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

——与王绍光谈民主

□玛雅



民主是时下中国官方和民间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论及民主，很少有人不想到直接选举领导人，以民众的选择权制约政府的执政权。选举是否中国民主的理想选项？民主政体的建立是否必须削弱国家能力？王绍光的回答是：以选举为特征的政体叫做“选主”，一定要把“民主”跟“选主”区分开——民主是老百姓当家做主。建立民主国家，也必须加强国家机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民主只能是一纸空文。

　　访谈时间：2007年3月
　　访谈地点：香港

　　“选主”不等于民主，是“超女”一样的选秀而已
　　玛 雅：今年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撰文指出，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同时指出，不同国家实现民主的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走自己的路。中国政府一方面承认普世价值，一方面要走自己的路，中国的民主理论和实践的联接点在哪里？
　　王绍光：我完全同意温总理的判断，民主在各国一定要以它自己的形式发展。凡是采取别国形式、到了自己国家不加批判的民主，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而且，西方民主自身也面临很大困惑，在本国的运作存在很多问题。现在的教训非常直接，有台湾的例子。韩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搞了民主，结果怎么样？再看最近出现变局的孟加拉，军政府上台后大举反贪，得到老百姓的支持。所有这些情况出现，如果还不从中吸取教训，认为中国是特殊的，只要采取西方民主就一定能成功，那不是幼稚就是别有用心。
　　中国1911－1913年搞过西式民主，完全照搬西方模式，结果搞得乱七八糟。所以，民主是要的，但是以为西方民主是最好的，把以选举为特征的形式照搬过来，问题非常大。我把以选举为特征的政体叫做“选主”。一定要把民主跟“选主”区分开——民主是老百姓当家做主；“选主”跟“超女”一样，是选秀而已。
　　玛 雅：但是在一般人看来，通过投票选举领导人，是普通民众参与国家政治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在民主传统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选举式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是最简便易行、直截了当的民主形式。
　　王绍光：很多人认为，老百姓有机会选举最高领导人，或者各级政府领导人，就是民主，这个理解是片面的，有些时候可能会有问题。现在很少有人读古代经典，实际上一直到19世纪，都没有人把选举和民主挂钩。亚里士多德说过这样的话，真正的民主是用抽签的方式。如果是代议制，就是通过随机抽选的方式来选代议人，这才叫民主。如果是选举，而且是竞选，那样产生的是寡头政治。亚里士多德这句话虽然是2000多年前说的，但是用来理解今天的政治形态，可以说非常精辟、准确。现在一般人很少想到，真正体现民主的形式是抽签，其实有些政治理论家就在研究，相比选举，抽签决定有哪些好处。
　　玛 雅：有人恐怕会质疑：抽签怎么是民主？因为如果抽签是凭借偶然性，那么就没有什么人在做主，所以是无主；如果抽签被认为是体现神的意志，那么就是神在做主，是神主。
　　王绍光：抽签意味着所有人被选上的可能性一样大，意味着平等，政治上平等是民主的实质所在。在随机抽签的形式下，每个人当选的几率是均等的。而选举，一个人所占有的资源、会不会表现自己、是不是巧嘴滑舌，甚至长相好不好，都可能是胜选的原因。我经常开玩笑，西方的选举“盛典”，已经和演艺没有太大区别，难怪好莱坞大腕影星能当选美国最大州的州长，三流演员可以当总统。台湾的马英九绝对不聪明，但是很得人缘，尤其是中年妇女的人源，恐怕就是因为模样长得好，他是“小马哥”嘛！
　　我前不久到台湾参加一个研讨会，讲的题目是“是台湾民主的危机，还是代议制民主的危机？”如果是在各种资源均匀分布的世界，代议制民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实社会不是这样。“选举”本身的含义是选出比较好的、能代表民意的领导人，但是用的方法叫“竞选”，就是推销自己，而推销自己最好的方法又是给对手抺黑。现在哪个竞选不是用抺黑来攻击对手？近日报道，美国共和党、民主党的候选人筹到多少多少钱，到预选的时候手里没有一亿美元的候选人几乎可以放弃，根本没有机会。在这种体制下，候选人变成了商品，用商业的方式来推销自己；选民变成了消费者，不是选择最出色的候选人，而是选择最能推销自己的候选人。选举成了拼资源、拼形象、拼口才、拼演技，但资源的分布绝对是不公平的。占有资源的经济精英分子和知识精英分子非常容易入围，而穷人、精英群体以外的人很难获得机会。如果说民主和选举有一点关系，最重要的原则是一人一票原则。一人一票意味着平等，但是现在变成了“一元一票”，筹的钱越多就越容易当选，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性腐败。
　　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一种恶性循环：资源的不平等导致参与的不平等。这有大量的实证调查。在西方，经济社会资源不平等导致参与的不平等；参与的不平等又导致不同社会群体政治力量的不平等；资源少的群体在代议机构中的代表人少，导致对决策影响力的不平等；对决策影响力的不平等，又导致资源分布的不平等……完全是这样一种循环。所以近些年，西方一些关心民主质量的人提出西方体制的“民主赤字”问题，也就是民主的名不副实。
　　玛 雅：我们熟知丘吉尔的一句话，民主是“最坏体制中的最好体制”。从政府合法性的意义上说，即使是资源不平等的选举，不也是公众向政府授权的一种方式？
　　王绍光：卢梭很早就说过，如果人民仅仅只是选举代表，那很可能就是选的时候履行一下仪式，选完后各自回家，谁也不再关心，这样一来，国家实际上是由几个寡头管理。这就是目前在很多国家流行的民主方式——几年一次仪式，仪式一结束，就是少数几个人来执政。
　　我最近读了一本书，是我20年前读研究生时的一位美国老师写的。他说，那种所谓我行使了选举权，就认同你的政权的 “认同感”，其实是一种虚假的认同感。他是以美国政治为例来写的，写得入木三分。所以，评判一个政府的合法性，最重要的不在于它产生的形式，而在于它能否得到民众的真正认同。
　　在选择民主的方式上，要打破迷信、思想解放
　　玛 雅：那么你认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路该怎么走？对近些年国内从基层开始推行选举式民主有何评价？
　　王绍光：“广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有力的国家”，这三句话基本上概括我过去20年关于中国政治转型的思路，是我的主旨思想。
　　“广泛的民主”是指超出一般政治的民主，不仅仅是选各级官员。我非常赞同经济民主，就是在一个经济机构、一个学术机构，或者其他机构，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有权利参与管理其事务。在这些机构内实行民主时，可以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既可以是直接参与决策，也可以是用抽签、投票等方式来产生民主决策的机构。
　　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实现民主，会出现新的形式，互联网就有民主的性质，多讨论也是一种民主形式。讨论式或商议式民主，跟选举式民主的基本判断截然不同。以选举为特征的民主，假设人的偏好是不会变化的，偏好决定他投票选谁；选出来的人就会代表他的偏好，他就认同这个政权。这每一个逻辑推论都有错误。商议式民主的假设是，人的偏好是可以变的。一个人可能对自己认识不清，对外界事物认识不清，对别人的利益认识不清，对整体、长远的利益认识不清，在与不同人讨论的过程中，他能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改变他的偏好，这个时候再来做选择，可能做出比较理性的选择。中国有讨论的传统，不是说共产党的会多吗？这个传统不应该丢掉，而要加以改进。会多，就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讨论。不光是讨论国家事务，也包括公司事务、学校事务，这也是实现民主的一种方式。
　　在选择民主的方式上，最重要的是要打破迷信、思想解放，根据中国的实际尝试不同的方法。现在已经出现这样一些实验，比如浙江出现了参与式的预算，黑龙江哈尔滨市的阿城也有参与预算式民主的实验。他们在实验中有的就用抽签的方式来选择决策机构的成员，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有人会质疑：如果抽到一个傻子或者能力不强的人怎么办？但是反过来想想，在西方国家，法院的陪审团就是随机抽选。陪审员的作用也不小，决定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陪审员可以随机抽选，没有理由说不可以随机抽选人民代表。加拿大、英国等国有些地方为了弥补“选主”的不足，就用抽签来产生新的决策机构，做重大决策。这类机构名称不同，具体组织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的机构大到5000人。由于是随机挑选出来的，其成员结构基本上能准确代表当地的人口结构，金钱、口才、相貌都不起作用。这样的实验非常有意思。
　　而国内那些以选举为特征的实验，似乎带有选举迷信的色彩。什么都一定要选，什么选都一定要直选。按照中国宪法，乡以上各级行政首长应有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属间接选举。在议会制下，就是间接选举。国内那些促进直选的人往往不了解西方关于总统制、议会制的优劣性的讨论，他们想促使中国每一级政府都带有直接选举的总统制特征。这种方式既不符合中国宪法，还会带来一系列的行政与立法之间的矛盾，其结果很可能是那些促进直选的人所没有想到的。事实上，熟悉比较政治文献的人都知道，多数学者公认，总统制不如间接选举的议会制，如果中国必须在这两个主要的代议制形式中选择一个，那也应该选择议会制，间接选举行政长官。
　　总之，实现民主的方式并不只有一种，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摆脱外来的、未必是一个完美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以更开放的思维来探索中国民主的路。思想解放是最重要的，但是原则应该很清楚，就是老百姓当家做主。只要按照这个理念去实践，我觉得就可以。
　　玛 雅：讨论式或者商议式民主，是通过开放讨论加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度？
　　王绍光：我说的讨论不是抽象的讨论，是当一个决策跟某些人的利益相关的时候，不管是在公司还是学校，都应该让利益相关者来讨论。民主是务实的，民主不是“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大多数老百姓不在乎这种形式的东西。但是一个社区里会不会建一个可能带来污染的设施，老百姓有发言权。你不能说，我是私人老板，我出钱投资，你凭什么讨论？老百姓当家做主不仅仅是针对各级政府领导人，每个单位、每个社区都应该是带有民主色彩的体制，利益相关者都来参与公共事务。
　　玛 雅：近些年，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持续成倍上涨，大量的资金被各级政府用于“形象工程”建设。网上登出的那些亭台楼阁式的超豪华政府办公场所，被海内外舆论讥讽为“中国式奢侈”。我觉得，应该采取由地方人大召集群众代表听证的方法，将政府楼堂馆所的建设置于老百姓的监督之下。有人认为这样做完全不可行，因为政府肯定有办法忽悠、操控老百姓的选择，形成“赞同”决议，这样一来，反而使那些“形象工程”名正言顺了。
　　王绍光：这个完全有可能，现在所有的西方民主社会就是这么做的。但他要花费很多的精力来忽悠，忽悠不是没有成本的。可能要三五年，忽悠成了他也到期了，该卸任了。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不能采取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既然所有的限制措施都没有用，那又何必做任何事情？网上那么多人写文章、跟帖干什么呢？就是假设民意还是可能起作用的。预算监督有大的、全国性的，那个预算不要说给老百姓看，就是给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看，也未必都能看懂。还有一些预算是比较基层的，完全可以让老百姓监督，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在实行基层参与式民主。比如，城市一个行政区的预算主要花在哪儿、怎么花？或者有一笔钱，要建图书馆，是建一个大的、非常现代的，还是建几个小型的？这些完全可以让老百姓来讨论，大家也有兴趣和能力参与讨论。我不觉得哪个文化局的领导会认为，建一个大图书馆是政绩，建10个小的不是政绩，没准建10个小的口碑更好，“形象”更好。
　　我前几年写《美国进步时代启示》时就提出，预算改革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突破口。从这儿开始就可以把老百姓动员起来关心民生问题、政府决策问题，就可以走向民主。我认为，在县以上各级，要加强人大的作用；在县以下的基层，要加强老百姓的直接参与。有些时候，全国预算、省一级的预算，特别是大的项目开支，也可以放到网上，让老百姓来监督。这个完全可以做到。
　　没有一个有力的政府，民主只能是一纸空文
　　玛 雅：现在的普遍认识是，民主政治意味着“小政府、大社会”，政府要弱，社会要强，要限制政府权力，政府还权于社会。你强调“有力的国家”，这与你所说的“广泛的民主”如何协调并存？
　　王绍光：我一直认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有利于民主的，而不是不利于民主。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写《建立一个强有力民主国家》时，就是要证眀这个道理。这与当时流行的观念是唱反调的。当时正是所谓的“第三次浪潮”时期，第三世界国家、东欧都要转型为所谓的民主制度，理论家、政治运动的参与者都认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是民主的敌人，一个弱的政府有利于民主的形成和巩固，所以要让国家“缩水”，削弱其压制民主的力量。我在文章中说，建立民主国家，也必须加强国家机器，而不是损坏它；如果损坏国家机器，可能既得不到民主，也得不到国家。当时我是孤掌难鸣，一片拍砖的声音，包括很多朋友都批评我。1980年代以来，全球有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了所谓的“民主”转型，真正让人民当家做主的有几个？不少国家转型后，情况不是更好，而是更糟，美国一手扶持的阿富汗、伊拉克就是明显的例子。这些经验教训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国家能力与民主之间的关系。2004年，曾一度坚称“历史已经终结”的日裔美国人福山写了《国家构建》一书，现在已经译为中文。他的理论，其实就是我1990年那些认识。2007年，以研究国家的形成著名的查尔斯·蒂里 (Charles Tilly) 也出版了一本题为《民主》的书，最基本的分析框架也是两个向度：民主程度与国家能力。可见，现在国家能力对民主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公认。原因很简单，整个1990年代的事实很清楚：一批国家转变为所谓的“民主体制”后，国家管理体系却垮掉了。
　　我还写过一个书评，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政治学家的书。他以前是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是民主的敌人，直到他去俄罗斯看过以后才得出结论：国家是最大的人权机构；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民主只能是没有用的一纸空文。现在西方的理论家基本上都承认，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才可能有一个质量比较高的民主。我最近刚写了一篇英文文章，用117个国家的数据进行比较，来看民主的质量和国家能力的关系。其中一个结论是，政府监管能力比较强的国家，民主的质量都比较高。
　　玛 雅：“公平的自由”也是在“有力的国家”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王绍光：公平是我一直思考的另一个问题。之所以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并非因为它本身值得称道，而是因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比如资源再分配，在市场机制下，如果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涉，市场导致的分配一定是不公平的，所以需要外力的参与，需要政府干预。再比如说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在民主前面加上“自由”这个修饰词，不是更好听了吗？但是追溯历史可以看得很清楚，自由首先意味着私有产权，是少数有产者的自由，而不是广大劳动人民的自由。所谓“自由民主”，更多的是强调自由，而不是民主，其实质是用自由来限制民主的作用范围。这一点鼓吹自由民主的理论家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我们国家很多拥护自由民主的人却不明白。
　　我在1990年代初提出国家能力问题时，中国国家能力的现状令人非常担心。今天中国政府的能力虽然比过去有所加强，但是从改善民生来看，相对于它要实现的任务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日常遇到的大量问题都是和政府相关的——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工作场所的安全，环境治理等，所有这些问题政府可能有很好的意愿去解决，但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解决。所以，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仍然是必要的。广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有力的国家，这三者之间并不是相互矛盾的；相反，三者相互补充、协调并存，是我们的安邦之道。
　　玛 雅：但是官与民、政府与社会作为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终究要达到合理的力量对比，才有可能建立你所说的“强有力的民主国家”。温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会上谈到腐败问题时，强调要进一步分散权力。你在1990年代初就提出“分权的底线”，认为超越底线是十分危险的。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如果不分散权力，怎么才能有效遏制权力腐败？
　　王绍光：权力高度集中在个人手里和集中在某一级政府手里是两码事。比如说，所有的商业银行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但不是所有银行都会把贷款给人家，然后收回扣。商业银行的权力不是集中在某个个人的手里，它有很多的制约机制。所以，要把权力集中分成两个层次：机构性的权力集中，在某些地方、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权力高度集中在某些个人手里，这是产生腐败的原因。对这两个层次如果不加以区分的话，会引起概念上的混淆，也会引起反腐败策略上的误导。如果以为任何权力集中都一定会导致腐败的话，那惟一的办法就是让政府少干事。不干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就是国内某些经济学者的思路。
　　现在需要纠正的主要是个人权力高度集中。比如最近发现很多卖官的，就是因为权力集中在某个县委书记或组织部长手里。不管是任免权、贷款权、审批权，都不能集中在某个个人手里。集中在党委手里、某个部门手里，比如审批权在某个计划单位手里，有一定的程序，相互制约，有一些规定、标准，执行者必须按照标准执行，没有太多的自由裁量权，在这样的制度下，哪怕权力是高度集中的，也不可能产生腐败，或者很少产生腐败。香港政府高度集中，所有的政府官员，尤其是廉政公署，都要对行政长官负责，那么行政长官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腐败了吗？他不能，好多事情他不能做，他必须要跟相关人员商议，通过一定的程序、按照一定的标准来做。这样一来，虽然权力高度集中，政府依然可以保持清廉。
　　玛 雅：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怎样才能解决个人权力过大的问题？
　　王绍光：现在的党委跟五六十年代比，哪个权力更集中？那个时候。但那个时候为什么腐败比较少？它有很多制约。党委一班人，决策真正要经过这个班子，有民主集中制，不是某个人说了算的一言堂。那时还有运动机制，官员犯了错误老百姓可以揭发批判，还可能会被下放，他就不敢腐败。在这个意义上，不光可以借鉴国外好的机制，也可以从我们以前的机制学习。可以用各种办法来加以限制，比如任命一个干部必须怎么做。不是有制度建设吗？可以自下而上监督，也可以自上而下监督，上下左右制约某些个人手中的权力过大。
　　打压只能帮倒忙，导致媒体的“隧道效果”
　　玛 雅：说到自下而上的监督，你是如何看待媒体与政府的关系？
　　王绍光：我有一个印象，媒体很多人其实不清楚自己的立场，但他们非常反感官方的打压。他们关心的事儿是和老百姓日常生活相关的左翼关心的问题，但解决思路往往又是右翼的思路。这中间有个矛盾，和他们的家庭背景、成长过程可能是联系的。大量媒体人员可能是从农村、小城镇来的，家庭背景、成长过程使他去考虑“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医疗、教育等问题，都是左翼特别关心的问题。但他们提出的方案是，只有实现西方式民主，或者只有言论自由，这些问题才能解决。
　　这些问题跟言论自由不自由，看起来有直接联系，其实没有直接联系。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美国的医疗体制改革。美国的医疗体制既不公平又没效率，每年花16％的GDP来实现一个在OECD国家几乎是倒数第一、第二的健康指标。1993年克林顿上台后，第一夫人希拉里提出一个医疗改革计划。当时契机非常强，好像一夜之间就可以通过，可过了13年了，至今还没有解决的迹象。美国言论很自由，但是再自由，议事日程被某些特殊利益控制着，提不上日程的方案，就不可能通过。反观中国， SARS出现后，大家一批评，医疗改革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2005年国务院发展中心拿出一个报告，说中国医疗改革基本失败，引起全社会讨论，很快成了政府议事日程的一部分。2006年就开始推广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政府出钱，普遍建立。现在9个部委正在探讨城市医疗改革的方案，总的意向已经很清楚，很快就要实现全体城市居民应保尽保。
　　从这两个例子看，哪个国家民意反应更迅速、更鲜明一些？跳出意识形态的束缚来思考，脑子可能就更开放一些。所以说，新闻工作者关心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是矛盾的。为什么矛盾？就是因为被打压，使他感到言论不自由。
　　中国各个部门里最失败的就是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社会核心价值观丧失、不能形成新的核心价值体系、农村中各种邪教泛滥，都和不知道该怎么管意识形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用防啊、堵啊这类方式管理媒体有关。如果这方面放开的话，媒体人不会觉得有那种压力，想法就不会有“隧道效果”——就只看那么一窄条，觉得就是这一个因素在压制他。他就可能看得更宽、更现实一些，看到自由民主之外的其他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最近新闻总署提出要“多用智慧少用权力”，总算有点儿进步。
　　玛 雅：打压确实适得其反，比如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媒体未必有很多人认同他的观点，但是《冰点》被处理，引起媒体的强烈反弹。
　　王绍光：最近禁的几本书也是，不禁的话，让大家看，老百姓的反映绝不会好。比如章怡和书里说，当年精英阶层的某些人毛巾用一次就扔了。读者看了会很反感：你凭什么毛巾用一次就扔了？老百姓当时可能一条毛巾都没有。几个成天哀鸣的人，现在变成英雄一样，成天嚷嚷，“我的书被打压”。其他人也没看过，以为一定是好东西。打压只能帮倒忙。
　　当阿猫阿狗都能入党，执政党的堕落不可避免
　　玛 雅：如果权力集中和腐败不是必然的关系，那么腐败的根源在哪里？有观点认为，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给中共官员的腐化堕落提供了“理论根据”，导致一些人放弃共产主义远大追求，取而代之以一种末世心态，于是开始大捞特捞，造成权力腐败大肆泛滥。
　　王绍光：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这两者之间也许有些关系，但不是必然的关系。举个例子，日本共产党有40万党员，日本共产党党员选上参议员、众议员，工资的2/3要交党费，因为是党选上去的。下一次选下来了，他可能去开卡车、摆小摊，甚至失业，但这些人依然在学习《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不断开展活动。日本是资本主义社会，比初级阶段还初级阶段，但是日本共产党的党员并没有变成我们某些党员那个样子。还有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都比初级阶段还初级阶段，但都没有堕落到这种地步。
　　我觉得问题的根子在于，共产党接收党员的标准太低，党员太多，组织生活完全放松了。一个政党兴旺不兴旺，力量大不大，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党员数量。党员人数越多，这个党越不安全，和某些人所想象的整好相反。罗马尼亚共产党垮台前，党员占人口16.8％，包括小孩在内，100个人里有16.8个党员。罗马尼亚是共产党垮得最惨的国家，那些打死奇奥赛斯库的人就是共产党员。中共在改革开放前维持在3％左右，100个人3个党员，现在7000万党员，已超过5％。这个比重上升一两个百分点是不得了的事，现在的比例就相当于东欧国家垮台的时候。所以，党员数量要小，成分要精。越小的党越好管，有个先锋队的选择性。当阿猫阿狗都能入党，入党以后还有这好处那好处的时候，党的堕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最近几年，大量的大学生、研究生入党，成分发生变化后也带来问题。温铁军说，他在人民大学讲党课，所有来的人手里拿一本外文书之类的，没有人想听党课，都来混个听过党课的经历。现在要救这个党，惟一的办法是重新登记，不爱入的就不要入了；愿意入的，必须按照规矩来。现在很多人骂共产党，共产党员骂得是最厉害的，这样的党员还要他干吗？
　　玛 雅：党员数量要小，成分要精，你认同新加坡式的精英党？
　　王绍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吸纳社会最精英的人，这未必符合我的理念。我觉得应该是以工人阶级的先锋分子、广大劳动人民中的先锋分子为特征的，而不是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为主体的党。三种精英的党也很容易腐化，而且很容易造成三者的重合，他们合谋来统治这个社会。共产党毕竟还叫共产党，应该是普通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
　　玛 雅：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中国现在贫富分化突出，执政党各级领导干部中一部分人先富了，有的腐败了。由于广大普通党员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无足轻重，造成中共自身已成为一个在改革中受益颇多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否坚持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王绍光：我对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的说法存在疑问，至少现在是不准确的。共产党目前有7000万党员，比一个韩国大，比一个英国、法国也大。那么大一个党，它的干部，包括所有基层公务员，不过1000万人。即使把企业里的管理人员加进来，恐怕也还是少数。共产党里属于先富的人恐怕也是少数，大部分是在中间群体，生活改善了，但没有成为暴富阶层，也不是利益受损的阶层。所以才有这种情形，所有的政策出来后，党内是有争议的，比如企业改制、《物权法》等。如果说共产党已经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如果它的利益跟先富群体的利益是一样，它会站在先富群体一边；不一样的话，它可能两边都得打，先富的夺过来，弱势的压一压，让自己致富。显然，这7000万人的利益不可能和先富群体是一样的，也不可能变成一个上欺下压的群体。
　　如果假设共产党不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党内确实有人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党员在很大程度上跟弱势群体或者中间层的广大人民利益是一致的话，就不存在那种困境，好像共产党要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但是它的利益结构根本不允许它这样做。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伪问题。毛主席早就说过，党内有党，有派，有阶层。党和社会一样是多元的，社会民意反映到党内来，也会对上层领导造成一种压力，迫使他们做某些方面的转变。党内当然有人希望党更多地站在先富群体一边，但也有人希望更多地站在大多数人一边，正是这种多元、内在的矛盾张力，使得党往哪里走，国家政策偏向于谁有很多可能性，不只是一种可能性，那么中国走向有利于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可能的。
　　中国未来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
　　玛 雅：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舆论近来热炒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否理想选项？你对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如何评价？
　　王绍光：这篇文章存在几个误读。首先，作者误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解读为像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第二误读了他自己的概念——民主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泛泛而用，说的概念是民主社会主义，举的例子是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是对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实践的误读——所产生的背景、整个历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什么会是那个模式等。他没有认识到，北欧国家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的出现，或者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的体制下出现一些带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集团存在，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的竞争。那些国家是害怕共产主义蔓延，为了抵御它，才不得不采取一些社会主义的政策，导致这些模式的出现。对于这些历史、国际变量等，《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作者都误读了，好像真是有人发了善心，找到一条道路就走了。事实上，如果没有当年的苏联、中国提供另一种可能性，那些国家引进或者坚持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的可能性非常小。
　　反过来说，民主社会主义好不好？当然好。首先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当然更好。但我讲的民主社会主义和作者讲的“民主社会主义”完全不一样。他讲的无非是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社会实行某些社会政策。这三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玛 雅：这三个模式的区别何在？
　　王绍光：民主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形容词，社会主义是名词，democratic socialism。社会主义的基本假设是要有社会，社会在前，个人在后。社会主义并且强调某种形式的公有制，而不仅仅是二次分配。但是这个社会主义必须是民主的，不是专制的。这个当然很好。
　　社会民主主义是说，我是资本主义的，而且不改变资本主义，但我推行一整套的福利政策，从摇篮到墓地。这样来降低阶级矛盾，资本家的利益得到保护，工人的利益也受到一些照顾。这叫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
　　自由资本主义里有某些社会政策，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叫liberal democracy（自由民主）。它有些政策带有社会主义色彩，比如提供一些基本保障，但它远远达不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程度。美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政策都跟那些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没法比。
　　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模式。现在的美国模式比原始资本主义好一些，社会民主主义又比自由资本主义好一些，至少给老百姓提供一个保障体系，保证人有尊严地生活下去。民主社会主义就更好一些，它使每个人，包括劳动人民，都变成社会的主人，变成真正意义上的stakeholder（利益攸关者），而且它是民主的。那些热炒“民主社会主义”的人把这三种模式搅和在一起，要的究竟是什么呢？不清楚。好像三个都是一样的，除了中国不好哪儿都好。
　　分清这三者的不同，我们也许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可能会有最低纲领、中间纲领和最高纲领。中国现在带有很多资本主义成分，那么多一点社会保障最好。今后能做到跟北欧一样的保障水平更好，锦上添花。再往后能实现某种社会主义，主要的所有制是某种形式的公有制，然后还是民主的，那更好。
　　玛 雅：中国目前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比较接近？
　　王绍光：中国是在原始资本主义冒头时便开始引用一些社会主义政策。但中国又特殊，它本来就有社会主义。它是从社会主义退到现在的状况，还有很多社会主义的遗产、记忆和传统，所以不太容易直接跟美国那种资本主义相比。中国现在还不太发达，钱还不太多，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做的事，就是建立以社会救济为基础、以社会保障为短期目标的保障体系，尽可能地给广大老百姓，尤其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提供某种经济社会安全，让他们有一个有尊严的生活方式。
　　玛 雅：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处在资本主义原始阶段，又保留着社会主义传统，是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体？
　　王绍光：在这个结合体中，社会主义传统是很重要的。中国近年来政策转变的速度之快，从原始资本主义往福利社会转变的过程比别的国家短得多，出现社会政策后，新的政策出台的频率比较高，都是得益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传统。
　　玛 雅：如果我们的社会发展比较理想，社会主义的成分会越来越大？
　　王绍光：这个问题今后中国还得再做选择。一种选择是走社会民主主义的路，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但是国家通过很强的税收来进行二次分配，保证比较公平，大家共同富裕。另一种可能是走向民主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恐怕会出现这样的争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跟第三国际争论就是争的这些东西：在资本主义的肌体上加上一点社会主义的雕饰，是不是能真正改变资本主义？也许更有保障的是让全体人民共同拥有生产资料，这种所有制基础上实现的社会主义是更好的。这种争论现在还不会出现。现在是说，我们目前就是这个国情，我们需要保护一批人或一大批人，给他们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或者收入保障。现在中国面临的是要这个还是不要这个的选择，今后可能是要这个还是要那个的选择。
　　玛 雅：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有哪些思想资源可以借鉴，以实现比较理想的社会？
　　王绍光：对未来发展道路的探索可以基于三种资源：第一是中国传统社会以“仁爱”为基础的思想，我称为“博爱”；第二是社会主义思想资源，可以用“平等”概括；第三个思想资源是改革开放以后进来的，就是自由。
　　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一个共同点是比较强调群体——家庭、家族，兼爱、仁爱。今天中国出现新儒家、新墨家、新道家等，共同之处就是强调群体。这个在中国非常重要。下岗工人怎么解决生存问题？就是靠家庭。北京北飘总有几十万人吧，很多年轻人买房，有多少人自己掏钱？除了父母就是丈母娘出钱。这种传统的思想资源已经在起作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很多糟粕的东西不应该借鉴，这个可以借鉴。先要爱家人，然后要同情别人，兼爱、博爱。
　　第二种是毛泽东时代形成的社会主义传统，就是平等。这种平等我们住在中国不觉得，出去跟别人一比才能体会。台湾前省长周至柔的女儿到大陆来，有个惊人的小发现，说大陆人坐出租车坐在前排，跟司机坐一块儿，这在台湾是不可能的。前不久我和一个省委副书记聊天，他说经常和司机一起吃饭，饭桌上一起谈论问题。这在台湾、韩国、日本、美国难以想象，香港绝对没有。我去韩国，韩国人说他们的社会等级有三个根源：日本人统治、儒家传统和军队传统，长期的军队治国。我说前两个对，最后一个说不通。为什么呢？中共的军队强调官兵平等、官兵一致。韩国人说，他们的军队不是这样。中国现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平等意识依然还在起作用，这种传统对形成一个生命共同体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是改革开放后新的思想资源，强调自由、个性、个人奋斗。这个资源在过去30年对思想发展、经济繁荣和社会多元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这三种思想资源在中国已经有广泛的基础，需要大力推广。它们相互是有张力的，经常会出现矛盾，但又是互补的。中国的老左派注重平等，容易忽略自由；自由派强调自由，容易忽略社会主义传统；新儒家、新墨家等讲兼爱、博爱，左派和自由派都有可能否定。几方都容易偏颇，与其独轮车往前走，不如三轮车往前走，走得更平稳。对普通民众来说，平等更重要，如果否定平等就会伤害到他们；对精英而言，自由更重要，为了平等剥夺他们的自由，也不利于稳定。两者之间的矛盾，需要超越各自的利益，以对别人的仁爱之心来平衡。所以，要张扬这三种资源的积极意义，使之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动力。

台湾民主政治困境，还是自由民主的困境？

2007-10-10


王绍光

　　台湾我来了大约有十次左右，以前来都是作为一个外来访客，随美国人、香港人、大陆人的参访团来这里参加交流活动。今天虽然我也是外来的人，但这是与本地学者一起讨论现在台湾的问题，我想会比较有趣一点。

　　有关民主问题，我自己开过相关的课，当然也比较留意与民主相关的文献。在此过程中，我留意到一个比较有趣的变化。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所谓第三波民主化，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在这十几年间，很多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政权转型，当时很多学者关心的是民主化，还是不民主化？能不能走上这条道路？九十年代初中期，又有人开始谈论民主是否稳固、如何能稳定？但是到了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即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民主的质量问题。按照“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的标准，2006年全球有123个国家和地区可以称为民主，或更准确地说，选举式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但就民主的质量而言，这其中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不少人开始在研究民主的质量问题。在2004年，曾有一份学术杂志展开专题讨论，谈「有缺陷的民主」。我想这样的思路演进可能还有下一波，就是要对西方主流的民主制度也要开始反思。

　　如果用西方各种对民主质量的排序来看，台湾其实是比较高的，不管是用‘自由之家’的排序（第61），还是《经济学人》的排序（第32），还是德国的BTI（不包括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排序（第4），台湾都是排得比较高的，大概是前几十名。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对台湾的民主进行反思呢？显然，不满意才开这个会。一方面，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标准，台湾的民主看似不错；另一方面，我们都清楚，台湾民主体制的运作存在严重问题。这就促使我们思考，西方的各种排序把台湾排的那么高，究竟依据的是什么样的民主概念？这也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有一位哲学家前几年曾提出，资产阶级在17、18、19世纪是非常反对民主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但是为什么他们现在接受民主？这跟民主本身发生的变化有没有关系呢？今天我们谈的民主，还是从前那个民主的概念吗？

　　所以我认为谈台湾的问题，必须把它放在一个更长远、更宽广的时空里来考察。我想先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资产阶级会从反对民主转向到支持民主？我自己看法是，因为民主的精随已经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面被一次一次的阉割，经历了好几次对民主的限制，资产阶级才接受那些加上了一系列形容词的民主。我指的是哪几种转型呢，哪些限制呢？第一个，就是从随机挑选，变成选举制度，就是从直接民主变成代议制。民主本来的涵义是政治上的平等，但是现在的这种民主只是种形式上的平等。讲到早期雅典的民主，他们是没有选举的，采用随机挑选，跟赌博一样，抽签，而且亚里斯多德讲的非常清楚，只有抽签产生的机构才是民主的，凡是由选票选出来的，便是寡头政治了，他对此已经做了区分。我们今天全是用选票选出代理者，按照亚里斯多德的定义，它就是寡头政治，不是什么民主。在抽签的体制下，每个人当选的机会平等，不管是什么人，受过多少教育、长的好不好看、口才如何、有多少资产，所有人的机会是完全均等的。但是一但有了间接民主，选举式的民主，平等性就失去了，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政体规模扩大了。他们说，雅典民主涉及几万人，可以实行直接民主；现在政体那么大，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人，仍然实行直接民主就不太现实了。但是实际上，问题可能远远比这个理由复杂。如在美国政治史里被认为是平民代表的潘恩就说过，既使在小型政体里，代议政治也比简单民主，也就是所谓直接民主，要好的多。所以，这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而不是只是因为政体规模的扩大，这是第一层转型，从抽签制变成选举制。

　　第二种转型是好的，是投票权的普及。实行选举投票以后，资产阶级开始时一直极力限制投票权。在西欧和北美的国家，真正实现成年公民的普选，是到20世纪的七十年代才大致完成的，经历了至少一百五十多年，甚至更长，才形成普选。普选之所以能出现，也是因为当时有阶级战争的压力，至少我认为这是主因。

　　第三种转型是限制民主的决策范围。现在在‘民主’二字前往往加上一些形容词，比方说‘自由民主’、‘宪政民主’。这些形容词之所以必要，就是要对民主的范围加以限制。回顾西方的文献可以看的很清楚，谈到‘自由’最重要的基础就是自由产权，‘自由民主’最强调的就是要保证公民私有产权。那么‘宪政’也是一样，用宪法来约束国家或人民行使权利的范围，不管这个权利是由封建的帝王来行使，还是由民主政府来行使。事实上，在跟大多数人的福祉相关的领域（如经济与社会生活），现在基本上都不适用于民主原则的。最近，我所在的香港中文大学正在展开一场讨论。我们每个学院的院长现在是选举产生的，但是校方现在要求所有选举产生的院长改由任命的，其的理由很简单：在欧美国家的主要大学里，院长都是任命的，不是选举产生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教育机构，公司、企业、家庭、或者很多社团组织里面，其实是没有太多民主的实施，这就使民主适用的范围大大缩小了。

　　第四个转换是涉及熊彼得，他在1942年出版了其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在这本书里面，他有一整章在批评当时被广泛接受的民主概念不切实际。他认为民主应该被理解成经过竞争性的选举来产生统治者的一个过程。熊彼特转换正中资产阶级的下怀，很快被统治阶级接受。之后，民主不再是关于人民当家做主的问题，而是把民众的参与仪式化。所以，现在主流的民主体制，按我的解释，应该叫「选主」，而不是民主。

　　这些都是转换，而转换带来了相当多的问题。从理论上讲，代议制的民主在一个条件下是不存在问题的，就是所有的资源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均衡分布，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出现的结果可能跟抽签或直接民主所产生的结果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在资本主义的体制里，资源分布极度不均，而且近几十年变得来越来越不均，于是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罗伯特道尔要写《经济民主的序言》一书的原因。现在谈论民主的人对道尔《民主理论的序言》（1956年）都耳熟能详，但是很多人忘了他后来又写了一本《经济民主的序言》（1985年）。我以前跟他在同一个系里面，他虽然退休了，我经常向他请教，他跟我讲，「在某个意义上，我就是社会主义者」，他理念上接收了某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他认为必须将民主的原则延伸到经济领域，延伸至工作场所（公司、企业）。没有这样的经济基础的话，真正的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把现存的所谓‘民主’体制称之为‘多头政治’（polyarchy）,而把严格意义上的‘民主’保留给真正对人民负责的政治体制。在现在主流的民主体制下，民主被简约为选举，选举被简约为竞选，竞选被简约为推销，一系列推销手段便应运而生。在这种体制下，策略的运用变得非常重要，公民变成选举文化的消费者，选举或竞选不是为了提供信息，反而更多的是为了误导民众，骗取他们的选票。这样选出来的人往往不是最好的候选人，而是最能推销自己的候选人。这些问题在台湾或者其它地区都相当普遍。

　　现在的竞选就是靠拼资源，拼形象、拼口才、拼演技。我经常开玩笑说，现在的政治已经跟演艺事业没有太大的差异。在现在的所谓民主体制下，不管是西方的国家或是其它地方，占有资源的经济和知识菁英，就可以大显身手；而穷人，或被认为是较笨的人，常常就被排斥在主流的参与之外。选举还有一个坏处就是，金钱的介入，谁的钱多谁的影响就大。这从美国的例子可以看的很清楚。美国今年的中期选举刚结束，已经有人算出花了多少钱（28亿美元），总之是大大高于以往的记录。而且不管总统选举还是中期选举，选举花费的成长率一直比经济成长率要高（2006年中期选举的花费比2002年中期选举的花费高27%），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内在的逻辑运作。

　　选举还有一个坏处。我以前的一位老师Benjamin Ginsberg写过一本书叫The Consequences of Consent，他提到选举的一个坏处很可能是造成一种参与的假像。现在很多台湾人在期待2008，觉得2008换人执政可能一切会好转，但这很可能是一种想象，就跟以前很多人期待过2004、2000是一样的，这种虚幻的期待本身可能使得应该参与的压力减少了。

　　那么在这种主流的代议体制下，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就是资源分布的不平等，导致参与的不平等，参与的不平等导致代表性不平等，代表性的不平等导致对决策影响的不平等，而对决策影响的不平等又反过来影响资源不平等，这些都有数据证明，每一个之间都有连带关系。也正因为如此，虽然西方国家在对外的时候，大力宣传民主，甚至要强行推销民主，但是在所有的西方主流国家，其实现在很多人在讨论‘民主的赤字’（Democratic deficits）。民主的赤字表现在很多方面，最主要的可能是投票率的下降。美国中期选举投票率一般在30%左右，地方选举可能25%左右，总统选举也不过是50%，这是第一个表现。第二个是政党的衰落，有人讲英国各政党的党员数量加在一起满打满算一共占人口的百分之二，但是英国的议会里面百分之九十九的议员是党的代表。再次，民主的赤字还表现在民众对各种政治机构和政治人物的信任度下降，这在相当多国家都可以看到。也许正是因为存在民主的赤字，民主才变成可以被资本主义社会里面统治阶级接受。所以，我认为台湾出现的很多问题不是台湾仅有的，而是再其它民主主流国家一样会面临到的情况。

　　另外还有一些问题可能在台湾讨论的比较多，例如选举方式以及议会与行政的关系等。同为代议制，有些类型的代议民主可能比另一些代议制民主要好一些。如选举的比例代表制要比赢者通吃的选举方式更符合民主原则。最近台湾决定在将来的选举中采取单选区两票制，我想这是考虑到以前的选举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另外，在台湾以前的选举体制下，对于谋略的使用显得非常关键，之所以出现两颗子弹就是一种谋略的使用，对选举的结果影响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拿到比别人多的选票就当选的规则下，会出现很多不符合民主真实原意的情形，这在2000年的选举中表现得最充分：连战与宋楚瑜的选票加起来绝对超过陈水扁，如果选举体制规定有第二轮投票的话，结果一定不一样。所以这种选举体制的设计，本身就有问题。

　　关于立法和行政的关系，这方面台湾的专家很多和讨论得相当深入，我想很多学者都同意，议会的体制比总统制好得多，但是由于美国实行总统制，而且政客都想当总统，所以在新兴民主国家里大量的采取总统制，或者从议会制转成了总统制。这方面我看到陈浊水辞职的时候[00:22:06.93]，他也有讲到要把总统制慢慢改成议会制。

　　总之，我自己的感觉是，台湾民主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不仅仅是台湾体制本身的问题，而是现在世界主流民主体制的问题，只是台湾的本土/外来之分将这些问题进一步激化，使得它们显现得更加突出。但是如果看其它新兴民主体制的问题，很多地方比台湾还要严重十倍。

　　因此，我们现在要反思的，不仅仅是台湾本身的选举制度是否有个别人士或党派的操纵，而是更大的问题，就是主流的西方民主国家的体制和理念有什么样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拓展想象的空间，改造现有的‘选主’，把它们变为真正的‘民主’？现在很多人懒于思考，仿佛历史真的终结了，人类社会的运作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式。这是绝对不应该的。我们要敢于想象，在民主化中不要轻易接受现有的模式。尤其是在今天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很多直接性的参与都更加方便，成为可能。我们完全可以超越‘自由民主’、‘宪政民主’、‘代议民主’、‘选举民主’这些形式。就实质而言，我们应该更关切如何扩大民主决策的范围，包括经济的、社会的体制里面，融入民主元素。就民主实现的形式而言，我们也应加入更多直接民主的因素。在这方面，我想抽签制其实不是一个坏的体制，很多人可能对此也许有怀疑，但请想一下，很多国家的司法体系里有陪审团，其成员由抽签挑选，使公民应尽的义务。既然法院里的陪审员这种性命攸关的重要工作都可以由抽签决定的，用抽签的方式搞代议制体制为什么不能试行？事实上，最近一些西方的国家也在探索用抽签制来弥补选举制的方式，像是共识会议， 公民团 (citizen jury)等，其成员也是抽签产生的，这些试验也许可以部分弥补间接民主产生的问题。只有这样不断以开放的心态来探索实现民主的新途径，才能使台湾民主的质量得到提升，使全世界，包括今后中国大陆的民主，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探索安邦之道

王绍光

　　我来之前跟胡教授商量讲座的题目，我本来提议讲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也是我自己最近有兴趣做的一个题目，但是胡老师刚刚为我正在编的一本书写了一个本序，书的名字就叫安邦之道，胡老师写了很长的序，他觉得更适合讲一讲这本书的情况，所以我就换了题目，是介绍三联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一本书叫《探索安邦之道》。这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谈民主，第二部分是公平，第三部分是公平社会。这并不是完全新的东西，我从1989年以后就开始做各种各样的研究，1989年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文革，硕士论文写的是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1989年以后开始做与国内转型相关的研究。有时候我开玩笑，当时公管学院的崔之元老师也在美国，他在MIT，我在耶鲁，我开玩笑说崔老师寻求中国最好的解决方案，我一直在做防止中国出现最坏的结果。所以我做的具体内容，实际上是千差万别，自己也没有觉得有内在联系，但是当三联的编辑让我编这本书的时候，通过我给他们文章的书目，发现其中有内在的联系，一方面是跟民主相关的文章，另一方面是跟公平相关的文章，还有一方面就是跟公民社会相关的文章。我正好借这个编书的过程，也可以梳理一下过去20年左右对中国转型碰到的一些问题的思考。

　　书为什么叫安邦之道？它不是一个强国之道，不是一个为中国取得最好的成果这样一种思路。安邦无非就是不要出事，要把国家安定下来，才能长治久安，是这样一个思路。回想一下自己关于民主、关于公平，关于公民社会无非就是想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还不敢奢想中国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在这方面，胡老师他们做了更多工作。

　　民主方面有这几篇文章，大多数是2002年以后写的，2002年以前只有7篇文章，18篇文章是2002年以后写的，最早的文章是关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这是1990年写的。当时在国内看不到，但是在海外的华人学者里面引起了轩然大波，我的一批朋友就开始写文章批评我。这篇文章里面的内容我一直坚持，后面就写了公平、效率、民主、警惕民主的修饰等等。第二部分关于公平的文章也有一批，从1999年开始写，这几年有很多研究都跟公平相关，公平也不仅仅是收入的公平，还有其他方面的公平，所以公平这一部分有这些文章。第三部分是关于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这一方面的思考，这方面最早的文章也写在1991年，关于市民社会概念刚刚引入中国的学界，人们开始思考的时候，我当时也有几点思考，后来又和公管学院的王名老师合作，也做了一些关于公民社会、社团的研究，现在我依然还有数据处理，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书大致是这几个方面，最后是有一个结论，结论实际上就是我跟胡老师编的《国家制度建设》那本书的结论，叫做第二次改革战略，积极推进国家制度建设这样一个东西，这是书的概况。

　　我现在按照这个脉络向大家汇报一下心路历程。1990年，我写完建立强有力的民主国家那篇文章的时候，我说我希望给主政者有十个字的建议，即：“财力要集中，政权要民主”。现在有一些人认为我是新左派，有一些记者就问我说你们新左派和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的主张。当然我也不觉得这个标签有多贴切，我也不觉得多喜欢它，也不觉得多不喜欢它，当记者问我说你有什么主张的时候，我说我不敢说别人有什么主张，我的主张就是“广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所以我在1990年提出十个字概括我的主张，2006年又提出十个字概括我的主张。把这两个十个字加起来实际上就是以下十五个字：“广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有力的国家”，这三句话基本上能概括我过去20年关于转型的思路，这就是我的主旨思想。

　　下面我分为三个方面汇报一下我的一些思考。我主张是广泛的民主。所谓广泛，就不仅仅是选举或者是我们现在已经非常熟悉的那些民主形式。首先“民主”不等于“选举”，很多人一说到民主，以为老百姓有机会选最高领导人或者是各阶层的领导人就是民主，我觉得这个理解是片面的、不完全的，有些时候可能会有问题。现在很少人读古代的经典，实际上早期的时候像亚里士多德，一直到19世纪都没有人把选举和民主挂钩，亚里士多德说过这样的话，真正的民主是用抽签的方式。如果是代议制，就是通过随机抽的方式来挑选代议人，完全随机挑选的方式才叫民主。如果是选，而且有竞选，那样产生的政治是寡头政治。我觉得亚里士多德这句话虽然是2000多年前说的，但是非常精辟，用他的话来理解今天的政治形态，可以说他的观察非常准确，用选举选出来可能是寡头或者是多头政治，而不是真正的民主。只有在抽签制的情况下，现在很少人在想到真正体现民主的是抽签形式。其实有一些政治理论家在研究抽签决定和选举比较到底有哪些好处？抽签形式下每个人当选完全是均等的，完全是随机的。如果是选举，各个人所占有的资源，会不会表述自己，是不是油腔滑调，甚至长得漂不漂亮都可能是被选上的原因。我经常开玩笑，在西方选举盛行的地方，已经和演艺业没有太大的区别，也难怪一位有名的演员选上美国州长。台湾的马英九绝对不聪明，但是他好像很得人缘，就是靠长得漂亮。一到选举的时候，所有资源分布不平等都会在选举上反映出来。这两天报道美国共和党的候选人、民主党的候选人筹到多少钱，如果你筹到的钱少就根本没有机会，如果预选的时候自己手里没有1亿美元几乎可以放弃，现在就等于拼资源，但是资源的分布完全是不公平的。

　　前几年有一位政治理论家在有一次讨论当代民主的会议上提到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有产阶级100多年以前一直反对民主，现在都变成了民主的拥护者？这个问题暗含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所流行的民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原来意义上的民主。很明显的是，如果我们往上追溯，民主历史上经历过很多次的转换，最重要的转换很可能就是从直接民主到代议制民主，从随机挑选到选举。这两个转换，有一些人讲是因为政体规模比以前大得多，希腊雅典时期一个政体里面有合法参与权的公民都不过几千人，至多也不过5万人，规模比较小，可能可以实现直接民主，也可以用随机挑选的方式。但是不要忘了，其实有很多人反对直接民主，并不是因为规模大了，而是因为他不喜欢这种民主，包括美国平民选举家就说代议制比直接由民众来处理、管理这个国家要好得多。也不是完全否定随机的方式，很多人有一种质疑，如果抽到一个傻子或者是能力不强的人怎么办。但是你反过来想想，在西方许多国家，法院的陪审员完全是由抽签的方式决定的，法院陪审员的作用也不小，要决定一个人到底是有罪还是没罪。但是他完全是随机抽选。陪审员如果可以随机抽选，我觉得没有理由说不可以用随机抽选人民代表。

　　民主转换中最重要的转换，很可能是熊彼特的转换，上世纪四十年代熊彼特写了一本著名的书《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民主》，当时他感觉资本主义是不行了，今后就是社会主义，但是他又不太情愿看到这个结果。他在这本书里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批判古典的民主观，并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民主观。经过他的转换，民主就不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由几个精英团体一起来竞争的政体。这就使得，传统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概念被转换成通过几个精英团体互相争斗来实现民主的政权方式。由此人民的参与也就变成四年或者是几年一次的仪式，仪式完成以后老百姓就不管了。许多人都看到这一点，卢梭很早就说，如果人民仅仅只是选举代表，那很可能就是选的时候履行一下仪式，选完以后他们就各回各的家，谁也不管，这样国家实际上是被几个寡头管理，这就是在很多国家依然流行的民主方式。

　　民主的转换也反映在对民主这个词加了很多的修饰，我写过一篇文章《警惕对民主的修饰》，修饰经常是两个好词加在一块，大家觉得这两个加在一块更好了，但是我的讲法是两个词加在一块要非常小心。比如说自由民主，自由很好听，民主也很好听，自由民主加在一起不就更好听了吗？还有宪政民主，这也是现在很流行的说法，但是你追溯历史，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之所以在民主前面加上这些修饰词，实际上是要对民主的作用范围加以限制。自由首先就意味着私有产权，自由民主更强调的是自由而不是更强调民主，实际上是要用自由来限制民主的作用范围，这在鼓吹自由民主的理论家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我们国家很多拥护自由民主人并不清楚，只是简单地拥护这种说法，认为两个好词加在一起就更好了。宪政民主当然也是一样，宪政民主无非就是用宪法来约束国家的权力，把宪政和民主加在一块意味着这个权力不管是封建帝王行使还由民主政府行使都要受宪法约束，在宪法里面做出一些规定，不管怎么样用民主做出决定都不能实行。所以在关系大多数人福祉的多数领域，不适用民主原则。可能你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公司工作，有几个公司是按照民主的原则来运行？下班以后回到家里面，家里面有多少按照民主来做？我有很多朋友都是相信民主，在家都按照民主来做，但是加上修饰以后民主的范围就非常小，就变成非常仪式化，几年一次仪式，仪式完了就是少数人来执政。

　　代议制民主，台湾的民主面临很多的问题，我前不久到台湾参加关于台湾民主危机的讨论，我讲的题目就叫做“台湾民主的危机是自由民主的问题，也就是代议制民主的问题”。实际上在各种资源完全均匀分布的世界，代议民主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资源是平均分布的，随机抽选和其他选举的方式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差距，但是现实社会不是这样的，在各类资源分布不均匀的世界里，代议制民主有不少的问题。比如说选举，选举的含义本身就是选出比较好的能代表民意的人，但是现在用的方法叫竞选，竞选的方法就是推销自己，推销自己现在最好的方法是抺黑对手，现在你看哪一个国家选举不是完全用攻击来抺黑对手，你看中国的《三国志》里面那些策略，被运用到当代的选举里面，就是有很多的问题平常并不暴露，到最后竞选的时候再拿出来。去年我正好在高雄看他们选举，完了以后就出现有人说反对国民党那边人买票，现在揭露出买票的人并不是国民党，但是做这种事情就影响选举结果。想推翻？对不起，就得4年以后，如果连任就得8年以后。也就是说对民主和选举微弱的关系再加以颠覆。而公民在这种体制下从公民变成了消费者，现在大量的选举靠的是钱，钱是干吗？基本上是用商业推销的方式来推销候选人，候选人变成了一个商品，一般老百姓就变成了消费者，消费这些候选人。选的结果往往不是选择最好的候选人，而是选择最能推销自己的候选人。选举靠的是拼资源、拼形象、拼口才、拼演技，有利于占有资源的经济和知识精英分子非常容易入围，而穷人、不太聪明的人往往排除在外，金钱的作用变得非常重要。如果民主和选举有一点关系，最重要的原则是一人一票原则，一人一票意味着都平等，但是现在实际上变成一元一票，谁牟取的钱越多就越容易当选，在很多地方都变成现实。要讲到腐败，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性腐败。但是选举还有另外一个结果，这是我最近突然读到我20年前读研究生的老师所写的一本书，也就是选举以后我行使我的权力了就认同你的政权，他讲这种认同以后的后果，是一种虚假认同感，一个政权很难没有正当性和获得的正当性，他是以美国政治为特例来写，我觉得对代议民主的一些问题，写地入木三分。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一种恶性的循环，就是资源的不平等导致参与的不平等，这有大量的实证调查。在西方社会资源不平等导致参与的不平等，参与的不平等又导致不同社会群体参与的不平等，能代表这个群体的人进入代议机构越少，代表的不平等导致对决策影响的不平等，最后对决策影响的不平等导致资源分布的不平等，完全是这样一种循环。看很多西方国家可以找到大量的实证的数据来证明这一点。所以最近这些年，虽然由西方的政府大力鼓吹他们的模式，但是西方真正关心民主质量的人，他们提出西方体制所谓的“民主赤字”，也就是民主的缺乏。

　　这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投票率的下降，投票率现在整个欧美都是下降的，当然有一些国家投票率更低一点，像美国两年一次选国会议员，投票率一般会在30％以下，地方可能在25％左右，将近25％的人来决定所有人的代表；在总统选举里面基本上就是50％参选，50％不参选。第二就是政党的衰落，从60年代开始，认同政党政治的民调一路下滑，现在国内讲对共产党信任下降，美国对各个党信任度更是极度下降。在各种各样的政治体制、政治机构，各个媒体对政党的信任度是非常之低的。还有就是对各类政治机构的信任下降，这都有大量的数据。所以现在西方国家的有一些有识之士正试行一些新的制度安排。比如说有的地方实现抽签制，用抽签制来弥补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民主，加拿大、英国也有一些省也用过这样的方式，完全是随机抽样的方式产生的，做出重大决策要求5000人随机产生的机构来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些方面的试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中国也有这样的试验，但是进行这些试验的人没有理论上的思考，完全是实践中间因为需要用抽签的方法来选择代表的机制。国内有两个地方在试行参与式的预算过程，浙江有一个地方，在黑龙江哈尔滨市的阿城有一些试验。他们在试验中间有的时候就用抽签方式来选择决策机构的成员。我觉得在中国讲广泛的民主，我想不仅仅是在政治上选各级官员，而且我是非常赞同经济民主，就是为什么一个经济机构、一个学术机构你不能让你的那些当家人由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挑选，所以广泛的民主，超出一般政治的民主。在各种机构里面实行民主的时候，我觉得要开放的思想，试行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抽签制这样一些方式，来产生进行民主决策的机构。

　　对民主还有一些其他的误解，我在书里面有一些文章也涉及到。比如说我写的一篇文章介绍我以前在耶鲁的一个同事，这个人也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我记得耶鲁政治系的教员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有一天是罗伯特·达尔（写过民主的序言）发言，他讲民主的好处。讲完以后我的这个同事就举手说：你说民主很好，如果民主是这么好的机制，应该让人高兴、幸福。罗伯特·达尔回答说：当然。我这个同事又接着说：事实好像并非如此。那是好多年以前，到2000年他就出了一本厚书叫《市场、民主与幸福》，他就去证明市场经济的确不利于人民的幸福，民主在很多条件下也不会给人民带来幸福。书中用了美国大量的数据和心理学的东西来证明。所以这是对民主误解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很多人对民族主义与有效政府抱怀疑态度。为此我也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证明没有民族主义的民主是不可能的，因为民主都是在一定的群体里面实行，这个群体在当今就是民主国家，所以民族主义是民主存在的一个先决条件之一。另外我花了很长时间，写了大量的文章就是要证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有利于民主，而不是不利于民主。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写“建立一个强有力民主国家”的时候，是与当时流行的观念唱反调的，当时正处于东欧国家还有第三世界国家要转型到所谓民主制度的时候，当时理论家、政治运动的参与者都认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是民主的敌人，所以最好的方式要让这个国家缩水，变得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来压制这种民主的力量，弱政府是有利于民主形成和巩固的。在我90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提出这句话，我跟那些人都是非常熟的朋友。以前在北京的时候，在北大的时候一起讨论，后来就产生分歧，当时有很多种议论，他们说归根到底就是能把政府削弱多少就削弱多少，但是那时候我写了一个《建立强有力的民主》，那篇文章里面我说要区分国家能力和政权形式，你要做的事情是要改变政权形式，但是你不要以为削弱国家能力可以改变，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是有利于民主，当时我是孤掌难鸣，一片拍砖的声音，包括我很多朋友都是批评。后来福山写了《国家构建》这本书，2004年这本书翻译成了中文，我看了他2004年的理论。我不是不谦虚，还是我1990年那个认识，到整个90年代看的很清楚，一批国家垮了下去，变成了所谓的民主国家。我还写过另外一个书评，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政治家，他以前就是自由主义者，他觉得国家是民主的敌人，他说直到去俄罗斯看了以后才知道国家政府是最大的人权机构，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民主完全是一纸空文，没有用的。所以现在我倒看到西方的理论家基本上承认，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才可能有一个质量比较高的民主。我刚刚写了一篇英文文章，用1997个国家的顺序来看民主的质量和这个国家能力的关系，民主质量比较高的国家谋杀率比较高，但是一个国家监管能力比较高的地方，民主质量都比较高。我现在往前走一步，认为国家治理和民主质量有关系，但是哪一个国家治理和民主质量关系可能是正面的，哪些没有关系，哪些可能是负面的，我又往前推了一步对民主的看法。这是关于民主的看法。

　　我后来也开始把这些问题的思考运用到中国实证研究。去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了这么一篇文章，叫《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这篇文章我想挑战一个在西方非常流行的一个概念，在国内现在很多学人也运用这个概念，也就是把所有的政权形式分成两类，民主、非民主或者是民主与专制，很不幸的是从1911年起，蒋介石叫专制、毛泽东叫专制、邓小平也叫专制，现在也叫专制，但是中国发生了变化没有？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显然用专制这些标签来贴的人，他们没有办法跳出这种概念。我想用中国的实例来证明，大家都知道在公共政策制定中，议程设置是一个国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中国我把它划分为六种模式，最后一种就是现在中国出现的外压模式，民众的呼声很快就能反映到议程设置里面，现在有大量实证经验，如果有人有疑问我可以作一些回应。

　　下面我讲其它两部分的问题，公平和公民社会。公平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之所以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并非因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本身有什么可称道之处，而是一个强有力国家是解决很多问题的必要条件。这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资源的再分配，因为在市场机制下，如果它不受任何外力干涉的话，市场机制本身导致的分配一定是失灵的，需要有外力的参与。在这方面我很早就写过文章，国内1993年正式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1994年就写一篇文章专门批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篇文章虽然在香港发的，但是他们还是觉得太敏感，硬是跟官方提法对着干，就把很多文字改过了，现在收到这本书中的就是改过的文章。我现在说即使同意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很多事情也不能扩大不公平，这样会适得其反。尤其是最近几年做关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也讲到地区之间的差距，各种群体之间的差距，各种改革可能带来分配性的后果以及怎么解决分配性的冲突。最近一些年又开始做一些公共卫生、基础医疗、基础教育这方面的公平的问题，也谈到了人的健康生命权不公平的问题，这就涉及到煤炭安全、矿山安全，我也做了大量的数据分析，看中国的矿山安全的状况。但是矿山安全只是工作场所安全的一个特例，但是它报道得比较频繁，所以我做了这方面的研究。同时也做了跨国这种比较，就是在收入分配这些方面的一些比较，以及近年来一些可喜的变化。尤其是最后一篇文章其实也发表了好多年，就是顺应民心的变化，我看钱花在哪里，我在这本书里面分析财政资金流向看中国政府近期的政策调整化，尽管有一些努力，但是还是非常不够的。

　　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公民社会。我写第一篇关于公民社会文章的时候是关于公民社会迷信最流行的时候。80年代末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哪一个社会的公民社会比较强，这个国家就比较容易走向民主，当时有这么一种流行的观点。我当时1991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西方很少有人对这种观念提出疑问，我当时就讲，大家把市民社会和国家对立起来，把市民社会看成一个整体，但是市民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市民社会我在这里面讲市民社会有贫民窟，有花园别墅，有血与泪，有剑与火。把它描绘成宁静、和平的去处，不是出于无知便是出于欺骗。后来西方国家也开始对市民社会本身提出了一些疑问，因为大量的NGO他们会颠覆哪怕是脆弱的民主原则运作的机制，而不是有利于民主的运作。所以这是他们对一种迷信的挑战。后来我挑战另外一个迷信。我用几十个国家的数据证明，在全世界我说一个组织要独立必须资金是独立的，大部分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NGO他们的金钱是独立的，我证明在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NGO是靠自己在街上募款，靠善款来运作的。在西方国家NGO经费70、80、90％来自于政府，在其他的地方大部分都是靠商业运作来募集钱，在第三世界国家NGO经费大部分来自其他国家的资金，国外的资金又大部分来自于政府。所以这是非常复杂的，它的含义也是很深刻的需要去挖掘。

　　最后我做了另外一个关于迷信的挑战，就是市民社会可以制约国家权力。凡是用市民社会理论分析NGO组织的，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市民社会的外部效应可以去制约政府的一些权力，它的外部效应比较重要，我也研究市民社会，但我更关注的是市民社会的内部效应。它的内部效应是什么？就是如果一群人经常和不是完全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人进行接触的话，他可以形成一种现在社会学叫做社会资本的东西。这种社会资本对个人，对社会都是有好处的。我更重要想强调的是这种非政治性的，非利益团体性的社团比政治性的、利益群体性的社团更加重要。而且我觉得我这个观点，现在回头看并不新，很多人都讲美国民主时讲市民组织很重要，但是忘了讲的最重要的市民组织群体恰恰是非利益的、非政治群体这样的群体，但是这样的群体有什么好处？因为没有利益关系，没有太多的政治卷入其内，这样的人更容易在一个群体里面是完全平等的，用民主的方式来互相对待对方。这样更容易形成一种民主的生活习惯，而民主的生活习惯是一个社会走向民主最重要的一点。所以我研究市民社会更看重市民社会的内部效应，而不是市民社会的外部效应。

　　所以民主、公正、市民社会我都赞成，这些词都是很大的词，所有人对它都不会有太多的疑问，我是在赞成这些词的时候，必须要挖这些词的原始含义，要去掉有关这些词的很多形形色色流行的一些迷信，再找出这些词，这些概念对我们如何达到一个安邦之道的目的，我们起到什么样的效果来进行创造性的思考，这是我已经做的工作，今后还会往这方面努力。我就讲这些，谢谢各位！

警惕对民主的修饰

王绍光

　　在希腊语中，民主一词由两部分组成，demos是指公民，cracy是指一种治理方式。两者联在一起，democracy民主意味着由人民治理的制度，或更准确地说，由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的制度。

　　从斯巴达和雅典算起，民主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但至少在头2300年，民主并不是个褒义词。只是到了19世纪，民主才逐渐开始被广泛接受。民主真正获得不可争辩的正面评价，实际上是20世纪以后的事。在民主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同时，民主前面很少有修饰词。而随着对民主褒奖的增加，民主前面的修饰词也越来越多，如代议民主、自由民主、多元民主、宪政民主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修饰词都很悦耳，但显然不是可有可无；否则，干吗多此一举？不过对这些修饰词要多加小心。如果有人向你推销钻石，但在钻石前加上一串花里胡哨的修饰词，你会不会怀疑他是拿人工钻石蒙你？民主比钻石重要得多。如果你真喜欢民主，恐怕应对“民主”前面的修饰词有所警觉，看加上修饰词的民主是否变了味。

　　（一）

　　要搞清楚为什幺有人喜欢在民主前面加修饰词，还得从民主为什幺在两千多年里招人憎恶说起。在雅典时期，民主是个带侮辱性的字眼。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按参与治理的人数多寡对各类政体进行分类，他们都把民主看作是最糟糕或接近最糟糕的政体。民主之所以糟糕，是因为“多数的统治”意味着“穷人的统治”。柏拉图认为，“真”和“善”这些人类的优秀品质并不是来源于多数人，而是来源于一小部分天资聪慧的饱学之士。强调公民平等则无异于摧残人类的优秀品质。因此，民主必然是一种腐败的制度。亚里士多德不否认多数人的统治可能干好事，但他依然惧怕民主，因为在他看来，民主制度可能导致穷人干坏事，如不尊重财产权，甚至发动骚乱。古希腊的多数思想家都同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民主的判断。其实，雅典真正的穷人根本不能享受民主权利。在那个小小的城邦里，公民不过三、四万人，而被排斥在民主过程之外的奴隶、外邦人和妇女也达到五位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穷人”，按当时的标准恐怕应该属于中产阶级。

　　中世纪的意大利出现了一些城邦共和国，但它们从未把自己称为“民主”。开始这是因为“民主”一词失传已久。不过到13世纪中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译成了拉丁文后，人们仍然对“民主”避之唯恐不及，因为“民主”在亚里士多德的分类中属于“旨在维护穷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的政体形式”。城邦共和国的支持者托马斯－阿奎那的评论可谓一言中的：“民主就是一种平民政体，其中民众仅仅靠着人多势众便压榨富人，结果使全体人民都变成了暴君”。

　　进入近代，17世纪的平等派开始要求政治平等。回头看来，他们可以说是民主运动的先驱。但他们从未公开要求过民主，对普选权毫无兴趣。他们要求的不过是将选票当作特权赋予那些经济上独立的成年男性户主。其它男人，尤其是靠工资过活的工人和靠救济度日的贫民则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

　　18世纪的启蒙派也大都敌视民主。用伏尔泰的话说，启蒙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大多数男人愚昧无知，女人更是不可救药，真正受到理性光辉照耀的人只是凤毛麟角。洛克在日记中写道，由于大多数人类沉迷于激情和迷信，人类的未来不能由多数人掌握，只能由开明者掌握。康德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民主是种不合理的政治制度（illegitimate Form of government），因为它不是建筑在理性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多数的随意性（caprice）上。弥尔顿则更直截了当，他认为必须由少数开明者强迫多数人接受自由；不然的话，多数人可能出于卑劣的动机迫使少数人成为奴隶。

　　现在，人们一般把法国革命看作现代民主的起源，但“民主”这个词当时并不常用。写在法国革命旗帜上的是“自由、平等、博爱”。法国大革命后，有产者对民众的能量仍心有余悸，于是一时间民主被当作了财产掠夺、暴民政治、红色恐怖的代名词。潮流所至，搞得民主这个词在美国用语中一度销声匿迹，直到1826年杰克逊建立民主党后，它才重见天日。曾担任过一年法国首相的历史学家基佐在1837年谈到了他对民主的担忧：“民主……是多数下层人反对少数上层人的旗帜。这面旗帜有时是为了争取最合理的权利而举起，有时却是为了满足最残暴，最邪恶的激情而举起；它有时指向最不公正的篡权者，有时却把矛头对准最合法的权威。”当时主流社会对民主的畏惧由此可见一斑。

　　可以说，从古希腊到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社会上层精英一直把民主看作洪水猛兽。有产者担心，一旦允许大众参与政治，穷人势必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要求剥夺富人的财产，然后挥霍一空。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有产者竭尽全力阻止民主的出现。有意思的是，在典籍充斥着对民主诅咒的时候，“民主”一词前面很少出现修饰词。

　　（二）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出现以争取男性普选权为主要诉求的宪章运动。1848－1849年间，法国、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相继爆发民众广泛参与的革命。虽然这些运动都以失败告终，但它们大大震动了欧洲的精英阶层。此后这些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民主潮流难以阻挡，托克维尔和穆勒便是其代表人物。在这种背景下，谈民主的人多起来，民主变革也接踵而至。穆勒的一句评语十分精到：“尽管知识阶级中没有喜欢它，民主还是不期而至”。当然有产者对民主怀有更大的戒心。他们迫于形势不得不面对民主潮流且战且退。但他们对自己的底线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要尽可能地维护私有产权。用在民主前加修饰词的方法来阉割民主、驯化民主是他们的对抗民主的主要策略。限于篇幅，这里仅讨论四种被修饰的民主概念。

　　代议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议会民主（parliamentary democracy）是英国人的发现，其实质是以代议民主取代参与民主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用少数来取代多数。在有产者看来，如果民主任由广大民众直接参与，它便很难驾驭。一旦换成竞选代表，民主就驯服多了。古代民主，不管是雅典还是意大利城邦共和国，选举采用的都是抽签制，每个人当选的机会完全是随机的、均等的。竞选则是拼资源、拼形象、拼口才、拼演技，有利于经济和知识精英分子入围，把穷人、愚人破除在外。有人以为，政体规模扩大是采取间接代议民主的唯一原因。其实不然，潘恩就说过，既使是在小范围，代议民主也比直接民主更好。他相信，如果雅典采用代议制，一定比实行直接民主运作得更好。

　　议会制度不仅是代议性质，而且往往还与其它东西搀杂在一起。对有产者来说，既使民众不直接参与决策，而是选举代表制订政策，还是有危及他们产权的可能性。为了防止民选代表胡来，他们发展出一套平衡理论，说民主制、贵族制、君主制各有利弊，最好的政治制度是将三者混合在一起的制度。据说，如果一个制度只要民主的成分，它很容易酿成骚乱，出现无政府状态。只有加上贵族制特有的智能和君主制特有的秩序，民主制的优点才能得到发扬，其弱点才能得以克服。英国第一任财政大臣、辉格党领袖罗伯特－沃尔波尔（1676－1745）的说得很清楚，“君主、贵族和民主三种政府形式混合搀杂在一起可以带来三者各自的长处，同时避免三者潜在的危险”。其潜台词是，纯粹的民主是最可怕的政体。的确，英国的代议制是典型的混合政体：国王是君主制的象征，由世袭贵族和委任的各界名流组成的上院是贵族制的象征，经选举产生的下院是民主制的象征。前两者都是为了给鲁莽的民主激情套上辔头。很多英国政论家相信，如果不保留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成分，英国的议会民主就难以运作。

　　美国的代议制最初也是一种混合制。原因很简单，当时那些积极参与建国的精英们要建立的并不是一个由人民直接参与治理的民主制度，而是一个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共和体制。在今天看来，这两者几乎没有什幺区别；但在当时，美国的国父们却很了解这两者完全不是一码事。这就是为什幺这些“国父”中很少有人希望人家把他们叫做民主分子。现在很多人把汤姆斯－杰弗逊祭为美国民主的奠基人，但他本人从未在其出版物中或公众场合自称民主派。只有他的政敌才讥讽他为民主派。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63篇中说得更露骨，他认为未来的美国政府应该与古代民主不同，“完全排除以整体身份存在的人民，以免它染指政府事务”。既然无意让人民直接参与政治，在建立由选民选举产生的众议院的同时，还必须附加一些类似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机制。于是便出现了由选举团小圈子推选的总统，由间接选举产生的参议院，以及不经选举产生的终身法官。不少人以为，两院制、三权分立是民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实，这种设计的本意正是为了限制民主。查尔斯－比尔德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制度的经济意义在于，有产精英阶层得以凭借其资源和知识的优势，在必要时获得有利的立法，而不受国会内多数的控制。”

　　自由民主　（Liberal democracy）

　　现在人们听“自由民主”听多了、听顺了耳，往往以为“自由”与“民主”两者互为前提，不可分割。其实在很长时间里，这两者不仅被认为是不同的，而且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

　　古典自由主义者在反抗君权、神权和封建贵族体制方面的确不遗余力，但他们争取的更多的是新兴资产阶级参与政治的权利，而不是真正的普选权。自由是好东西，不过自由主义者未必有兴趣争取所有人平等享有自由的权利，并把民主当作自由的敌人。贡斯当
　　（1767－1830）是十九世纪早期法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便把“无限的人民主权”看作一种邪恶。有人把边訫（1748－1832）誉为“英国大众民主的理论奠基人”，但他主张将选举权限制为受过教育的男性成年人。比他稍晚一点的托克维尔（1805－1859）敏感地意识到，伴随经济繁荣、教育普及程度扩大、交通和通讯速度加快、以及人口流动性提高，民主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他因此曾劝说保守派接受逐步扩大的选举权，不过他的理由是，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设法影响民主未来的走向。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自由与民主的矛盾成为其中心议题。他相信，大众中蕴藏着一种危险的文化倾向，直接威胁个人自由。正是托克维尔发明了“多数暴政”这个被后世自由主义者念念不忘的字眼。活跃于十九世纪中叶的穆勒（1806－1873）也感到了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民主风潮，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把民主看成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宪章运动带来的骚乱和托克维尔关于“多数暴政”的论述使他对可能出现的工人阶级统治心藏戒心。为了避免所谓“假民主”，他提出一套措施限制工人阶级的影响，包括赋予知识阶级多于一票的权利。与穆勒几乎同时的小说家福楼拜（1821－1880）对民众也十分恐惧，他说得有点赤裸裸，“今后的剥夺个人自由的将不是专制君主，而是民众”。　

　　自由主义者对民众的恐慌，再加上保守派对民众的敌视使得享受选举权的人在很长时期里局限于少数经济和知识精英。财产资格、识字程度和其它种种限制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排除在选举大门之外。有产者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财产权，所以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无产者或少产者能参与重大政治决策。法国革命够激烈了，但涉及到财产问题，其领导人的立场是相当清楚的。《人权宣言》和《1791年宪法》的执笔者西哀士倾向于将选举权限于纳税者，把所谓家仆、流浪者、乞丐、妇女统统排斥在外。当时法国有2700万人口，1791年只有400万男性公民享有选举权。1793年的激进宪法把选举权扩大到所有男性公民，但从没有付诸实施。1795年宪法倒退，恢复财产权为基础的选举权，并更加严格，仅限于少数相对富有的资产者和纳税人，结果选民下降到10万人左右。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第二共和国实行普选制。但1850年5月，制宪议会为防止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执政，取消普选权。直到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才确立了男子普选权。法国妇女得到选举权已是1944年的事了。

　　688年光荣革命后200年，英国始终是少数上层精英专政。1832年议会改革以前，有选举权的公民只占总人口的3.1％。经过改革，选民人数也只占总人口的4.5％。这令正在兴起的工人阶级极度不满，1838年，以争取男性普选权为目标的宪章运动开始。在此后十年里，宪章派一次次动员民众向议会请愿，但屡屡遭到镇压。虽然宪章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其产生的压力迫使英国于1867年实行第二次议会改革，将选民人数增加到成年居民的15％左右。男子普选权的实现要等到1885年。再过40多年，到1928年，英国妇女才获得选举权。在这整个过程中，英国的自由派――辉格党人（后来并入自由党）一直是强烈反对民主的。

　　其它西方国家的情况是大同小异。英国工党领袖拉斯基回顾这段历史时，说了一段话可谓一针见血：“自由派的理想是让中产阶级分享方方面面的特权，而让无产阶级留在锁链中”。

　　多元民主　（Pluralist democracy）

　　既使实现了普选权，代议制在多大程度能让人民当家作主呢？美国号称民主，又是普选权落实比较早的国家，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却发现了那里存在一个若隐若现的“影子政府”，由政治老板们从幕后操纵选举和政党，而这些老板们本人既不是选举出了的，也不必对任何人负责。在他们操纵下选出来的人当然也好不到那里去，结果就有了马克吐温那句著名的俏皮话：“美国唯一明显的犯罪团伙就是国会”。除了美国以外，其它那些自称“民主”的国家也差不多。因此，人们为当时的那些“民主制”起了很多绰号，如“公爵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dukes），　“铁哥们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pals），或“银行家共和国” （the republic of bankers）等等。　

　　这种情况迫使人们调整对以代议制为特征的民主的认识。1908年，Graham Wallas
　　写了一本题为《政治中的人性》的书，他在前言中说，“看来关于最佳政府形态的争论已经结束，代议制民主明显胜出”。但他同时感到，这种民主有什幺地方不对劲，因为“一度附在民主上的光环早已消失了”。其实，无政府主义者普鲁东早就断言，代议制根本不是民主。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的这个判断开始得到越来越多不同派别人士的认同。例如，韦伯发现，“不管是民主制还是非民主制，政治都是少数人的游戏”。费边社成员G。D。H。Cole打趣地说，“19世纪最大的发现就是所谓民主政府根本不会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任何变化”。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和思想家马斯卡提出了他们的精英理论和所谓“寡头统治的铁律”（“Iron laws of oligarchy”）。在他们看来，不管是什幺政体，民主也罢，不民主也罢，最终都是由一小撮精英分子支配。如果说代议民主与其它政体有什幺区别的话，那就是民主是一种披上了伪装的寡头政治。

　　寡头政治十分难听。但不实行寡头政治，有产者又放心不下。林肯曾将民主定义为“民治　（by the people），民有　（of thepeople），民享　（for the people）。但有产者认为民治是危险的，因为民众常常感情用事，欠缺理性判断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重新定义民主，让人们觉得经过某些程序产生的寡头政治其实还不错。熊彼特的建议完成了这个转换。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熊彼特批判了所谓”古典民主观“，而给民主下了一个程序性的定义：只要一个政治制度允许定期的竞争性选举，它就是民主的了。在熊彼特看来，原来的民主观把人民放在首位、而把他们对代表的挑选放在第二位是不对的。他将两者的地位对调了一下：把选举代表放在第一位，而把人民的决定权放在第二位。经过这幺一掉换，民众参与政治的作用便被限制在四，五年选一次政府的范围内了。民主即是让人民在几个相互竞争的精英团体中进行选择。只要有对领导权的竞争，或政治精英对选票的竞争就算民主了。这样的”民主“被化约为几个政党之间的选举竞争（程序民主），至于人民是否真正能当家作主则显得不重要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流行的多元民主理论也是一种对精英民主的辩护。为了对以往的”乌托邦民主理论“或”大众民主“（populistic democracy）　理论釜底抽薪，多元民主理论首先试图消解”人民“这个概念。据说社会上根本就不存在”多数“，只有许多”少数“。既然没有构成多数的”人民“，哪有会有什幺”民治“呢？但将人民分解成许多”少数“还要避免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沾边，于是民众不是被分解成”阶级“，而是被分解成”利益集团“。民主不是要发现共同的公众利益，而是为”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提供一个舞台。

　　但利益集团不也是被精英们把持的吗？那到头来不还是寡头政治吗？多元论者的回应是，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使得没有一个单独的精英团体能够垄断政治决策，因此，便不存在所谓”寡头统治的铁律“。以多个精英团体竞争为特征的民主政体，叫做“多头政体”（Polyarchy），它既可以防止独裁统治的出现，又可以防止暴民政治的出现，对有产阶级来说，真是再贴心不过了。但这种政体的主角已经不是人民，而是政治精英。对此，多元论者满不在乎。用David Truman的话说，从实际运作的角度看，”精英就是人民“（The elites are，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the people）。精英们也许真这幺自我感觉良好，老百姓是否这样看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宪政民主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宪政“现在是个时髦的字眼。但相当多的人把”宪政“仅仅理解为”法治“　（rule of law），即政府必须落实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同时自身严格按宪法和法律办事。但宪政的本来含意是用宪法来制约国家的权力，不管这个权力是由封建帝王行使，还是由民主政府行使。18世纪末，19世纪初立宪运动兴起的很重要一个原因是有产者希望保证贡斯当所说的”现代自由“（或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不被民主大潮吞噬。贡斯当本人很清楚自己的目的，即要用所谓”自由“为民主设置障碍，最终”驯服“民主。宪政便是制伏民主烈马的缰绳，它用宪法禁止条款确认某些个人权利将不服从多数人的意志，以此限制民主权利行使的范围。当然，对有产者而言，最重要的个人权利是财产权。亚当斯密就反复强调，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富人，对抗穷人。因此，必须对私有产权进行整体上的保护，包括在宪法中特别列举私人产权，在它周围竖起一道警戒线，不允许任何人染指。很清楚，宪政主义在本质上是反民主的。在这个问题上，早期的宪政主义者毫不掩饰。例如，他们就不愿用”民主“称呼美国的宪政体制。

　　民主需不需要刚性宪法限制是个老问题，从杰佛逊和潘恩时代开始就争论不休，没有定论。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讨论。既使民主需要宪法的刚性限制，应不应该把私人产权置于民主之上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产阶级当然希望把有关财产权的议题放到民主决策的范围之外，成为他们自己的禁苑。例如，在美国，私人产权曾经”神圣“过150多年，限定了美国政府权力行使的范围。那时，有产者及其代言人可以借口”保护私人产权“宣布所得税违宪、反对政府对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进行监管、反对制定最低工资、反对设定最长工时、反对政府为穷人和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任何福利待遇。但将产权神圣化的结果是社会两极严重分化，阶级斗争日益激化，最终危及到资本主义制度生存。

　　在这种背景下，从1937年开始，财产权逐步在美国丧失了其”神圣性“。现在，相比其它西方国家，美国恐怕仍是最崇尚私人产权的国家。但既使在那里，产权也不再被看成是一种东西，而是一束权利，包括使用权、处置权、受益权、转让权等等。这些具体权利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例如，对产权的客体有严格的限制，不允许对人拥有产权（奴隶）；私人财产的使用（包括自家的前后花园）要服从各级政府的监管（regulation）；由私人财产创造的收益要交纳各类税款。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禁止在不给予合理赔偿的情况下，将私有财产充作公用，但现在法院对”公用“的解释已变得如此宽泛，连强行拆除一片社区，交由通用汽车公司使用也可算作”公用“了。其它诸如房价管制（rent
　　control），分区规划（zoning），劳工法，土地使用规范都是对私人产权的”侵犯“。因此可以说，现在私人产权已不再是个人权利和政府权力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了。如果回到私人产权”神圣“的年代，哪会有什幺”宪政民主“？只会有”宪政财主“。

　　（三）

　　有产阶级一直对民主十分敌视，生怕民众一旦有了参与政治的权利，他们的财产权会受到侵害。那幺，为什幺民主与有产者在经历了两千多年互相怀疑的紧张关系之后终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握手言和了呢？加在民主前面的那些修饰词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代议“、”自由“、”多元“和”宪政“阉割了民主的真髓，把民主从难以驾驭的烈马变成了温顺的小羊。正如雪瓦斯基（Adam Przeworski）指出的那样，如果有产阶级得不到对其财产权的保障，他们是拼死也不会接受民主的。资产主义社会的民主说到底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妥协的产物。中国是要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设民主，它应是以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民主，是广泛参与的民主；完全不必向有产者作出巨大让步，而对民主大打折扣。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盲目采用西方舶来的那些对民主的修饰，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单就这句开场白，足以说明这位王绍光先生，要么是中央的“喉舌”，不得不“走钢丝”；要么就是根本都没搞清楚什么叫“民主”，“民主”和“自由”是什么关系，就跑来迎合上意。所以下面的文章基本就是废话一篇了。

民主，基本形态是“公民当家作主”，所以，最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公民社会”，而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一个和平环境下的民主社会里，政府和“公民社会”永远是相对立的，不可能大致上统一，而各方（“公民社会”是一个不同利益集团的集合体，也存在不同的“派别”）就是在法治和相互尊重的前提下进行利益博弈。

这个问题不搞清楚，说了半天都是梦话。

我觉得世界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应该多种模式并存，用时间来检验谁好谁坏。共产主义模式既然不是人类的终结模式，同样，现在西式民主方式就一定是人类的终结模式？瓦特能发明蒸气机，带动工业化革命，就是有新思维，新的创造。如果全人类都是一种模式，可能将来也会是制约人类进步的一个前因，下一个世纪，应该是个太空探索的世纪，或许有个强的国家，对太空探索会有帮助，也会带动人类文明。

很多人梦想打破现有物理定律的“束缚”，造出“永动机”呢，但是能做到么？

有理想，有抱负，很好，但是先搞清楚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本质问题，想要和客观规律对抗，这本身就够主观唯心的了。

太空探索就需要一个强的国家，但是不是一个强的政府，当年前苏联是强的政府，美国是弱的政府，所以一开始太空竞赛前苏联占先，第一个发射人造卫星，第一个送太空人出大气层，结果呢？

另外，也别臆断别人的观点，没有人说现在西方的民主政治就是人类终结模式，喜欢说什么什么是“终结模式”或者“最终真理”的，不是野心家就是糊涂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