，但是结果呢？
--事实上，即使满足了新闻和言论自由的体制，也不能保证把一个人的道德方面完全客观全面的展示给我们看。所以我认为去依靠什么“道德”“品德”来确定一个领导人或者领导集团的“合格”与否，是很靠不住的。

4）“经济人”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毛病，但是这个社会，谁是100%perfect的呢？即使是“道德人”也不可能。但是“经济人”在一定的利益驱动下，如果能辅以一些道德观念的诱导，就能发挥相当积极的作用，这些是可以通过制度来进行规范和保障的，可靠性较高；而“道德人”如果在经济管理乃至政治上缺乏sense的话，外界再进行利益驱动或者诱导，也无济于事。所以从实效方面来讲，把国家交给“经济人”评估结果的高分的人，比较给“道德人”评估结果的高分的人，要更加放心一些。

maisy 说的对，中国的情况不是出现一个政府就能解决问题的，整个民族还处于一个非常钝化的状况，需要很长时间才会解决现有的这些矛盾。

中国目前的现状是政府的权力与其责任经常是不匹配的。

借用秦晖的论述：http://vip.bokee.com/20080221478808.html

“这些年来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战略不是没有调整，甚至可以说调整之频繁举世罕见，以至民间有“初一十五不一样”之讥。然而似乎怎么调整都不对劲，这就是所谓的“尺蠖效应”：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我们的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了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右手”大动，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换上“左手”，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住。“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于是客观上的“尺蠖效应”的进一步突出，成为新阶段的第四个特点。
就拿前一阵成为舆论热点的“医疗改革”来说吧，当初说是医疗福利萎缩和“过分市场化”使人看不起病，出路似乎在于加大政府垄断；然而不久就有权威消息披露：中国如今的公费医疗开支竟有80％花在领导干部身上，这样的“福利”，究竟是谁之福，谁之利？增加这样的“公共品”，能改善老百姓的医疗吗？再如：“郎旋风”之后中国开始反对所谓“新自由主义”，一时似乎风向转“左”，没收陕西石油民企、在重化工等基础领域搞排挤民资的“新国有化”、划定国有垄断行业等“大政府”政策纷纷出台，然而与此同时，新一波“股改”却采取了本质上近乎“国有股白送人”的私有化方式，其“右”的程度远远超过“郎旋风”之前的一切国有股减持方案。吴敬琏先生略表批评之意，立即招来一阵骂声。也是，前些年为了国企“圈钱解困”，长期大熊市把高位跟进的广大散户小股民坑得够呛。如果当初听吴先生的，在国企未改革不急于设局圈钱，那样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坑。既然被坑了，在股指已跌去三四成时用现今的股改方式来补偿，也算是补偿了被坑的股民群众。然而那时不补，愣是让股指从2300多点跌到900多点，大部分小股民已经无法承受巨亏，被迫“断腕”退场，只剩下实力雄厚的大庄家等着“抄底”了——这时“国有股白送”的改革才大举出台，客观上给抄底者奉送了3000亿元的净值财富！（《股权分置改革使流通股东财富增3000亿？》，北京普蓝诺财经顾问中心：《每日财经专讯》第1237期，2006年7月20日）真叫来得恰到时候！郎咸平也好，巩献田也好，这时却不吭声了。如此尺蠖般的一收一放，国有资产也送掉了，小股民的私产也亏掉了，只有那些有来头的抄底者两头通吃，既发了“国有化”的财，也发了“私有化”的财，你说这是“左”还是“右”呢？
中国的很多调整都表现出这种客观上的“尺蠖效应”：今天强调加快城市化，便大举剥夺农民地权“圈地造城”，但农民进城后却得不到平等待遇；明天强调控制城市化和“复兴农村”，便限制、取消农民迁徙权，但官府依然可以圈他们的地。今天说土地紧缺要“保护耕地”，于是就打击“小产权”，严禁农民卖地，但官府依然想“征”就“征”；明天又说土地宽松可以放手开发，于是官府掀起圈地大潮，但农民土地仍然不许入市……显然，形成这种怪圈的原因就在于那种“权既不受限，责亦不可问”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政策设计者出于好心，实行起来却往往“扭曲”，跳不出“权家通赢”的圈子。而宪政下的“天平效应”（政策趋左会增加人民福利，趋右则增加人民自由）则很难发生。”

我他妈的越来越厌恶自己了!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提出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那时候的中国正饱受外族侵略和凌辱，与其说是制夷，不如说是与之抗衡，摆脱被“制”的局面，所以这句话的重点在于“师夷”而不是“制夷”。你说的归根结底，不过是你的理解。
现在大多数人重新提起这句话，也是强调的“师”而非“制”。

冷看，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有点不客观。满族、蒙古、维吾尔、当年的准噶尔部落等，是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他们的表现，算不上“爱好和平”吧？就说汉族，六国时的秦国绝对不是“爱好和平”的典范，其他的几个称过霸的，也都是如此。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是当时的中原统治者在稳定了中原统治后，由于中原地区富庶的物产和人口，遂认为没有对外扩张的必要了（而且对外扩张势必引起“治理成本”的上升，比如对荒僻边疆的供给以及通讯上的难度增加）所致。

加之当时天朝周边，都是羸弱小国，物产和资源都无法和富庶的中原相抗衡，实力对比和对利益的预期的比较之下，让他们纳贡比实质占领要经济实惠的多，而且面子也很足。因此我认为即使是汉族统治的朝代，也不是以现代意义的“和平”为主轴的，而是以“四海臣服”为方针，比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属国，如果承认中华统治者为他们的领袖，尊奉纳贡，那么自然是“和平对待”，反之，则是“叛逆”，天子如果震怒，那么“讨伐”自然是不可避免。而现代意义上的“和平”，是指双方在一个相互平等的国际政治地位上不通过武力进行“政治沟通”的状态。这绝对不是当年中华帝国和周围属国的实际情况。
--最近一直在看the Tudors，感觉当时的罗马教廷和历史上的“中华天朝”的结构上很接近，只是罗马教廷本身的力量不够强大，缺乏抵挡其他“诸侯国”的武力和物力。

“师夷长技以制夷”，如果单纯从字面理解，其实还是一个“中华老大国”的观念在作祟：首先“夷”字在汉语文化中，一向是贬义，这和上面提到的“天朝大国”的观念有关；其次，句子结构表明了：“师夷”的目的，是“制夷”，所以“师夷”只是手段，归根结底，是要能够“制夷”，保持天朝大国的脸面和利益。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那么“师夷”之说，也就不存在合理性了。这句话，的确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去看，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部分学者对当时的世界各国，尤其是以英法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实力，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意识到“天朝大国”已经不再是“主旋律”，中国面对的一个世界，是一个强手林立的世界，只有学习外国的先进的技术（当时只是说技术，因为魏源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指的只是战舰、火器和养兵之术），才能为天朝大国挽回败局，重振雄风。请看魏源的原文：


所以，说这句话的目的何在，一目了然了。就是为了“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