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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昨天在本地发表题为“全球华人社会的软实力”的演说，指出软实力不应变成一个民族主义的内部自我膨胀，不是关起门做皇帝，而是让人家打从心底喜欢你。

　　软实力不应变成一个民族主义的内部自我膨胀，不是关起门做皇帝，而是让人家打从心底喜欢你。

　　软实力的关键是以理服人，以仁爱服人，不是用拳头或飞弹来论据；而软实力的最终目的是要回到“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让老百姓有好日子过，让全世界也有好日子过。

　　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昨天在本地发表题为“全球华人社会的软实力”的演说，他在回答听众询问时提出上述看法。昨天的演说系列由新加坡华文新闻业基金和通商中国呈献，也是《联合早报》庆祝创刊85周年活动之一。

　　在演说的答问时间，一名来自中国的听众指出，中国网民反击西方媒体有关西藏事件的报道，却被指为中国威胁论，如果把这种从网络散发的力量列为软实力的一部分，那么全球华人的软实力是否也会被西方视为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一种膨胀？

　　邱立本答说，在西藏问题上面对西方社会的挑战时，中国民间确实展现很大的力量。不过，他指出：“软实力很重要的关键是要让人家觉得亲近，让人家打从心底喜欢你，而不是对付、对撞。”

民间不能跟着官方

　　他强调，关键是民间不能跟着官方的宣传口跑，而是要思考如何提出一套论述，让西方一般老百姓或者支持者难以反击，难以辩驳，“关起门来做皇帝的自我膨胀，不是软实力，而是长期一种自闭心态、自大心态的体现”。

　　他说：“我们一定要思考，我们要怎么样，以理服人，以仁爱服人，用古代儒家的观念，而不是用拳头、飞弹、坦克来论据，关键不是武器的批判，而是批判的武器是什么。”

　　而且单靠经济不行，那只是财大气粗，只有武力也不行，武力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但是国家要长期治理要靠软实力。邱立本指出，这就是政治学所强调的统治的正当性，要让老百姓信服，要让国际信服。

　　软实力这个概念其实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尔(Joseph Nye)提出来，邱立本认为，用中国古人的话来说，就是发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微妙力量，而好莱坞就是美国软实力的重镇。“它没有逼你看它的电影，但是“你看了六次(铁达尼号)都会流泪，它没有逼你流泪，这就是软实力”。

　　邱立本进一步说明，不只是创意产业，美国整个制度的建设，它的核心价值，它的民主政治，它的言论自由，在全世界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国的软实力则部分来自于包括天人合一，和谐社会在内的传统中华文化智慧，而中国的软实力要走下去，就不能绕开制度和普世价值的建设。

　　他说：“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非常澎湃，但是我们政治的改革，是走向何方？”

　　在这个点上，邱立本乐观地认为，从“商业中国”、“手机中国”到“网络中国”，网络化的世界给中华民族发展软实力带来前所未有的契机，而从手机简讯和网络互动衍生出的“维权中国”，也必然对中国的政治改革造成一股新的冲击。

　　一名来自上海的听众指出，中国互联网虽然蓬勃，但民主改革的讨论还是一个禁区，邱立本认为并不尽然。他说，在博客上、论坛上都出现蛮多讽刺贪腐官员的责骂，对失职官员进行“人肉搜索”，把他们家人的背景全部挖出来，这说明了中国网民其实已经在网上实行某种意义的民主监督。

　　在演讲中，邱立本也一再说明了，互联网上信息的流通和大量出版资源的投入，让中华民族第一次有很好的机会去探索中国经典，去追寻全世界最新的知识，去创造一个让人动容的软实力。

梳理祖宗智慧宝库

　　不过，要建设和输出软实力，重点还是先梳理好老祖宗留下的智慧宝库，有内才能形诸外。“如果讲策略，我们对自己的孙子兵法都不懂，那么怎么去谈新的策略问题，如果我们谈文学艺术，我们连唐诗宋词都搞不清楚，我们怎么去谈？”

　　对于全球华人软实力建设的前景，邱立本持乐观态度，他呼吁全球华人提升自己，为拼凑这个软实力拼图出一分力。

　　从中港台出发，邱立本看到了三地人民已在互动。以电视节目来说，大陆的“超级女声”影响了台湾的“星光大道”，台湾的政论节目也给大陆和香港市民文化上的震荡。

　　他说：“信息的自由，刺激每个人去思考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这就是软实力的开始。”

贴一篇老早以前看过的来呼应你转这个，虽然他讲，连软实力都不要：

http://www.mindmeters.com/arshow.asp?id=2506

王赓武：文明比国家更重要
采访：许宏、黄锫坚

单凭口音，很难想象这位年届76岁的老人，是仅在中国呆过一年多的澳籍华人。王赓武以研究中国古代史和海外华人历史而闻名，但在同事和朋友的心目中，他的才能和视野比一般历史学者更开阔。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历史学家唐德刚在伦敦初见王赓武，便认为他的英国绅士风度与华人学者的儒雅相得益彰，颇有外交家伍廷芳的风范。而在1986年王赓武就任香港大学校长时，唐德刚则坚信，这位学者将继承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的衣钵，为华人世界的大学树立榜样。澳大利亚首位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Stephen FitzGerald甚至曾半开玩笑地称，王赓武可以当好中国的总理。

由于“北京论坛”的日程紧张，王赓武将采访安排在他抵达下榻的宾馆。两个小时里，他专心回答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几乎没有片刻停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的他，经常受邀访问中国，传播他管理大学的理念以及对华人世界的见解。

王赓武1930年生于印尼，但在父亲的影响下，他有着不一般的中国情怀。“我从小就意识到，父母是道道地地的华侨，他们终究会回国的??父亲毕业于东南大学，就是后来的中央大学，后来去东南亚教书。他们觉得海外华人不懂得华文，有责任去教教他们，多少有些传教的性质，传播中国文化、中国语言。” 因为日本入侵及后来的内战，王赓武一家滞留马来亚。他就读于英国人开办的英语学校，但在家里却深受父亲的国学熏陶，从《三字经》读到《古文观止》、《史记》。

在这位个子不高的学者身上，我们感觉到某些不一样的特质。与国内学者相比，海外学人能够超脱许多意识形态的羁绊，并承接了更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遗蕴。

“我的生日在双十节前一天，从小就觉得革命似乎跟我有点关系。在我家里，‘革命’是很好的词，从辛亥革命起，北伐也是革命。而且马来亚那些地方跟孙中山很有关系。他在新加坡呆过一年多，去了五六次，当地人对孙中山很有认同感??后来日本占领马来西亚，局势混乱，我对中国的印象很浅，主要是看看杂志报纸。在东南亚华侨中间也有所谓的救国运动，不管是国民党派别的讲‘革命尚未成功’还是共产党讲‘社会革命’，两方面都在使用‘革命’这个词。”

从马来西亚到英国、澳大利亚，从香港到新加坡，王赓武的读书和教学足迹遍布东南亚。“1957年，我从英国回到马来西亚大学教书。当时马来亚华人的政治派别很复杂，有信回教的，不信回教的，华人之间又有左右分别，学校还有印度人??我懂英语、马来语、国语、广东话。一生就在这样多元民族的环境中长大，在一个纯粹中国人的地方反而觉得有点怪。”

长期置身于东南亚多元文化的环境中，王赓武看待中国历史和华人身份的视角也更独特，他对身份认同问题尤其敏感。“其实，我父母亲看中国就跟我看中国很不相同。我还认为自己是华人，我的下一代就不同了。我的孩子生在英国，有英国护照又有澳大利亚护照，他可能认为自己是澳大利亚人，但他在新加坡工作，华文也能讲。但他绝对不是中国人，中国人是政治上的用法。我的孙子就更不同，连中国话都不会讲了。”

从域外观察中国，王赓武能够提供我们看不到的视觉盲点。“我看中国历史的观点跟中国史学家不同，我不是不同情、不了解中国史学家的观点，只是我会把中国跟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和关系对比。”
但王赓武又不是感情完全隔膜的外国学者，在交谈中，他对中国跟世界的未来关系表现出特别的关心甚至是担忧，这个话题主宰了访谈的后半段。

“中国不能学西方关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概念。民族国家在小国可以说得通，但中国其实是一个大陆。要是把中国变成一个民族国家的话，那就非常可怕了。中国讲什么好话都没有用。你越讲别人越怕，因为你太大嘛。我不希望中国被人家怕，我希望中国是个好的榜样。”

王赓武劝告中国不要走德国、日本那样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道路，也不赞成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Joseph Nye提出的Soft Power观念移植到中国。

什么样的中国是世界可以接受的？王赓武返回历史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以前中国能够避免这个问题，那是因为中国讲文化，不讲国家，文化比国家重要，文明比国家重要。”王赓武对故土的乡愁和对中华文明的眷恋，使得他对中国未来的警示更值得我们关注。


访谈


《东方企业家》：有人把海外犹太人(Diaspora)与海外华人相提并论，两者差不多吗？
王赓武：我不喜欢Diaspora这个词，它是古代地中海社会的用词，基本是离开老家到外地去的犹太人，是全心要回到老家的，犹太人两千年没有国家嘛。这跟华人不同，中国国家这么大，不会失去的。犹太人的共通之处是宗教，而中国人根本就没有。两者的差异太多，相同的地方有限，华人和犹太人都会做生意，都会赚钱，聪明能干，但这也不太特别，印度人也这样啊。犹太人纯粹靠宗教维系，要是没有这个宗教，老早就给同化掉了。


《东方企业家》：是什么维系住海外华人的身份呢？
王赓武：基本上，跟家乡观念、跟儒家的“家”的观念有关。父系社会的传统，如姓氏、宗族、祭祖，算是中国人的宗教，但还是跟血统有关。中国人对血统很重视，有宗教的人反而不重视，犹太人有白人有黑人，全世界各民族都有犹太人。回教、基督教都是这样，宗教为主，不看肤色、血统，你信那个教就是那个教的人，不管你来源如何。我们不同，我们见面都讲，你父亲是谁，你老家是什么地方的？到现在，革命几十年了，还是如此。拜祖宗在儒家以前就有了，在夏商周是一大套的，《礼记》《尚书》都是讲这些，祖宗的概念已经很重了，是原始的宗教。当然，这也不仅是中国人有，但其他民族没有中国人这么制度化，有一套理论、哲学、伦理的框子，非常健全、完整。韩国人、越南人也有，跟中国人学的。日本人差一点，但都来源儒教祖宗的概念。


《东方企业家》：您觉得“儒商”的概念有意义吗？华人企业家跟其他文化的商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王赓武：可以这么讲，但比较勉强。儒家有“四民”的说法，在士农工商中，把商人摆在最低。因为要维护农业社会，儒家认为农业社会是自然的，自然经济，农业是基础，而商人是买空卖空，所以商人不应该受尊敬。后来，商跟士大夫阶级的关系就非常奥妙。经济发达跟贸易有关，仅靠农业的话，经济发达不来的。而买卖靠谁？靠商人，国家要发展，政府要更多税收，没有商业是搞不起来的。儒家后来也明白了，汉唐之间还不大讲究，唐以后宋朝就出现很大的矛盾。一方面儒学最盛，就是理学了，同时也是商家出头的时候。唐朝末年到五代，国家大乱、军队打仗的时候靠什么？靠商人。士大夫阶级也不生产，整天打仗，农业也垮掉了，最后只能靠商人买卖，所以出现很多大商人。他们的孩子很多就当官去了，到宋朝，士跟商的分别就没有那么清楚了。这样一来，现实和理论就出现很大的矛盾。理论里头还是士农工商，商最低。变通办法就是商人赚了钱后买?为还没有系统化的解释出来，让大家接受。
举个例子，我看到有些中国文章很羡慕美国的“soft power”的概念，就是Joseph Nye提出的soft power。我觉得这个字要很小心的用，因为这个概念到底还是power。如果你讲文化（culture），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中国文化有值得尊敬的东西，西方也有值得尊敬的文化，如果能够结合起来，使大家有一种现代化的文明。这条路可以走，power不能用。
为什么我们中国从前被大家认为是伟大的，当然有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但是它发挥的精神，使得大家觉得中国值得尊敬。它的文化表现超越它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力量，其他人都能够接受。而赤裸裸的power是使人怕的，文明、文化不使人怕。怎么能建立一个不使人怕的中国文化？这个是最大的挑战，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怕中国走民族主义，不是每个国家都不该有民族主义，但是大国家的民族主义绝对可怕。我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可爱、可尊敬的国家，不靠力量，靠文化，靠文明。我要强，我要富，是为了更高更好的价值观，不是叫人家听我的话。


《东方企业家》：这是个很高的标准，中国还差得很远呢。
王赓武：举个例子，产品质量的高标准就是一种文明。为什么日本的汽车这么厉害？就是绝对的高质量。这是文明啊，现代化的文明。怎么能让大家信你呢，除了产品，其它也是如此，政治表现、外交表现，人们要能信任你，要公开，也就是透明度要高，这也是现代化的标准之一。质量控制、透明度，这不仅是机器的问题，做人都要有“质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