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很少有网友转载或者讨论中国大陆经济方面话题，加上接下来三年内大陆经济金融方面可能会产生剧烈变化，所以开一个经济金融方面的帖子。欢迎大家踊跃讨论。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500/7446596.stm
中国政府研究人员表示，中国经济2008年有急剧衰退的危险，可能不得不容忍超标的通货膨胀以维持经济增长。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宏观经济研究负责人余斌表示，中国可能不得不将注意力由遏制通胀转到维持经济增长上面。他说，许多人看到通胀的危险，也注意到经济过热的风险，但是看到2008年经济严重衰退的人却不多。

北京一直在极力遏制高通货膨胀。中国在4月的通胀率达到8.5%，接近过去12年当中的最高水平。不过在5月通胀率下降到了7.7%，许多经济学家估计通胀率在2008年其余时间会进一步下降。

余斌说，现在几乎已经不可能将消费指数（CPI）控制在4.8%的官方指标内，但是他认为决策者应该担心经济急剧衰退的危险。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要保持在10%左右才能满足今年的就业目标，即创造1,000万个就业机会。

他还补充说，中国出口以美元计算，在今年头4个月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1.5%，数量上并不大。在宁波，青岛和大连等主要港口，货物转运量有所下降。

国内股市不稳也增加了公司募集资金的难度，房屋市场冷却可能限制钢铁等上游行业。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上涨也可能使许多投资者对新项目更加谨慎投入。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articleId=9053

金融风暴的本质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中国将面临自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中国也将面临即将到来的全球经济衰退。以越南金融危机为起点的亚洲金融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来势凶猛的通货膨胀，迅速地蚕食了中国宏观经济调整的战略空间。同时，步步逼近的全球经济衰退，已经耗尽了中国宏观经济调整的宝贵时间。对中国而言，已经不是未雨绸缪了，而是要随时启动应对金融危机的预案了。

　　笔者在过去两年的文章中反复强调，美元贬值的本质，是全球资产和商品价格重置过程。这个重置的过程，将不可避免出现剧烈的经济波动。剧烈的经济波动，将必然表达为通货膨胀。能否有效的处理通货膨胀，考验着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管理水平。管理得不好，意味着金融危机，甚至严重的经济危机。

　　笔者一再强调，美元贬值的过程，是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和商品价格回归的过程。这也是高估值美元的历史性的价值回归过程。全球资产和商品价格的上涨，技术上具有强烈的投机色彩，但在战略上却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不仅仅是技术性炒作，这不单纯是周期性波动，这是价值的理性回归。这是一次并不隐蔽的阴谋，这甚至是经济史上罕见的阳谋。因为是阳谋，所以具有合法性。中国人刚刚明白一个真理：落后就要挨打；这一次美国人教给我们第二个真理：愚蠢就要被欺骗。这里不存在道德评判问题。在历史的大博弈中，只有输赢，没有对错。经济危机从来就不相信眼泪。

　　一、金融风暴的本质就是金融欺诈

　　美国人滥发货币的极限终于到来了。这首先表达为美国次级按揭风暴。美国人聪明地采取了贬值美元对冲资产贬值的做法。美元的贬值过程，率先打碎了全球相对稳定的资产和商品价格体系。其实，在此之前，美元洪水早已漫过了金山寺。全球资产与商品价格的上涨一直在吸纳美元流动性的洪峰。这个洪峰给美国经济带来可以控制的损失。但是，这个洪峰涌向国际市场后，将会摧毁那些脆弱和毫无准备的经济体系。这就是所谓的金融风暴。

　　事实上，这个洪峰带起的石油价格涌浪，已经对全球经济形成巨大的冲击。遗憾的是，这还仅仅是开始，远远不是结束。金融风暴往往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的形态并没有改变。依旧是如下次序：投资过热——通货膨胀——经济衰退。

　　回到微观经济理解经济危机会比较清晰：增加负债——利润减少——资不抵债。

　　中国面对全球资产和商品的价值回归过程，采取了被动防守的消极策略。一方面，中国没有有效管理国际资本进入的速度和规模，高估值外币（主要是美元）迅速蚕食中国优质资产以及资产回报；另一方面，中国过度管制商品价格，实施对全球消费者的价格补贴，形成国民福利迅速流失。这在本质上，形成了大规模的国民财富转移过程。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以下两点：

　　第一、金融风暴，本质是用高估值外币掩盖的，对资产和商品进行价值劫掠的行为。高估值外币的投资和购买行为，如同用高估值的10元钱（真实价值1元钱）购买10元钱资产和商品。当高估值货币重置还原的时候，9元钱被合法骗去。被投资和购买者所得真实收入只有1元钱，当出卖者的10元钱收入变成1元钱的时候，根本无法支付已经付出的成本，形成时间上后置的巨额亏损，根本无法继续未来的再生产。将面临严重的支付危机。

　　第二、金融风暴，本质是用高估值外币掩盖的高利贷行为。用高估值的10元钱（真实价值1元钱）形成10元钱的债权。当高估值货币重置还原的时候，10原债权只有实质的1元钱价值，而支付债权的真实利率可能达到100%。这种利用高估值外币掩盖的高利贷行为，将残酷地绑架债务国的国家信用，吸干债务国的国民财富。

　　尤为严重的是，上述两项形成的资本和贸易项下的外汇结余，通过配发等量本币，形成结构性通货膨胀，导致本国经济结构彻底失衡，为经济危机埋下了种子。

　　笔者近乎愤怒地批评中国经济学人和经济管理者，就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或者故意看不到高估值外币的危害，竟然无视外币估值与价格严重背离的现实，协同高估值外币持有者，大肆骗取中国资产和商品，残酷地制造灭绝人性的高利贷行为，形成超越战争掠夺的无耻金融欺诈行为。美国近年来从中国实现的超额资本收益和贸易收益，本质上就是高估值货币的套利行为。同时，其巨额贸易逆差随着高估值货币重置而消弭于无形。留给中国的，是人民币滥发，以及结构性通货膨胀。看看中国无奈地、被迫地、反复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可以理解高估值货币的危害程度。当然，变相高利贷早已经从中国获得了巨额收益。

　　二、中国政府的经济对策并不复杂

　　中国的经济问题说到底是一个认识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形成的政商学利益联合体，用愚蠢的利益导向肢解了国家的战略思考与战略规划。中国近年来几乎彻底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中国经济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失去了独立和主权。这才是中国经济问题以及未来危机的根源所在。

　　如果可以解决认识问题，中国政府的应对策略并不复杂。

　　首先，中国必须恢复价值对等的资产和商品交易行为。

　　第一，压缩和终止高估值外币的债权。并尽可能去除对高估外币债权的国家信用承诺。一句话，降低实质高利贷压力，不做杨白老。

　　第二，压缩和终止对高估值外币的资产和商品销售行为。坚定不移地增加国民收入，启动内部消费。坚定不移地将国家财富转化成国民福利。

　　第三，将外汇储备转换成为真实资产和商品。

　　第四，鼓励国家、机构、个人持有高估值外币投资和债权。

　　其次，实施严格的单向外汇管制。

　　应该在特定的时间里，实施对于高估值外币宽出严入的措施。严格限制高估值外币的投资行为；严格限制高估值外币的债务；严格限制高估值外币的贸易结余。

　　再次，果断地通过社会保障补贴办法，实现要素价格与国际市场的接轨。用行政手段确保高通胀环境下的社会稳定，而不是对抗通货膨胀本身。

　　最后，坚定不移地降低制度成本，坚定不移地提高管理效率，坚定不移地推进科技进步，以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经济发展。

　　当然，如果真有智慧的话，也可以用高估值本币增加一点国民福利，岂不令国民快哉！。

　　笔者对于现行经济政策的分析和建议已经可以车载斗量了。当然，笔者也非常清楚，这些分析和建议的影响力实在是微不足道。笔者此时更加明白了国际金融寡头垄断教育和媒体的现实意义。是啊，拥有话语权，是实现金融欺诈的前提条件！而丧失了话语权，只有含泪目睹进行中的悲剧。

　　笔者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的悲痛。当一个国家在不知不觉中丧失精神独立和思想主权后，其付出的代价并不比丧失民族独立和领土主权少。笔者相信，中国被高估值外币劫掠的财富远远超过一个半世纪以来所有的战争赔款。在温水煮青蛙式的国际化之后，严重的危机就会到来，那将一点也不亚于一场战争带来的破坏。

　　笔者十分希望中国真的有一个应对金融风暴的预案。再说一遍，金融风暴并非处于未来进行时，我们大家已经身处其中了。现在唯一期待的是，在彻底垮塌前管理层能够及时的醒来。

我妈昨天打电话说她的股票已经一塌糊涂了 ，国内股市很萧条

谢国忠谈越南经济动荡对中国的启示

谢国忠搜狐博客　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2008年06月15日 南方都市报

　　◎谢国忠

　　

　　近期，越南陷入经济动荡。通货膨胀、股市暴跌，国内货币加速贬值
—印度也呈现出相同的问题表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尚在，此番动荡在信息更加充分流动的今天，很快引发了亚洲地区的广泛忧虑甚至恐慌。

　　中国与越南两个经济体存在哪些相同的金融命题？基于双方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越南经济动荡带给中国有哪些启示？南都就此系列问题访谈了国际金融专家谢国忠博士。

　　南都：请您先分析一下越南经济动荡的原因。

　　谢国忠：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热钱进来后，在货币政策上得不到平衡。最近这几年，有很多热钱流入越南，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是投机的，有很多是公共基金，在香港地区和日本都有。越南这一经济体并不很大，现在不过800多亿美金，大概是上海的2/3规模。这些钱进去后，引起越南外汇储备大幅度上升，外汇储备的上升当然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一般来说就要对冲，对冲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像中国现在采取很多措施，效果也不是很明显，因为输入钱之后，后面还要跟进来钱，最终市场是有自己的内在机制的，不能两全其美。

　　所谓在货币政策上，利息、汇率、货币供应量三者之间，只能控制一个，要控制两个是不太可能的。越南也不是很有经验，所以让货币供应量大幅度上升了，引起银行的资金增多，信贷大幅度上升。这时他们的银行正好有一个比较大的改革，除了国有银行之外，出现了很多股份制银行，这和中国有点类似。股份制银行都是小银行，要急速扩大其贷款，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在资金很多的情况下，它便寻找贷出去的地方，许多都贷给了炒股票的，以及炒房地产的。2006年信贷增幅为25%，2007年则为50%，今年第一季度达到了60%多。这么多信贷出去，最终引起了通胀。今年春天开始，政府就觉得不行了，需要调控。调控引起另外一个影响，原来那么多钱进来都是为了增长，觉得越南市场增长好；而调控后引起经济回落，市场的心态就变了，开始撤钱。撤钱后股市大跌，房地产也开始跌，房地产信息不是很透明，然后货币汇率开始跌。

　　南都：越南经济体小，但印度近日股市暴跌、通货膨胀、卢比加速贬值，经济界目前也已经出现了“印度是否会成为第二个越南”的担忧。印度经济步越南后尘的可能性有多大？

　　谢国忠：对，印度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对世界影响就大了。印度是这个经济周期的超级明星。印度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物价控制、补贴。财政本来就是 7%的赤字了，能源上的补贴已经超过了5%的GDP，撑不住的。印度主要是借助外国的钱，外国人看好印度，很多钱进入它的股市里，转手进入银行体系。然后政府发债券，借了这个钱来发补贴。外国的钱进入是看好它的经济前景，如果它不补贴这个钱的话，它的能源经济增长速度是会降低的，因为它成本上升了。它用外国人的钱去维持高增长，等于是外国人用自己的钱买了一个梦，这个梦不完全是真的。梦破的时候钱会退出去，退出去的时候货币会贬一点，就会出现通胀。现在已经加息过8%了，加息加到10%或者更高都是有可能的。印度可能到年底之前就会出现货币贬值，利息上升，经济发展速度下降。

　　南都：如果印度真步越南后尘，那么人们所担心的新一轮亚洲金融危机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大？

　　谢国忠：这次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跟10年前不一样，因为这次新兴市场除了越南和印度是赤字之外，整个新兴市场的经济，每年顺差有5000亿美金，跟10年前不一样。10年前整个经济市场是赤字，现在是顺差，而且顺差还很大。所以美金短缺还没有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只是一个个别现象。所以不会引起连锁的货币危机，汇率危机会有，货币危机还没有。但是热钱缩水之后会造成过高的资产价值的回落，造成银行的坏账。

　　金融危机会有几种表达的方式，一个是汇率，一个是银行的坏账，一个是资产的价格。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三个是连起来的，因为借了美金，美金抽走之后，汇率下降，然后资产价格下降，引起坏账。但是像日本金融危机这么多年，它的汇率没有什么变化，就是银行的坏账和资产价格下降。这次有些国家，像越南、印度会类似于10年前我们看到的一些情况，但也不会那么严重。像越南，它跟中国和日本借点钱也能顶住汇率。我觉得这是它应该做的事，但是它不一定会这么做，因为通胀之后，它想通过贬值来保持竞争力，所以贬值不一定是它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是贬值贬过头了会形成恶性循环，一贬通胀，再贬再通胀。但是我觉得有些国家，资产价格会下降，像中国和印度。石油输出国的资产价格是不会下降的，因为还有很多钱进来。像莫斯科是现在世界上最贵的城市，它的资产价格下来要等油价下降，石油泡沫破了之后才会下降，是比较后面的事情了。

　　总体来说，是新一轮新兴市场的危机来了，但是这个危机跟十年前不一样。整体来说没有美金的短缺，有些国家有美金的短缺，会出现贬值、银行的坏账、资产价格下降，三个同时出现，但是绝大多数国家没有美金的短缺，不会出现很大的贬值，但是资产价格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调整，坏账也会有一点，但不会出现所有的新兴市场的银行危机，像1998、1999，2000年，从东亚到俄罗斯一直到巴西，等于是整体的新兴市场全部出现了危机。这次不一样，是有的国家出现，但没那么普遍。

　　南都：你刚才说的热钱危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研究表明，从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流入中国的热钱规模迅速上升。 2005年到2007年三年间流入中国的热钱超过8000亿美元，占2007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存量的一半以上。这么巨大的热钱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中国还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应对潜在的热钱危机？

　　谢国忠：热钱倒流是会瞬间发生的。中国现在的预期主要是对升值的预期，中国的热钱跟华人的关系非常深。中国不像越南，主要是基金管理公司在外面卖越南基金来的钱，这么小的地方，一下子出现几十家基金。中国在QD（合格境内投资人）方面，政府控制的钱是有限的。中国进来的热钱主要是和华人有关，比如说深圳这么大的一个现金市场，中国一半的现金在那边。香港人、台湾人、全球华人的资金，比如在香港，至少我认识的人，都有现金在内地的，都是人民币。这个钱是巨大的。

　　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币远期在NDF（无本金不可交割远期）上的价格还有升值的预期。升值的预期现已回落了很多，上个月最高是6.2，后来回落到 6.6，这两天我没看。中国现在的现货价格是6.9多，等到远期价格和现货价格一样的时候，就是一个转折点了。那时热钱回流的可能性就很大。

　　南都：像您刚才说的通胀，中国也和越南在通胀上面临着相似的问题。面对全球性通胀继续上升的趋势，对于经济结构转型尚未成功、仍高度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来说，会不会存在着更大的困难？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处理好通胀和人民币升值等关联难题？

　　谢国忠：通胀一方面是因为过去钱放得太多，全世界都有通胀，另一方面说明现阶段中国经济模式有问题了。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它需要的劳动力和资源与中国的现状已不吻合了，继续推动这个模式会非常容易通胀的。中国过去的模式要调整了，调整是什么意思呢？有通胀就要加息，加息后一些公司的成本上升，继而退出市场；比较有竞争力的公司就扩大了，这是市场经济自己调整的一种机制。

　　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遇到这种情况时，就成功地做了调整。中国面临的问题有很大的历史性，但目前国内对调整依然没有一个足够的认识，总是光看着GDP速度的增加，想维持它的增加。我认为，现在高通胀高增加的状况已不能维持下去了。

　　现在宏观政策主要是低利息和能源价格控制、补贴低效益的公司，对于已经不能撑下去的公司，依然通过补贴让它强行生存下去。但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暂时的问题，拖是没有用的。当然调整后经济增长会放慢，也会带来一些失业，但这是一个经济转型的过程，需要把空间让出来给效益比较高的公司发展。然后整个经济的效益上升，进入下一轮比较高的增长阶段。

　　越南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2005年人民币开始升值的时候，很多出口商要寻找另外的机会。而越南答应过很多出口商，它不会升值。于是，广东东莞不少制衣、制鞋、制家具的企业就搬到越南去了。在热钱进来的时候，越南没有其他的手段，又不可以升值，所以带来了货币的大幅度上升。越南不敢放弃对出口商“货币不升值”的承诺，怕有严重的后果，种子因此埋下：一方面要向出口商承诺货币不升值来吸引他们，一方面又没有其它办法来把货币的供应量压住。在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其他的措施可以做，特别是对房地产和股市，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去压制投机，这样也可以减少热钱的流入，因为热钱的流入缘于看到资产价格大幅度的上升。政府里面很多人，特别是官员，在炒楼、炒股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身在其中，并不是自己完全能控制自己的。

　　南都：另外我们也看到，在中国和越南的转轨过程中，两国的银行都担负了很多财政任务，这里面有一定的亏损和坏账。不管是在中国还是越南，银行对于风险的抵抗能力都是很有待于提高的。

　　谢国忠：中国的银行业还是好不少的。第一点，中国从2004年到现在，对银行的信贷管得比较严，主要体现在贷存比比较低，越南是很高的。第二点，中国的银监会在拨备上这几年都是逼得比较紧的，对下一轮的坏账已经存了不少钱了，对应住了。

　　还有就是我们对于房地产和股市早就不让借钱了，房地产压得比较严，开发商都借不到钱，说明管理还是有效果的。这次我们的银行不会面临1998年一样40%的坏账，但是我觉得10%以上是有可能的。

　　南都：中国的银行业在健全现代银行制度的道路上，你觉得还有哪些关口要过？

　　谢国忠：中国的国有银行还是一个国家机关，还不是完全商业化的。中国的股份制银行里也有不健全的地方，它没有一个很大的控股，股东结构比较分散。管理层特别热衷于盈利的增长，盈利增长了就好发奖金。盈利的增长现在都靠贷款增加，最终如果变成坏账，以后会有什么事？这是以后的事，而盈利是今天的，这就是激励机制里的一个毛病。当然不光是中国，华尔街也有同样的情况。

　　南都：中国的市场化已经快30年了，利率和汇率等要素是不是也到了该考虑市场化的时候？

　　谢国忠：中国现在在银行这一块管得严一点是应该的，因为银行的存款是国家担保的，政府在这方面确实需要做很多事情。银行不是那么灵活，带来的损失也不是那么大。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银行所做的，比如借钱造工厂、造桥、造房子，都不是那么复杂。不像在一个成熟的体系里，银行业就变得很复杂。

　　中国金融上最大的失败就是股市没弄好。股市是风险资本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股市应该起很大的作用。中国股市的出生就不太好，最初是为了帮国企解决困难的，所以不可能是个真正赚钱的地方，变成股民相互博弈，赌谁的运气好。

　　南都：就目前来说，主要是政府、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利益捆绑关系，使得金融领域的一些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突破。为了避免遭遇可能的巨大危机，理顺当前的金融监管权力结构是否显得尤其必要？

　　谢国忠：但是怎么样冲破这种利益捆绑关系？第一个能够冲破的地方就是股市，有些有竞争力的公司至少还有股市可以做好，我就去投资，我去融了钱之后公司做好了，市场相信我，进入良性循环。现在谈到股市，就是给谁给了多少钱，不谈那个拿了钱的人给股民赚了多少钱。这样的股市是不能健康发展的。股市发展很简单，政府不要干预，让它自己去折腾，自然会折腾出好东西来。虽然说股市制度严密一点，老百姓不容易有损失，但至少自由市场是会带来好处的。

　　南都：但是自由市场的前提是信息公开。

　　谢国忠：是啊，只要有自由进出的机制，骗子公司骗了一回骗不了第二回。因为中国有政府干预机制，挂牌是一个短期产品，所以骗子公司就可以不断地在股市里面混，骗了之后换一个牌照样再来，所以它没有机会自己长大。

当人民银行6月7日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了100个基点的时候，观察家们可以强烈感觉到中国政府对热钱涌入的忧虑。
5月底披露的数据显示，2008年4月中国外汇储备单月增幅达到创纪录的745亿美元。如果保持今年前4个月的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将突破2万亿美元。根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估算，2005年-2007年间流入中国的热钱超过8000亿美元，占2007年底外汇储备余额的一半以上！
“热钱是比较紧迫的危险”，HSBC高级策略分析师孙瑜表示，相对于对经济放缓的考虑，中国应该先处理好热钱问题。虽然对热钱的定义和计算方法存在争议，但接受的经济学家们普遍同意，目前资本流入中国的动力非常强大，中国的外汇储备将持续快速增加，央行将继续承受较大的对冲流动性的压力。
奇怪的是，在公认的热钱必定光顾的两个领域：股市和楼市，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持续出现萎缩和萧条的景象，现有的数据似乎很难证明热钱正在大举入侵。上证综指经已从去年最高点跌去过半，而今年4月份上交所的成交金额，也仅为一年前的一半。同一时期内，地产投资同样呈现出缩减趋势。自去年11月以来，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持续下行。“中国股市和楼市的表现说明热钱并没有进入主要的资产市场”，跟踪研究中国外汇储备的美国学者Brad Setser表示。
假如热钱问题真的如此迫近中国，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势头，这些可怕的热钱到底去了哪里？
不少专家认为，热钱在中国的主要藏身处并不在人们通常以为的股市或楼市，而是中国的商业银行。真正的投机资金只要把钱放在银行就可以”，花旗中国经济学家沈明高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不少人留意到香港资金换汇后存入国内银行的现象。根据现有规定，香港居民可以每天汇入中国内地的银行8万元人民币。
Brad Setser解释说，由于人民币利息高于美元，而人民币又在升值，人民币存款的回报因而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按社科院张明计算，自2008年初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后，第一季度升值的速度折合成年率是16%，再加上中美利差——现在即使热钱不做实质性投资，一年可以得到的无风险收益是12%～14%左右。“热钱有可能就趴在银行的账上”，张明说。
沈明高注意到，中国商业银行存款的增长仍然较快——人民币存款到2007年岁末就增长了17.9%，这样的现象与信贷控制时期应该出现的现象相反。信贷紧缩时，一般会出现企业存款大幅下降的情况——但现在企业存款的下降不但不明显，而且有略为增加的趋势。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则认为：“绝大部分流入的外汇被作为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存在中央银行。”根据本地媒体报道，从去年8月以来，中国各主要全国性银行被要求用外汇来上缴准备金。
除了商业银行存款之外，房地产市场仍被视为热钱的一个藏匿处。近几个月来，虽然关于各地楼市降价甩卖的新闻不断。但一些学者感觉现有的数据很难说明房市的真实水平。中金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表示，虽然地产业的银行贷款增速今年出现了趋势性下降，但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却是加速的，增速超过32%——这两个数字发生了明显的背离，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钱从哪儿来？由于地产投资所需资金量很大，资金不太可能从灰色市场，如地下钱庄获得。“一部分来自外资的流入，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然而，学者们强调不能离开热钱定义去讨论热钱去向。对于什么才是热钱，一般认为，是在金融市场之间流动以寻求最高的短期回报的资金。一位经济学家表示，假如中国的股市楼市并不支持大量外资涌入的判断，那就表明进入中国的资金之中，真正意义上的热钱可能非常少。一种情况是，出于对中国经济前景和人民币继续升值的判断，外资增加，或提前，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因此，这些资金就脱离了“炒作”和“短期”的性质，而成为对中国的实体经济投资

央行为什么不加息？
李华芳


在《新京报》6月17日刊发的《防通胀关键在央行独立性》一文谈到目前央行的货币政策步履维艰，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央行的独立性不足。“收货币稳通胀”是目前央行应该做的事情，但央行除了一步步提高准备金之外，似乎并无他法。一个最直接的疑问是，央行为什么不加息。


宏观调控的手段，在汗牛充栋的经济学文献堆里已经被反复讨论过。成熟市场国家，例如美国的教训也有不少。在回顾美国“宏观调控”的历史后，不难发现其大致也遵循了在经济过热时紧缩货币，在经济萧条时扩张货币的做法。而“紧货币”有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少发新钱，二是多回笼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总而言之是要减少流通中的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在少发钱方面做得并不到位，2008年前5个月，货币和准货币（M2）分为是417846.17亿元，421037.84亿元，423054.53亿元，429313.72亿元，436221.60亿元，不难发现，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呈节节上升趋势，5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更是同比增长超过18％。当然，从货币内生的观点来看，一定的经济增长需要一定的货币增长，这一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货币，可以被看成是经济系统内生的货币需求。问题在于确定这一匹配比例非常困难，与此同时，18%的货币增幅也远远超过了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央行主动发钱的速度超过了内生的货币需求的增速。


当然，如果多发的钱到了边际收益高的部门，那么再回笼在边际收益相对低的部门的钱，只要使得后者大于前者，也有助于减少流通中的货币。可惜的是，央行不仅没做好“少发钱”，也没有做好“多回笼”货币。


央行的做法是不停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而在CPI步步高升的事实面前，说明这一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当然需要考虑政策的时滞效应，但这一小幅调整的政策时间区隔已经一年有余，政策的累积效应也没有显现。岂不怪哉？


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央行不加息呢？加息意味着银行可以增加对货币的吸引力，从而达到回笼流通中的货币的目的，央行的专家显然比其他人更清楚这一点。如此一来，不加息就变得耐人寻味了。


第一种反对加息的理由是，加息会使得人民币看涨，使得大量热钱涌入中国进行投机，扰乱中国的金融市场，对中国的金融安全产生威胁。但这种“热钱阴谋论”其实不堪一击。除了热钱规模众说纷纭，但实际上很难估计之外，对于金融风险和安全的理解也是莫名其妙的。因为加息不同于升值，加息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要远胜于国外，因此加息对回笼流通中的货币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对热钱的吸引力。事实上，这种假想的“加息引起热钱流入论”没有考虑的是，热钱怎么流入，流到哪里，是存在中国的银行里，还是奔向股市和房市？任何一种去向都不是全然没有成本的。另外，正如林毅夫指出的那样，加息并不会导致大量的投机资金流入中国市场，因为中国的热钱流入主要取决于国家对资本账户的控制，而不是利率的高低。


第二个反对的理由是，加息可能会损害国资委以及发改委等部门的利益，这使得“利率”决定成了多个部门博弈的过程，而不再是央行的独立货币政策。在央行独立性不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往往会遭到重大扭曲。对应于贷款而言，国资委和发改委旗下的企业很容易拿到贷款，不管存款准备金率是高还是低。在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的情况下，是从货币量上进行控制，在货币供应受限的情况下，银行将不得不优先贷款给央企，哪怕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愿意承担较高的利率，要获得贷款还是难上加难。而银行不得不贷款给央企的理由在于后者还保有一定的行政级别，没有完全走向市场，行政举措还可以干预各类市场主体的微观行为。


如果加息，则意味着央企与民企一样，都会承受较高的成本。而提高准备金对央企的影响不大。相比较而言，国资委和发改委自然更偏好提高准备金而不是加息来“稳通胀”。因此，这显然已经不纯粹是一个货币政策的问题，而是涉及到部门利益的博弈了。也就是说，加息不加息，其实不是央行说了就能算的。这或许才是央行不加息的现实考虑。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就相当于要求银行体系变相的为央企提供在通胀情况下的优惠，是另一种形式的补贴。而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提高准备金的情况下无法获得贷款，底层消费者正承受着银行的负利率和物品的高价格。离权力中心越近越容易摆脱通胀的压力，而处于权力末端的底层却深受通胀之苦，这跟央行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足是分不开的。这种情况带来的潜在的不稳定性与风险，或许要远高于所谓的“热钱”带来的风险和加息引发的阵痛。也就是说，央行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足才是最大的风险所在。放长远来看，央行加息不加息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像央行这样的部门，其货币政策必须是独立的，如此方能维持金融稳定，防范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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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思想库报告》主编，【读品】出品人
http://www.bullog.cn/blogs/lihuafang/archives/149623.aspx

银行的一项重要收入就是来自于存贷差。中国银行不加息的原因是中国银行的高存贷差，英国银行可以把存贷差控制在1%之内并保持盈利，中国的银行由于自身水平问题运营成本非常高，如果放开利率自由竞争恐怕早就倒闭好几家了，只能由央行来统一制定高存贷差的利率，高存贷差的利润来维持银行运营，成本转嫁到百姓头上。
对应眼前的通货膨胀，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应该是加息，但是在房贷利率高达7.83%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加息恐怕会产生大量无力偿还房贷的房主，进而产生社会不稳，而这正是统治者害怕的问题。
如果只升存款利率不升贷款利率的话，银行收入减少，有可能造成部分银行无法持续运营进而倒闭，然后储户上街散步，这也是统治者害怕的问题。
所以中国央行现在对使用利率调控的手段非常谨慎。

中国
长期房贷年利率： 7.83%
整存整取年利率： 4.14%
存贷差 7.83-4.14=3.69

英国
长期房贷利率 ： 6.1% (Money supermarket)
存款利率： 5.25% (HSBC online saver)
存贷差 6.1-5.25=0.85

欢迎讨论，网特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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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悄悄蒙上了我们的眼睛

　　这是否很奇怪？在经济问题方面，我们只能听到美国之音。我们几乎听不到欧洲和日本经济学家的声音。早在两年前，当欧洲和日本的学者和专家们反复警告次按危机的时候，他们的声音被过滤了。一切关于中国的非美国之音都被过滤了。

　　这是否很奇怪？在非经济问题方面，我们也只能听到美国之音。我们几乎听不到中国民众和本土专家的声音。已经十年了，中国本土的、真正的学者专家们关于制度和政策的反思，被强有力的埋没了。中国本土的（非主流）的声音几乎被彻底淹没了。

　　这是否很奇怪？一个如此伟大的国家，竟然在信息化的时代，没有独立自主的经济信息采集和处理的系统。我们竟然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少财富？财富是如何分布的？财富的分布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将来会如何变化？为什麽会这样变化？我们只知道两个指标：GDP和CPI。

　　这是否很奇怪？一个如此伟大的国家，竟然在发展道路选择上，主动放弃了道德批判。竟然任由资本超越意识形态，成为政治的推动力，成为制度和政策的决定性力量。已经很久了，中国人以为自己在思考，但是，从逻辑到语言都是在播放翻译好的录音。真正的中国思想家见不到了，中国自己的思想见不到了。

　　一个大国在漂流！

　　是谁悄悄蒙上了我们的眼睛？

　　为了摆脱贫穷，我们静静地放弃了主义之争。遗憾的是，我们不小心，也一同放弃了良知。没有了主义，没有了良知，只剩下利益的诱惑。利益！利益很难成为集体享有的公共品。于是，展开利益争夺。利益争夺，这是一种野蛮而原始的社会动力。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权力加上资本才能进行利益争夺。于是，野蛮而原始的社会形态在漂流中形成了。

　　全球化的时代，不允许一个大国自由自在的漂流。一只大手在操纵。要操纵，必须首先，悄悄地蒙上我们的眼睛。

　　还记得《复活》吗？最先玷污喀秋莎的是贵族少爷聂赫留道夫。随后，悲惨的喀秋莎，被无数人玷污。中国的权贵们从中国百姓身上得到了满足，又让全世界从中国百姓身上得到了满足。中国的聂赫留道夫们还在享受上流社会的糜烂，他们的良知被冷藏了。他们不知道，喀秋莎做妓女抚养的是他们的孩子。这是迟了又迟，迟迟无法到来的觉醒；这是迟了又迟，迟迟无法到来的救赎。中国的聂赫留道夫们瞎了。瞎了的聂赫留道夫，仍然在愉快的漂流！

　　媒体，这是多麽奇怪的词汇！这是怎样的媒啊？这是怎样的体啊？就是这奇怪的东西，将中国的聂赫留道夫，将中国的喀秋莎，统统送上了毁灭之路！中国的媒体，中国的媒体人，它们必将成为中国现代耻辱的代名词！

　　中国的托尔斯泰在哪里呢？谁去唤醒中国的聂赫留道夫？中国的人文精神何时开始复活？中国的社会文明建立在什麽样的基础上呢？如何让中国的喀秋莎们得到有尊严的生活？

　　西方的财主们，喜欢没有灵魂的中国聂赫留道夫，更喜欢纯美而无知的中国喀秋莎。他们用市场经济的宿命论写成了咒语。用这咒语紧紧贴住了中国人的双眼。中国可怜的小男孩、小女孩们，不停地在念着这可怕的咒语，迷茫地在咒语中漂流。

　　经济危机的背后掩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社会危机背后掩藏着深刻的精神危机。

　　中国的思想家们，为什麽不去揭下蒙蔽国人双眼的咒语，唤醒在睡梦中漂流的人们。先不要谈什麽崛起，我们需要思想的苏醒，我们需要精神的复活。

　　多想看一看，中国那双美丽而明亮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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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居民和企业减税、退税

　　经济困境伴随财政超收：一个很糟糕的局面

　　新京报：很多人认为今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你是否同意这一说法？

　　陈志武：挑战的确很大。以往，我们常谈到经济结构转型的必要性，谈到如果不转型会给经济带来什么挑战，比如从出口导向转为内需导向，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转为消费，从重化工业主导转为轻化工业服务业主导，等等。这些问题这几年一直存在，现在也在，而且必要性越来越高。但今年的情况更为复杂，全球资源型商品价格在猛涨，石油价格比去年涨了一倍多，这给中国经济产生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中国企业本来就是微利生存。

　　最近到湖南、江苏和上海，普遍听到的是中小企业感觉压力巨大，因为原材料再猛涨，但终端产品提价空间有限，加上新的《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让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许多，很多企业已经难以支撑。

　　新京报：但与之相伴的却是财政收入的大幅度超收，这样的局面是否正常？

　　陈志武：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局面。根据我的了解，在湖南一些地方，他们估算上半年财政收入的增长可能在40－50％，比去年的31%高出许多，全国的情况应该也差不多。

　　过去这么多年中国改革的重心都放在了经济领域，没有在根本政治制度上进行实质性改革，我认为目前中国最需要改革的领域之一是：政府部门增加税种和税率的权力没有受到实质性约束，应该改革为只有全国人大才有推出新税种和提高税率的权力，征税权至少也要放回到人大常委会的层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部门都有这个权力。这样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行政部门层出不穷推出新税、新费，去年财政税收增加了31％，今年可能更多，这样下去对于企业还怎么去谈激励？如果有一天每赚一块钱就有五毛上缴给国家的话，企业还怎么活？而且在个人层面上还有这么高的个人所得税，这样大家都在为抽象的“国家”干活。

　　新京报：去年政府的财政收入是5.1万亿，这到底是不是好事？

　　陈志武：不是个好事。很多学者和官员在看到税收占GDP比重的时候，总是喜欢和美国等这样的私有制国家直接比较，但我认为这是不对的。美国只有非常少量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土地，但是中国土地都是国有或者集体所有，很多重要行业都是由国企所垄断。有人说国企改革取得很大成效的标志之一就是央企数目由196家变为150家，但你不能不看这些国有企业涉及的资本额和规模是多大，单纯看国企的数量没有意义。中石油是最典型的例子，它的市值最高的时候曾经超过一万亿美元。所以，在分析中国政府的规模有多大时，不能只看政府财政税收有多少，而且也应该把国企利润和国有资产增值的总额包括进去，这两者的总和占GDP的比重才跟私有制国家的财政税收占GDP的比重具有可比性，否则会低估中国政府收入的水平。

　　如果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分享中国总收入的三大群体，那么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如果把政府的国企利润和国有资产增值都包括进去，中国收入和财富在政府手中的集中度就更不得了。这就是在征税权不受民主宪政制约的情况下，必然会看到的政府占总收入的比例会越来越高的局面，经济增长的好处越来越多地由政府享受，老百姓分享到的越来越少。

　　“国退民进”不能因方法缺陷而暂停

　　新京报：一个过于庞大的政府会带来哪些问题？

　　陈志武：问题太多了。如果这样下去，中国没办法称为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因为政府控制的资源越多、越有钱，政府从经济增长中得到的好处就会越多，让民间分享的就会越少，最终在经济上会表现为产业结构更为重工业化，第三产业发展不足，而个人的生活空间也会越来越小。说到底，一个过于庞大的政府让人民对政府更加没有约束力、没办法给老百姓一个伸张自己权利的经济基础，让一方可以随意用权、另一方只有收受的份，两边没有谈判的空间。这从根本上有悖于多年主张的 “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

　　现在中国很多改革停滞不前，有一个很核心的原因就是国有资产太过庞大、政府管制太多。过去我们是在快速工业化，改革初期让国家拥有社会资源、掌握资源的调配权可能更有利于基础设施的快速投资、有利于工业基地等等的建设，国有制安排有它积极、有效的一面，但是，现在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好、工业产能已经过剩，我们希望转型发展第三产业并靠内需增长，国有资产太多并且政府收入太高就是非常不利的了，现在的这种增长模式也没办法持续，应该把消费和投资的决策权从政府还给老百姓，而把国有资产和土地的产权均分给老百姓，便是实现这种决策权从政府还给老百姓的具体途径，否则中国经济很难保持以往的增长势头。

　　新京报：中国的民间财富和国有财富到底有什么差距？

　　陈志武：国家发改委曾经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GDP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这个数字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 一。

　　而且伴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新京报：但是中国前几年一直有警惕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你怎么看待？

　　陈志武：那个争论是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争论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只看到“国退民进”中方法问题，所有的指责都放在MBO的手法问题上。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缺位的条件下进行管理层收购，那会带来问题，这一结论当然会成立，这不奇怪。但是，我们知道，在没有民主宪政的社会里进行国有资产的民营化，除了人均同样一份的分配方案外，其他任何方法安排必然会因黑箱操作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和不公平。我们必须要把当时的民营化运作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来看待。所以，我们说在中国没有进行民主宪政改革的时候，私有化进程必然会存在很多问题，这是毫不奇怪的，这是现有制度化架构决定的。

　　最理想的“国退民进”是全国老百姓都分一份国有资产的股权，或者是国有资产基金的股权，然后让这些股权能交易。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有了18年的证券交易经验，连开放式基金的账户就有一亿多，所以，在以这种方式私有化方面，今天的中国比当年的俄罗斯和东欧更有操作经验，不会出现在当年的俄罗斯和东欧发生的问题。

　　脱离健全的公共财政制度谈“二次分配”没有意义

　　新京报：还富于民的另一个模式是通过“二次分配”，但是你曾经在文章中疑虑政府通过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以实现“第二次再分配”并且降低收入差距的效果，为什么认为这难以实现？

　　陈志武：很多人对“二次分配”有一种盲目的信任，当然经济学教科书上都会说税收是二次分配和转移支付的工具。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是有一个基本前提假设的，那就是政府花钱的过程、预算的过程是公开透明的，是有实质民主监督问责的，这样才有制度基础。但是现在中国对预算没有实质民主监督，也没有媒体参与的广泛公开讨论。脱离健全的公共财政监督制度，单纯谈“二次分配”就没有意义，就只能是一种梦想。

　　比如三农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每年的投入都会增加几百亿、上千亿，但是如果你把过去两、三年的增长百分比幅度算一下，会发现虽然绝对数字很高，但是增长的速度和政府整个的财政预算增长速度是同步的，这说明花钱的权重没有任何变化。

　　只有在政府预算有广泛公众参与讨论、有立法机构公开听证，只有当征税权回收到全国人大，某种意义上的“二次分配” 才有可能。

　　新京报：中国正在酝酿分税制的改革，你认为合适的切入点应该是怎样？

　　陈志武：当然最好的办法首先是中央和地方都要减税，但是不能只从技术层面谈这个问题，必须要和政治制度配套，比如是不是可以考虑给地方一些和中央谈判的空间？当前我认为比较有操作性的是减少政府层级的数量，因为政府层级越多，雁过拔毛的地方就会越多。另外当然是限制行政部门征税、加费的权力。

　　新京报：但是中国政府正在致力打造一个强大的民生政府，这是否压缩了减税的空间？

　　陈志武：中国政府有足够的财力保证在减税的同时加大对民生的投入。财政部长谢旭人曾经说过，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这笔钱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但是，在没有国有资产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所以即使政府财政收入没有增加，也可以增大对民生投入的比重，这两者是不矛盾的。

　　新京报：在税收暂时还没动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做什么？

　　陈志武：直接退税钱到人民手里最好，美国可以给老百姓退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退税同样也可以注意贫富差距，比如美国今年退税时，家庭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人就没有得到；如果个人报税，那么个人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就没有。中国也可以根据收入水平有选择性地给老百姓退税，这也是在物价飞涨时最好的办法。

　　新京报：对于家庭而言，减税的方式有哪些？是否有必要再次提高个税起征点？还有哪些措施？

　　陈志武：应该再提高个税起点，这是直接帮助低收入群体的好方式。其次，就是刚才讲到的退税、给老百姓家庭寄钱。但是，对于不同收入群体而言，更重要的是降低各收入层次的个税率。征税的法理基础很重要，就是老百姓总体交的税必须跟他们从政府得到的好处相配，有多少政府给社会提供的服务，就可以有多少税赋；如果没有提供服务，就不该交任何税。不能因为张三李四钱多就认定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去征税，只要张三李四的钱是合法赚的，那钱就是他们的，任何人和政府去以任何名义去摄取，那都是对私人财产的侵犯、掠夺。只有在老百姓从税赋中得到相配的政府服务回报时，那种税赋才是合理合法的。拿征税作为经济调控、不强调征税后对老百姓的服务回报，那都是对私人财产的摄取。这即是为什么必须由人民代表组成的立法机构掌握征税权。

　　新京报：商务部最近考察沿海制造业困境，企业主建议政府最务实的做法，就是提高出口退税。而政府官员认为制造业转型才是当务之急。您认为这两种举措哪个更为紧迫有效？

　　陈志武：最好的做法是给各行业的企业都减税，而不是只对出口型企业减税。在国有资产、国有土地还这么多的情况下，现在的政府税收实在太多、增长太快。为了减轻企业的压力、减轻老百姓家庭的压力，应该减税、退税。如果是只对出口企业提高出口退税，这的确对制造业转型帮倒忙。我不主张政府通过行政手段逼制造业企业转型，所以，也不支持政府通过提高出口退税鼓励他们不转型，而是主张由市场竞争压力促使他们自然转型。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能源上涨以及劳动合同法出台，让中小企业举步维艰，政府是将过多的社会责任转嫁给了企业，政府有必要以减税的形式为企业减压，您的看法呢？

　　陈志武：我认同这种观点，所以上面我说有必要对各行业企业都减税。

　　《新京报》记者 李静睿 实习生 郝希良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7/...ent_8761134.htm

今年上半年，在国内外不利因素明显增多的情况下，我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较快增长的局面，但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应按照“控物价、稳需求、防风险”的原则，做好调控工作，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宏观调控政策取得明显成效

经济增长偏快的风险基本消除。我国经济增长在2007年第二季度达到本轮经济扩张周期的峰值，此后连续四个季度出现回落。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0.6%，比上年四季度回落0.7个百分点，二季度增长10.1%，比上季度又回落 0.5个百分点，整个上半年增长10.4%，同比回落1.8个百分点。我国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已接近10%左右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风险基本消除。以CPI为代表的物价加速上涨势头从2月份起开始逐月趋缓，到6月份回落到7.1%。从全球范围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50多个主要国家（地区）中是最高的，而物价涨幅相对处于较低的水平，说明我国采取的“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结构性物价上涨演变成明显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明显成效。

投资增长过快、货币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的“三过”矛盾缓解。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3%，比上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考虑到价格因素，实际增长速度在16%左右，低于上年同期约6个百分点。货币供应量增速回落，新增贷款有所减少，到6月末，广义货币同比增长17.4%，比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狭义货币增长14.2%，回落6.7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24525亿元，同比少增899亿元。出口增速回落，上半年出口6666亿美元，增长21.9%，回落5.7个百分点；进口5676亿美元，增长30.6%，加快12.4个百分点；贸易顺差990亿美元，同比减少132亿美元。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小，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经济结构朝着调控的方向转变。

经济效益仍维持较高水平。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增速仍在30%以上。企业利润总体水平继续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0.9%，39个工业大类中，34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经济运行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尽管我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态势，但面临的困难仍然很大，一些潜在的风险不容忽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物价仍在高位运行。工业品出厂价格和投资品价格指数逐月攀升，下半年，上游产品价格向下游传导的压力将出现加大的趋势。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国际石油和农产品价格继续上涨；二是国内农产品价格仍维持在高位；三是资源环境价格改革迫在眉睫；四是劳动力成本进一步上升，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高物价侵蚀了居民实际消费购买力，高成本导致部分企业经营出现困难。

第二，主导产业发展面临困难，突出表现为房地产和汽车销售明显下滑。今年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均出现了负增长，1～5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7.2%，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23.8个百分点。汽车销售4月环比下降 12.9%，5月份环比再降6.7%。住房和汽车是本轮经济扩张周期中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楼市和车市销售形势逆转将进一步波及下游产业。

第三，资产价格调整和热钱流动放大金融风险。一是证券市场过度调整。截至6月底，我国股市已从历史最高的6100多点暴跌到2600点，跌幅达到60%。股市大跌导致投资者资产大幅缩水，消费能力和意愿下降，同时也导致企业直接融资困难，资金紧张。二是房地产市场成交量萎缩。今年以来，房地产价格涨幅已经出现逐月回落的态势，如果房价调整幅度加大，银行不良资产将大幅增加。三是国际“热钱”大量流入使我国金融蕴含风险。今年以来国际“热钱”流入中国的规模和速度都超过往年，国际“热钱”大举流入不仅增加了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而且对我国金融和经济安全也构成严重威胁。

第四，国际经济形势不乐观。金融、石油、食品问题仍是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风险。美国的次贷危机已开始向房地产、消费等实体经济扩散，全球经济将继续降温，必然影响我国出口。美元疲软，美联储仍未把抑制全球通货膨胀作为主要调控目标，致使石油、食品等初级产品价格继续高位运行，这对我国经济尤其是物价将产生巨大压力。

控物价、稳需求、防风险

鉴于国内外经济环境中不确定性较大，我国经济增长下行的趋势更加明显，宏观调控政策应在基本稳定“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基础上，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调整力度、节奏和重点，按照“控物价、稳需求、防风险”的原则，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抑制物价过快上涨。

控物价，就是要保证有效供给，特别是食品、煤、电、油、气、运的供给，减缓输入型通胀压力，稳定通胀预期，防止出现全面通胀。一是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增加农业生产补贴，完善和落实对生活困难群众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补贴。二是从紧货币政策必须坚持，遏制货币过快增长，提高资金使用成本，防止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转变为需求拉动型通胀。三是适时适度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减轻输入型通胀压力。四是不失时机地推进资源和环境价格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增长方式粗放和资源消耗过大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

稳需求，就是要把握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抑制物价过快上涨”的平衡点，稳定出口和投资需求，防止经济过快惯性下滑。一是着力提高城乡居民实际收入，降低储蓄存款利息税率。二是在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的基础上，适时适度灵活调整信贷政策，稳定投资。在信贷规模严格按季度、按地区控制下，信贷大多投向了大企业、大城市，而效益好就业多的中小企业难以得到贷款，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应灵活调整信贷政策，支持支柱产业发展。三是稳定出口需求，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退税率，对冲汇率升值对出口带来的影响。

防风险，就是要稳定资本市场，加强外汇监管，积极应对热钱大进大出。既要防热钱加速流入，又要随时防范在美元升值趋势明朗以后，以中国高通胀、房地产价格泡沫等情况为由，引导人民币贬值预期，从而促发资本的大规模流出。一要加强外汇监管，尤其是加强对短期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的监测与管理，加快构建金融危机预警体系，提早研究应对热钱流出的预案，提升对资本冲击型危机的预警和应对能力。二要通过人民币有升有贬的“双向波动”，打破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三要在热钱大规模流动时，采取征收外汇兑换“托宾税”、外汇存款准备金零利率等政策加以控制。（国家信息中心 祝宝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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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pisy解读：官方媒体说“防风险”，实际上就是说“已经比较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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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中国高增长能否持续

　　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创造的经济奇迹，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公司的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曾发表调查论文，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在他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落后国家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种模式。

　　那么，如何看待这个总结？在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形成背后，到底有哪些被忽略了的因素？经济的高增长能否持续下去？本刊记者专访了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

　　“北京共识”，太早了

　　《南风窗》：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保障体系、法治、责任政府等是经济发展的必需要素，但中国在所有这些都付之阙如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经济奇迹”，那么，中国创造了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吗？您如何评价“北京共识”？

　　陈志武：制度经济学的那些结论，不是针对模仿性高的制造业而言，因为制造业对制度环境的要求不高。比如，儿时在湖南农村，偶尔会和小伙伴因为偷吃别人家的黄瓜被大人骂。但是，也就是偷吃点黄瓜、西瓜而已，不会去偷家具、抢劫，或者抢占房子。可见对主要财产当然有严格的保护规范，只是在那个环境里，那种产权和契约权利的规范不是靠大刀阔斧的正规法治，而是靠隐形的规则。当生活、交易的范围局限在熟人之内，平时的产品和财产也基本都是有形的实物，那么，实物的“实”本身就为财产和交易关系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作用。所以，有没有刚性的非人格化的法治不是决定性的。

　　但，要发展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等契约性经济，建立知识产权体系，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我们总说中国制造业的利润太低，钱都被西方品牌拿去了，但反过来想想，为什么中国做不出自己的品牌？这是因为中国的产权保障体系太差了。

　　我有个在美国做律师的朋友，专做专利诉讼代理。他告诉我，在国内如果你买一个公司的产品（比如，电脑）后要起诉厂家，到了法院，即使你出示发票证明你是真金白银买的、而且出示的电脑也是对方公司的品牌，中国法院也不一定承认你的电脑真的是被告公司制造的，品牌商也会以电脑是假冒的为由不承担责任，法官和律师竟然也会接受这样的理由。你把这类案子告诉美国律师，他们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美国，一个人买了电脑，即使没有收据，只要是某个品牌，那个品牌商就要承担责任，赔偿消费者。当然，如果真是假冒的，品牌商可以回过头来起诉假冒者，但这是另一回事了——只要中国的司法逻辑是这样的，对品牌知识产权的保护就会继续成问题，中国的品牌价值难以培植，钱就继续被西方品牌拿去了。

　　至于“北京共识”，我觉得还太早，太着急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人各有志，有人对“北京共识”欢欣鼓舞，我无话可说。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60年，国际学术界多次犯过下结论太早的错误，也把世界导入歧途。一次是对苏联早期模式的过分推崇。1930年代，苏联的经济也是以1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而西方则正在经历大萧条，巨大的反差让许多人开始推崇国有制和计划经济，左派经济学家都认为资本主义的丧钟因此敲响了。

　　从1940年代开始，凯恩斯等许多经济学家提出的加强政府干预和管制的理论，在包括西欧和美国在内的市场经济国家得到推行，许多二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学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但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这种国有或者管制经济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不得不重新开始私有化。这才有了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夫人对英国经济的改造，也有了之后20年全球范围内的私有化高潮。之所以这么多国家都走了一个来回，就是因为当初针对苏联的经济模式过早下了错误结论，给世界带来恶果。

　　另一次是关于东亚模式。我1986年刚到美国留学时，几乎每个大学的商学院都在找懂日本经济和文化的学者来讲学，都在研究亚洲式政府工业政策、政府管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到1990年日本经济开始衰退之后，今天几乎没有哪个商学院还教日本管理模式或经济模式了。到1990年代中期，又是“亚洲经济奇迹”热，都去谈论东亚增长模式的优势，但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又把许多人的饭碗砸了。今天的“北京共识”在未来的命运会如何？大家还是自己判断或交给历史吧。

　　《南风窗》：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而言，中国“经济奇迹”意味着什么？

　　陈志武：中国制造虽然污染了中国的环境，劳工所得也低，但确实在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增加了其他国家人们的福利，让他们可以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多更好的产品。但对其他国家的制造业而言，就是另一番景象了。由于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再加上蓝领工人可替代性很强，讨价还价能力弱，在许多国家，一部分劳工的就业机会被剥夺，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别国的劳资矛盾。比如，由于来自中国的成本压力，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的股东很愤怒，因为以前订的工人工资和福利都太高、条件太好了，所以，美国汽车业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

　　放在印、俄的比较视野内

　　《南风窗》：为了理解中国经济奇迹，我想可以回到最初的路径选择上。不理解最初的选择，谈共识似乎就缺少了一个基础。

　　陈志武：很多人把中国的经济成就归因于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人口红利、勤劳等因素，事实上，这些都对，它们都很重要，但不是基础性的。因为在晚清和民国，中国也有市场经济，也有被迫的对外开放，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比今天还高，人民也一样勤劳，但并没有产生今天经济意义上的成功。

　　为什么中国近30年的经济成就特别突出呢？这是因为中国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成熟的现代工业技术和自由贸易体系之上的，而这两方面的基础条件在晚清、民国时期都不存在。今天，中国GDP 的85%左右来自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包括能源、金融、制造业、运输业、互联网、电脑等等，而它们无不是来自于西方；中国的产品能流通全世界，也离不开由西方建立的自由贸易体系。所以，与其说中国经济奇迹是中国人自己的，不如说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结果。

　　当然，这只是产生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基础性条件，因为印度、俄罗斯、越南等国也拥有这些条件，但却没有产生和中国一样的经济奇迹。这是因为中国和以上几国在这轮全球化初期的国情和条件的不同，使它们各自选择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

　　首先，中国自1950年代以来，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人为灾难，到了1970年代末，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危机已经非常严重，再不改变就可能会崩溃，这就迫使人们进行彻底的反思。邓小平提出的“猫论”，在其它左倾社会里都可能难以被接受，但在中国却成为当年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而且改革开放也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都有保持现状的惰性，只要危机不是迫在眉睫，人们就倾向于沿着已有的路径走下去。但到了 1978年左右，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当时的制度已难以维系，是糟无可糟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根本性改革的阻力是很小的。

　　而印度在1947 年独立后就确立了民主制度，有权力制衡，有选举，有一定程度上的法治。我们知道，民主制度的目的本来不是为了寻找客观最好的决策，而是为了避免集权者做出坏的决策贻害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民主制度在于最小化坏决策的频率、在于维系现状、在于和谐稳定，除非社会出现危机，否则民主制度不利于大刀阔斧式改革的出现。印度独立并建立民主之后，其社会一直是左派占主流，反对市场化、反对全球化，执行的是计划经济，所以，一直到1993年前，很难选择市场化、全球化的改革路径。

　　更何况，按照世界银行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出来的数字，中国在1980年的人均GDP是440美元，而印度是668美元，在这种收入水平和没有社会危机的情况下，虽然成熟的工业技术和全球贸易秩序于1980年代早就送到印度门口，可印度的改革动力显然没有中国充足。没有中国大跃进、“文革”式的危机是印度的幸福，但也成了推迟其改革的原因。因此，印度到1993年看到中国的快速发展后，才感到压力，才开始放弃计划经济，选择经济自由化和对外开放。

　　《南风窗》：俄罗斯跟中国比又是怎样呢？毕竟在改革前体制上有类似之处。

　　陈志武：我们先要看到，各国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无非有两种来源：内生型的和外生型的。前者主要是靠内需的增加来刺激其经济增长的引擎，内需增加后，就需要方方面面各行各业的配套发展，才能满足国内需求，美国和大部分西欧国家走的是这条路。但是，内生型的增长模式对国内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商业制度和人们的安全感有很高的要求，否则，在这些制度机制不到位的时候，内需会难以自生。

　　外生型的增长模式，其发展由外部市场的需求带动，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走的是这条路。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发展初期本国不一定要进行大的体制改革，而且见效很快。过去30年，中国通过人权状况和劳工条件，不计入成本的环境透支来发展经济，走的就是这条路。而中国之所以在1978年后能选择这种模式，是由中国的人口、劳动力成本以及基本成型的工业基础决定的。

　　可是，俄罗斯没法选择外生型的增长模式，也就不能选择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俄罗斯有2亿人口，在1980年的人均GDP是8000美元，差不多是当时中国的 20倍；1990年其人均GDP大约是9000美元；而中国在1990年有10亿人口，人均GDP1300美元。所以，中国可以选择成为世界工厂，而俄罗斯则不可能，因为它没有中国那样的人口禀赋，劳动力成本也太高了。于是，俄罗斯被迫要走内生型的经济发展之路，这就要求它先从体制改革上开始，否则内需难以启动。这就是俄罗斯跟中国在结束计划国有经济时的起点差别，俄罗斯的改革路径选择不是像一些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因为俄罗斯人笨，没有选择加工贸易这条路，而是因为改革之初的起点不同。他们当时比中国富很多，不知道这是俄罗斯的幸运，还是它的不幸？

　　《南风窗》：“北京共识”没有谈论几年，中国制造就碰到了很多困难。您认为中国的这种高增长是可以持续的吗？

　　陈志武：可以持续，但这取决于能否进一步改革为国有经济服务的体制、取决于宪政法治的发展。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出口增长很快。在美国，除了收入非常高的家庭追求品牌以外，一般的中产阶级和穷人，大部分的日常生活用品都是中国制造的，从窗帘、被子、电视机、电脑、家具，不一而足。美国的家具行业本来集中在南卡罗莱纳、北卡罗莱纳，现在也都被中国制造的便宜家具打垮了，原来的家具制造商转行成了进出口贸易商。

　　在我所在的耶鲁大学，有来自很多国家形形色色的人，他们都对中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制造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出口可挖掘的潜力越来越小了，要大规模地扩大出口市场已经不现实了。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兴起，中国的已有外贸主导型经济模式是已经走到了尽头，可持续性越来越差了。下一步必须靠内需带动了。

　　另外，中国的国有制和政府管制体制也决定了，过去能倾全国之力来集中调动资源，建设运输网络和大工业项目，这对制造业和工业的发展一直起到关键的作用。但是，把资源和收入都通过国有制集中在政府手里花，也带来众多的弊病。首先，中国并不是总要把所有资源和财力集中在基础设施和工业的建设上，毕竟中国的基础设施已很广泛，工业产能也严重过剩，不能总把资源集中在这些形象工程上；其次，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消耗太多能源、资源和环境，随着资源价格在全球的猛涨，基于工业和基础设施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持续，环境破坏也无法再扩大了。为降低能源消耗并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度，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才能持续增长，增加内需、大力发展服务业即第三产业才有持续增长的希望。而这些产业的发展更多要求的是制度保障、法治环境和人的创造力，在这些方面虽然已经有许多发展，但还不够。

　　《南风窗》：人们普遍认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低工资带来的比较优势。但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是高于印度、越南等国的，但竞争力仍高于这些地方，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陈志武：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规模效应。中国的工资水平是近几年才涨起来的，以前20多年的投资还是很多的，因为有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完整的产业链，这些投资一时是不会走的；当然，工资的上涨对新投资是阻力，所以英特尔选择在越南建新的工厂；另外，工资上涨的影响不是一下子就体现出来的，投资者还要进行评估，但在人民币升值、新的《劳动合同法》出台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我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压力是很大的，而且以后会越来越大。

　　未来，中国的高增长要能够持续，我认为应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是持续推进国有产权改革，让老百姓也能分享国有资产收益。在美国，除了工资收入，人们也通过房产、股票、企业等资产的增值来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所以，在私有制之下，只要美国经济稍增长一点，人们不仅看到劳动收入在增加，而且手中持有的私有财产也在增值，真是所谓的“双丰收”。有了“双丰收”，美国的内需不旺盛才怪呢。而在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的国有之下，大部分中国人都只有劳动收入，没有真正拥有资产性。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这么快、这么多，但内需却增长得慢多了，看不到应有的财富效应。没有资产性财富，老百姓怎么会有资产升值带来的财富效应呢？所以即便公有制再发展，国家再富裕，都和私人无关。国有土地、国有资产现在每年增值10万亿元左右，人均差不多8000元，但不会有哪个正常的中国人会认为自己可以因此一年多花8000元。

　　除了中国的资产升值75%由国家垄断之外，收入在政府与民间之间的分配也快速向政府方靠拢。从1995年到2007年，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政府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6%，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分别增长了8% 和6.2%；2007年，政府税收增长31%，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才分别增长了12.2%、9.5%。所以，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再快，到老百姓手中的收入却以比政府财政收入慢得多的速度增长，民间消费内需当然不足。

　　当这么多资产和收入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当这些资源和收入由官员们决定怎么花的时候，他们倾向于把钱投入到高楼大厦、标志性建筑、基础设施和各类形象工业工程上，所以才有中国经济增长靠投资驱动，而不是靠消费驱动。而如果把资产性财富还给老百姓，老百姓花钱考虑的项目和官员是迥然不同的，他们会更多考虑子女教育、养老、旅游等民生问题，会转换成对消费、对第三产业的需求。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主要资产和收入由政府掌握着决策权时，这必然对工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形象工程有利，重化工业会最受宠，其经济增长会是投资带动的；当一国的资源和收入主要由老百姓来决定如何花费时，他们会更偏好跟民生、跟消费有关的需求，这必然对第三产业、对轻工业最有利，这当然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这种经济的增长更受消费的带动。这就是中国经济和前苏联经济都偏重化工业，而美国式私有经济偏重第三产业的原因。

　　第二是法治和民主。从这次汶川地震中我们看到，民主不仅不抽象，而且还具体到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生命，涉及政府的财政开支和建设投资怎么花、往什么地方花的问题，是在政府大楼和形象工程上多花、还是在学校楼房上多花的问题。

　　《南风窗》：对中国目前的发展，您最担忧的是什么？

　　陈志武：“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倾向。人的本性往往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虽然形势严峻，但在现有体制还可维持的情况下，根本性的自省和革新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特别是今年以来，全民大众都加入到自我辩护、自我标榜的民族主义大潮中，听不进任何逆耳忠言。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要走什么样的路，旁人很难阻挡。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很多时候即使你知道会有悲剧发生，但你无能为力。一个整天对中国唱赞歌的人，对中国的进步是没有好处的，说好听的话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对中国更有价值的反倒是谈“中国崩溃论”的那些人，我们完全可以从建设性的角度来看待他们，研究一下他们所说的崩溃的方向、原因，看有什么现在可以做的，让中国避开可能的陷阱。

　　（转载自南风窗 记者：赵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