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boxun.com/hero/200809/yujie/3_1.shtml
自传是所有文体中最困难的一种——当然，这只是对那些有勇气和良知面对真实自我的人而言。大多数中国作家早已习惯了这个由谎言组成的世界，也习惯了在自传中毫不脸红地粉饰和说谎，他们的那些为自己歌功颂德的自传，可以成批量地制作和生产，而此类垃圾作品最后的结局，必然是被送进纸浆机中销毁。真正有价值的自传，往往充满了自我质疑、自我追问、自我否定，以及对那些隐秘的历史事实和内心中的丑陋一面的挖掘。这样的作品必然具有争议性，甚至引发轩然大波，比如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回忆录《剥洋葱》——在这本回忆录中，格拉斯第一次说出了自己六十年前曾经充任希特勒的青年党卫军的最黑暗的一页。这些内容使得格拉斯在多年来在德国社会形成的道德英雄的形象，受到了相当严重的伤害，人们质疑说：他为什么要隐瞒如此之久？尽管如此，格拉斯并不为此感到后悔，他在书中写道：“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它会躲藏起来。它爱献媚奉承，爱梳妆打扮，而且常常并非迫不得已。它与记忆相悖，与举止迂腐、老爱争个是非曲直的记忆相悖。”他也深知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个人记忆具有不确定性，个人记忆有可能“去真存伪”，所以需要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地剥去“自我保护”，最后才能直抵真相本身：“你若是缠着它，向它提问，回忆就像是一颗要剥皮的洋葱。……洋葱有很多层皮。层层何其多，剥掉重又生。你去切洋葱，它会让你流眼泪。只有去剥皮，洋葱才会吐真言。”可以说，不仅剥洋葱者本人会被刺激得流泪不止，旁观者也会被眼泪遮盖住视线。
每个人都有一段“不足为外人道”的过去。在“剥洋葱”的过程当中，当事人必然会时不时地与“为了忘却的记忆”狭路相逢，当旧的伤疤被猛然揭开之后，更会有撕心裂肺的痛楚。所以，如果没有作好充分的精神准备，你最好不要轻易提笔写作自传。旅美女作家巫一毛的自传体小说《暴风雨中一羽毛》，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动人心弦的自传之一，也是一本“剥洋葱”式的作品，这种决绝的姿态在中国作家中是不多见的。在离开中国大陆二十多年之后，经过了第一代移民普遍经历的挫折、寻觅与打拼之后，巫一毛在美国加州过上了专业人士的、中产阶级的优越生活。她以为从此便摆脱了中国、摆脱了噩梦。然而，中国与噩梦仍然像大毒蛇一样缠绕着她。她终于意识到，自己拯救之道在于写作，通过写作为整整一代人作见证。当《暴风雨中一羽毛》的英文版、中文版以及其他诸多语言的译本相继出版之后，她才松了一口气，不是因为作品的发行相当成功，乃是因为完成了“见证人”的神圣使命。
有意思的是，许多评论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及了“见证”一词。杰出的华裔学者余英时教授指出：“通过一个天真无辜的小姑娘的长年受难，《暴风雨中一羽毛》真实而生动地重现毛泽东统治时代史无前例的荒诞与残暴，为中国近代史作出独特的见证。”杰出的华裔作家哈金赞扬说：“《暴风雨中一羽毛》讲述一个少女在狂暴的、被革命摧毁的中国成长的故事。它揭示了人民惨痛的受难，其中许多人暴死，其他人苟活下来。这篇丰富多彩、自成一格、令人心碎的故事，它涵盖人的残忍、愚蠢和善良，归根究底是对百折不挠的人的坚韧和生命力的见证。”一个幸存者的背后有千百个死难者，一个言说者的背后有千百个沉默者。俄国伟大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干脆就直接取名为《见证》。与之相似，对于“出黑暗入光明”的巫一毛来说，写作既是一种自我拯救，也是为那些无法控诉暴政的无名的死难者开口，她在写作的时候，感到躺在身后的有重重叠叠的冤魂。这样的写作显然不是一种享受，巫一毛在总结那段艰难的写作过程的时候说：“因为我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许多部分都难以下笔。有时候，写到特别伤心的事，像好朋友的死，我往往坐在电脑面前，泣不成声，许多天都失魂落魄，不能再碰那块心上永远流血的伤疤。写书的过程，也是个疗伤的过程。写出来，得到一种解脱。”正是经过“剥洋葱”式的写作，巫一毛不再是一名无助地等待伤害悄然来临的女孩，不再是一片在暴风骤雨中随波逐流的羽毛，她的书和她的生命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见证。那些没有活下来的人都会因此而感激她。
作为一个女孩，生活在中国，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呢？共产革命是以对人的生命、尊严和自由的摧毁为代价的，而女孩们，优雅的、美丽的、孱弱的、羞怯的女孩们，通常处于这个社会的等级秩序中最低的一层，于是魔爪便首先伸向她们。多名在毛泽东时代度过其青春时代的女性，近年来都先后出版了回忆录，并在海内外引起不同程度的震动，比如张戎的《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杨瑞的《吃蜘蛛的人》、虹影的《饥饿的女儿》以及巫一毛的《暴风雨中一羽毛》等。如果将这几本书对照起来阅读，便能够勾勒出在那个时代中国的女儿们生存状态的全貌。这几位作者分别隶属于迥然不同的阶层：张戎出生于中级军官家庭，杨瑞出生于红色外交官家庭，虹影则出生于底层劳动人民家庭，惟有巫一毛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这些家庭与中共政权的关系或近或疏，但没有一个是中共政权的反对者或批判者。但是，这些家庭都无一例外地被卷入毛泽东掀起的政治运动之中，家破人亡，血泪斑斑。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当血腥的暴力侵入每一个家庭的时候，父母根本无力保护子女，家庭中的孩子特别是其中未成年的女孩，便首当其冲地成为牺牲者。这些女孩沦为贱民阶层，过早地失去了父母之爱，过早地体验到了社会的险恶，过早地遭受了暴力的侵犯。当然，这几位女孩的性情也各不相同：张戎有军人的坚韧，杨瑞开朗而活泼，虹影具有草根阶层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只有巫一毛像林黛玉一般多愁善感，所以她能够存活下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巫一毛的苦难，来自于深深根植于当代中国的“三重罪恶”。第一重乃是制度之恶，乃是极权主义之恶。数年以前，巫一毛的父亲巫宁坤教授出版了自传《一滴泪》。在昔日燕京大学英文系的五名教授中，巫宁坤是经历了多次政治风暴之后惟一的幸存者。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王友琴指出：“如果说在一九五七这个燕京大学英文教授群体是‘一网划尽’，那么文革就真成了俗语所说的‘一网打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极权制度，将有计划地重肉体和精神上消灭知识分子当作其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之一。尽管巫宁坤于一九五一年便放弃了美国的学术生涯，怀着一腔报国的热血从返回祖国效力，且一直谨小慎微，但仍然被视为潜在的“敌人”而受到整肃。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之际，巫宁坤再次遭受批斗。刚刚八岁的巫一毛，亲眼目睹了尊敬的父亲被学生们暴力殴打和恶意凌辱的场景，而且她还不能置身事外，比她年长一些的红卫兵强迫她在父亲的名字上打上一个大叉。此后，他们一家人被驱赶到农村，几乎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随着文革的升级，家庭被拆散，父母被带走，刚刚十岁出头的小女孩不得不与弟弟一起相依为命，过着孤儿一般的凄惨生活。只有将柔软的心变成石头心，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生存下去。极权主义就是要将人变成符号，变成数字，变成工具，变成螺丝钉，变成比野兽还要残忍的族类。毛泽东对文化的戕害和知识分子的残害，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专制统治者，他迫使同一个家庭中的成员们互相成为敌人，他不允许人们之间有同情和爱的情感。巫一毛就是在这样制度下长大的。
戕害中国女儿的第二重罪恶，乃是文化之恶。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黑暗的一面与马列主义的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怪胎。共产主义制度曾经席卷了全球几十个国家，但没有那个国家将这种制度演绎到了如此灭绝人性、粗俗野蛮的地步。换言之，中国“儒表法里”的政治及文化传统，恰好成为马列主义进入中国的“接口”。在两千年陈陈相因的“酱缸文化”中，女性是最无辜的牺牲品，一夫多妻制、三从四德、殉葬和小脚，乃是中国男性强加给中国女性的“四大发明”。巫一毛生活在一个经过现代文明洗礼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巫宁坤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文学博士候选人，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对欧美古典文学如数家珍，当然不会不了解这些作品背后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自由平等价值。但不幸的是，中国酱缸文化之毒深入到了巫宁坤的骨髓之中，他在家庭中实行重男轻女的规则，简直到了丧失理性的地步。家里订了一份牛奶，那是专门给弟弟的，巫一毛只能贪婪地舔一舔奶瓶的封口纸上的几滴残留。如果说这是因为经济的困窘，是情有可原的；那么，下面的场景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父亲重视孩子的教育，每天晚上都要给孩子讲故事，但当巫一毛也搬张小板凳去听故事的时候，父亲却厉声说：“毛毛，到自己房间去。我讲故事，儿子才配听。”巫一毛只好躲藏在床底下，偷听父亲讲的故事。父亲讲的故事与学校里讲的红色家庭和革命英雄的故事不同，他讲的是西方的文学名著，安徒生童话、《大卫?科伯菲尔》和马克吐温的小说等。小女孩在床底下听得如醉如痴。这是书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场景之一。在此一场景中，伟大的西方民主自由的文学传统与中国卑劣的歧视女性的文化传统，如此吊诡地、如此牢固地扭结在一起，并折射到一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上——他本人居然毫不自知。直到晚年，直到阅读了女儿的自传，这位父亲仍然没有向女儿道歉，仍然没有意识到他给女儿造成了何等严重的伤害。由此可见，五四的使命——人的发现，人的觉醒，尚任重而道远。
戕害中国女儿的第三重罪恶，乃是人性之恶。人性之恶，受到制度之恶和文化之恶的鼓励与强化，但它又是一种更为本质的恶。当“国家犯罪”以“革命”的名义肆虐的时候，人性之恶遂突破文明薄薄的面纱，温驯的学生瞬间变成嗜血的红卫兵，纪律严明的士兵刹那变成杀人的机器。巫一毛记述了她在八岁的时候遭到一名军人强暴的经历：当时，那个军人用一枚毛主席像章吸引了小女孩的注意，将她吸引到一片没有人的树林里。由于出身“黑五类”家庭，小女孩从来没有拥有过如此漂亮的毛主席像章，那时候只有红色家庭才能从特别的渠道获得这种荣誉的标志。这名居心叵测的“解放军叔叔”将这枚像章送给小女孩，并趁机以暴力奸污了她，然后恐吓她说：“这件事不许告诉任何人，不然，躲到天上我也能找到你，掐死你。”对于懵懵懂懂的小女孩来说，身体遭受伤害的痛苦与获得毛主席像章的喜悦交织在一起，几乎分不清孰重孰轻。一方面，“我把这件事埋入心底，没跟妈妈，也没跟任何人说。可是，我常常在噩梦中听见解放军叔叔的声音，看见他的眼睛，感到他掐在我脖子上的双手、他压在我胸口的身体。”另一方面，“那个月末，妈妈带我们三个孩子去附近一家照相馆照相。……大家都羡慕地围观我的大像章。……我们都天真无邪笑着。我胸前的像章比哥哥弟弟的大得多，紧扣的领口盖住脖子上的瘀血瘢痕。”军人象征着国家暴力，毛主席像章则象征着偶像崇拜，此一真实的情节，所蕴含的信息超越了一本厚厚的文革史。正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拔下一把毛来就可以变出无数个孙悟空来，那个残暴的军人也正是千万个“小毛泽东”之一。“毛泽东”这一名词，意味着革命、暴力与性的纠缠，意味着人性邪恶的极致。
巫一毛看到了那么多的中国女儿被杀或自杀。让人欣慰的是，铺天盖地的邪恶并没有摧垮巫一毛，她找到了一条救赎之道，那就是对上帝的信仰。当中学毕业的巫一毛独自被发配到深山老林之中、人生陷入绝望的时候，她的妈妈前来探望她，并告诉女儿说，自己是一个受过洗的天主教徒。妈妈对巫一毛说：“你只需要在心里说，‘上帝，帮帮我，保佑我。’上帝就能听见你，保佑你，给你心灵的安宁。”尽管此后上帝在大部分的时刻依旧沉默，但生命中有了上帝，与没有上帝，绝对是不一样的。这种强大的信仰让她战胜了死亡的诱惑。后来，毛泽东在众叛亲离中死去，巫一毛一家迎来了生活的转机。若干年后，这片孤苦伶仃的羽毛终于飘到了大洋彼岸。那里，海风清新，阳光灿烂。那里，还有一张书桌，巫一毛终于可以将生命中经历过的创伤全部写出来，在写出来的那一刻，那些创伤便已经愈合了，便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伤害这位如同“压伤的芦苇却不折断”的女性了。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北京家中，门外依然有三名便衣梭巡不止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完整版本: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
余杰，嘿嘿，又是传教士余杰。 
時代風暴一羽毛 巫氏父女的悲慘世界/曾慧燕
(博讯2007年5月07日 转载)
生在動亂的年代，走過文革的死亡陰影，經歷太多的生離死別，現居加州矽谷的華裔女作家巫一毛（Emily Wu），繼去年10月由美國蘭燈書屋（RandomHouse）出版她在中國悲慘歲月的英文自傳《暴風雨中一羽毛──動亂中失去的童年》（Feather in the Storm -AChildhood Lost in Chaos）後，最近再在香港推出中文版。
此書是巫一毛的處女作，她的父親巫寧坤是英美文學翻譯家，曾翻譯《了不起的蓋茨比》。1993年他在紐約出版英文回憶錄《一滴淚》（A SingleTear），轟動西方世界。此書回顧了1951年他從美國回國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首當其衝受盡折磨屈辱、九死一生的血淚史，「貧歸故里生無計，病臥他鄉死亦難。」讀來令人不勝唏噓。
兩代寫歷史 大巫小巫落玉盤
時隔14年，巫寧坤之女、原職加州矽谷多家電腦公司高級主管的巫一毛回憶錄《暴風雨中一羽毛》（下面簡稱「一羽毛」）英、中文版先後問世。父女倆各自以自己的筆，我手寫我心，將兩代人經歷過的時代風暴呈現世人面前，為歷史存真。兩代人不堪回首的個人劫難，也涵蓋了半世紀的家國之痛，是對「悲慘世界」痛定思痛活生生的見證。難怪有人形容巫氏父女兩本書是「兩代人搶救歷史，大巫小巫落玉盤」
巫一毛這本「帶有史詩色彩的自傳」，以獨特視角展示了一個「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天真無邪女孩，在中國當代反右、大躍進、文革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政治運動中，令人心酸、心碎、震撼的的成長歷程，透過作者精神與肉體遭受的雙重苦難，刻畫人性的醜惡，令人更進一步了解那個「大革命時代」的滅絕人性。
「一羽毛」中文版封面設計是一根象徵作者命運的白色羽毛，「就像革命暴風雨中一根羽毛，在每次運動中被吹來吹去，對自己的命運沒有一點選擇」。左側是充滿童稚的作者5歲時穿一襲連衣裙擺出可愛舞姿的照片。全書360頁，另外還有18幅珍貴的黑白照片，這是無數次搬家、抄家、動亂年代倖存下來的，「它們以殘缺的影像述說著那個畸形的時代」。這本書拿在手上，不僅書的分量沉甸甸的，也因為「叫右派太沉重」，讀完久久不能自已。
巫一毛自傳從1961年三歲生日去勞改農場和病危的父親第一次見面開始，到1977年考上大學結束。
巫一毛甫出生就跟著她的家庭受迫害。1966年，文革開始，本來應該是在父母懷裡撒嬌的年齡，卻因受到父親株連，過早開始沒有童年的童年，受盡欺淩、污辱，挨打挨罵是家常便飯，同學甚至惡作劇將糞便或死老鼠、死青蛙放到她的書桌抽屜內；八、九歲就先後遭「解放軍叔叔」和父親在安徽大學的同事強暴……；她目睹父親被人羞辱、蹂躪，眼睜睜看著父親頭戴高帽、脖子上掛著大牌子挨批鬥、掏茅坑、焚燒自己的書籍等。她還被學生把著手、強迫寫批判父親的大字報「打倒牛鬼蛇神、笑面虎巫寧坤」。
1968年10月，中共「清理階級隊伍」，全國進入新一輪恐怖高潮，任何人都能以清隊名義濫打亂殺。父母被迫與稚齡子女分離到農村搞「清隊運動」，年僅10歲的巫一毛成了「小媽媽」，要照顧5歲的小弟弟，住進孤兒院一樣的臨時收容所。她最要好的朋友小蘭的母親被人姦殺；也目睹許多人不堪折磨或為了維護尊嚴而自殺；她因病得不到及時醫治險死還生。而她幾個兒時好友就沒有她幸運，因各種原因悲慘死去。
1969年，好不容易全家團聚，又被下放到安徽一個窮困落後的村莊，歷盡艱辛。文革後期，她隨父母回到安徽蕪湖市念高中。高中畢業後，適逢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她又到深山老林「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直到1977年考上大學，苦難才告一段落。
1981年，巫一毛自費來美留學後，開始動筆寫回憶錄。由於經歷了太多的生離死別，許多部分難以下筆，回憶如潮水般襲來，寫到傷心的往事、好朋友的慘死，「我往往坐在電腦前，泣不成聲，許多天失魂落魄，不能再碰那塊心上永遠流血的傷疤。寫書的過程，也是療傷的過程，寫出來得到一種解脫。」
在此期間，巫一毛先後獲聖母大學英美文學學士、金門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學位，畢業後曾任矽谷數家電腦公司高級主管，並結婚、生兒育女，然後離婚。她的寫作也因此斷斷續續，寫寫停停。
她說：「1993年初，我的父親寫了《一滴淚》，是他的自傳，從他的角度說那一段歷史，也是我們一家的故事，對我是一個潛移默化的榜樣。書中用了我的一篇文章《鞋》，說的是我為了上學，如何用兩條心愛的烏黑油亮的大辮子換一雙鞋的故事。父親的書出版後，好幾篇書評都提到我的《鞋》，這對我有鼓舞作用，更堅定我的決心，要把書寫出來。」
住在紐約上州的女作家王渝是巫一毛的表姐。她感慨地說，有一個傳記電視節目，每次播放前都說：「每個人都有一個故事，一個獨特又難以想像的故事。」在這之前她覺得「說的固然有道理，但未免太誇張」。來自台灣的王渝自從開始接觸到中國大陸人士後，「我的感覺改變了，每次聽他們、特別是作家朋友談過去，我都覺得每個人的遭遇都是一本現成的長篇：曲折、苦澀，處處留下時代的烙印。」
由於考慮到「一羽毛」此書是英文寫作，讀者群在美國。2000年，巫一毛認識美國作家拉里‧殷戈曼（LarryEngelmann），兩人一拍即合，巫一毛將故事寫出來後，殷戈曼為她的書進行修改、潤色。幾經曲折，終於在去年10月出版。
巫一毛說：「英文版幸運地找到蘭燈書屋出版，他們認為書的內容很完美，沒有作出什麼改動。」
她開心地說，蘭燈書屋對此書非常重視，在各大報刊雜誌登廣告，還安排她在華盛頓、紐約、芝加哥、洛杉磯、西雅圖和舊金山等地，舉行新書發表會及巡迴演講，接受電視、電台、雜誌、報紙採訪等新書促銷活動。
「一羽毛」的法文、德文和丹麥文的版權，已經分別出售給法國、德國和丹麥的三家出版社。
一淚一羽毛 回憶令人心碎
巫一毛說，在美國生活後，在「人性的環境」中，看著她的孩子無憂無慮地健康成長，她終於有足夠勇氣，挖掘埋葬在心底墳墓深處的隱痛。
「這本書，是我的童年、我的少女時代，也是用一個小女孩的眼睛看動亂的中國。我儘量用平和的口吻，講一個真實故事，主角是在逆境中頑強地存活下來的女孩子。書中每一章節，都像一篇短篇小說，充滿戲劇性和細節描述。」
作家張慈指出，巫一毛勇敢地寫出自己的身世，令她佩服。「這部作品的整個敘述都反映了作者對自己長大過程的痛苦，其中包含的已經不是一個孩子心靈上的淚水，而是整個民族的淚水。」
她說：「十幾萬字，怎麼可能容得下那個荒誕的大時代。怎能容得下大時代中的辛酸、殘暴、黑色幽默般的荒謬，怎能容得下大紅包裹的純黑？我只能說，是作者的那些驚心動魄、令人心碎的回憶，是一個小女孩的眼睛看動亂世界的奇特角度，是作者簡潔如詩的語言，是人在逆境中頑強地存活下來的真實人性故事，使此書有了意義。」
巫一毛在接受《世界周刊》專訪時，強調書中敘述的全是真人真事，不是小說的小說。她說，「一羽毛」是她的故事，也是成千上萬在那個時代生活過的中國人的故事。「這是我的第一本書，但又何止是一本書。」
經歷革命暴風雨的衝擊，僥倖存活的巫一毛說：「數千萬受難者，包括許多孩子，沒能逃過厄運，那些天真無辜的孩子中，有好幾個我的朋友。」她希望透過此書來解讀人性，透過一個女孩、一個家庭的命運來瞭解那段慘痛的歷史，「記住那些在動亂中失去童年乃至生命的孩子們」，「也是我對那些早逝的兒時同伴的心祭」。
往事難忘 過去從墳墓爬出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終於明白人們關於你可以埋葬過去的說法是錯誤的，因為過去會自己從墳墓中慢慢爬出來。」這是現居加州的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賽尼刻畫人性的成名小說《追風箏的孩子》（The KiteRunner）書中一段說話，被巫一毛在自傳的「前言」引用。
《暴風雨中一羽毛》書名源自巫一毛本人的名字。早在娘胎裡，厄運就已降臨到她頭上，1958年她在北京出生，出世前七周，當時在北京國際關係學院任英美文學教授的父親，因「極右分子」罪名，被發配到北大荒勞改農場，自此開始全家長達20年的苦難。
巫一毛父親1940年代在西南聯大師從文學家沈從文、卞之琳等人，1943年赴美擔任中國在美受訓空軍師的翻譯；1948年3月，他從印第安納州曼徹斯特學院畢業後，進入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攻讀英美文學博士學位，曾與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楊振寧同學。
1951年，巫寧坤博士學位尚未到手，燕京大學校長急電邀請他回國任教英語系。對於年輕而富於理想的巫寧坤來說，投身一個嶄新的世界，過一種富有意義的生活的誘惑力，遠勝過博士學位和在異國做學問的吸引。臨行時，李政道幫他整頓行裝，還在行李上用白漆端端正正寫上「北京燕京大學巫寧坤」的大字。
巫寧坤最初回國被待如上賓，但好景不長，在燕京大學只教了一年，燕大併入北京大學，巫寧坤因「歷史不清楚」，被貶到天津南開大學。
1957年「五一」勞動節，中共黨中央號召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帶來全國性的「大鳴大放」。一名當年在延安經過「整風」洗禮的副院長，接連三個晚上到巫寧坤家，動員他帶頭在即將召開的「鳴放會」上發言，向黨提意見。副院長還反覆交代毛澤東和黨中央制定的政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巫寧坤對他的話深信不疑，就在會上發言了。他首先提到「肅反運動」中，他在南開大學遭到無辜迫害的情況，要求南大黨委向他們全家賠禮道歉。接著他讚揚「雙百方針」，說共產黨要求知識分子向黨提意見，對言論自由是極大鼓舞。誰知「和風細雨」的「整風運動」，變成暴風驟雨的「反右運動」。千千萬萬知識菁英掉進「陽謀」的陷阱。據說巫寧坤在「鳴放會」上的發言，再加上他的「三反」罪行，「可以槍斃，但黨是寬大的，不但不槍斃，而且不定為『現行反革命』，只劃為『極右分子』，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這是對右派最嚴厲的處分。接著，巫寧坤被送進半步橋北京市第一監獄內新建的勞動教養所。
萬古雲霄一羽毛 柳暗花明又一村
1958年6月初，他正在翻看《杜甫詩選》，接到妻子從北京海淀醫院寄來的明信片，「恭喜我6月3日凌晨得了一個美麗的女兒，並要我給孩子取個名字」。他剛讀過杜甫稱讚孔明的名句「萬古雲霄一羽毛」，心想自己這個做父親的身繫羅網，連女兒出世都不讓見，只得托詩聖的福給她取名「一毛」，「祝願我家生於憂患的女兒有朝一日翱翔雲霄」。
巫寧坤有二子一女，三個子女的名字都大有「講究」，長子取名「一丁」，是為了「祝願他在震耳欲聾的『萬歲』聲中當個普通人」；幼子取名「一村」，希望他出生後一切都好起來，「柳暗花明又一村」。
巫一毛說：「『一毛』是爸爸在勞改時給我的禮物，希望我以後有所作為，建功立業。」她出生後父親長年缺席，直到三歲生日那天，因父親病危，父女才第一次在天津與唐山之間的清河勞改農場見面。
巫一毛的自傳，就以三歲生日第一次探監見到父親為「引子」，可惜卻寫得有點時空錯亂，人物角色顛倒。全書最精彩的部分在後面，越看越打動人。
巫寧坤被打成「極右分子」，全家都受牽連遭罪。他後來被押送到與西伯利亞為鄰的興凱湖國營勞改農場（通稱北大荒）。「上面」要他的妻子李怡楷與他離婚，李怡楷不從，全家被趕出北京，不許她教書，下放到安徽大學作打字員。那時，巫一毛才六個月大，哥哥也只三歲。接著，他們經歷了三年「大躍進」人禍造成的「自然災害」。
巫一毛說：「說是天災實是人禍，安徽是重災區，那幾年餓死了九百萬人，特別是農村，整村整村的人都餓死了，有的成了絕戶。在這種情況下，媽媽被迫把我送到天津外婆家，才逃過餓斃的命運。」
巫一毛的外婆特別疼她，寧可自己挨餓，把口糧省下來餵她，她的舅舅心疼自己的母親，眼看這樣「要把娘餓死」，硬把巫一毛送回合肥。她的童年在多災多難中度過。
巫寧坤在北大荒三年勞改後回到合肥。還未過上好日子，「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1966年爆發，他首當其衝成為「老運動員」，全家命運再次墜入黑暗深淵。
巫一毛終生不能忘懷，父母被雙雙關進「牛棚」時，作為右派子女，她受盡污辱和毆打，有次病得差點死去，獨自一人病倒在房間內不知多少天，被發現時已經奄奄一息，送院急救，醫生說沒救了，通知家屬辦後事吧，幸而她命不該絕，只是鬼門關前走了一遭。
毛像章為餌 8歲遭強暴
巫一毛為了真實記錄歷史，將八歲時被一個解放軍以象徵榮譽的「毛主席像章」引誘、在樹林中遭強暴的事情寫出來。
文革那年，巫一毛8歲，小小年紀已非常懂事。為了不增加父母的煩惱，牙痛了好幾天的她，獨自去醫院拔牙，但她只有八分錢，五分錢掛號，餘下三分錢只能坐一趟車。拔完牙只好走路回家。由於下雨，就抄近路在樹林走，結果一個解放軍士兵以一個鋁製的「毛主席像章」為餌，趁四周無人將她硬拽入林中強暴，她欲反抗時幾乎被掐死，以致脖子上留下斑斑瘀血痕跡……。
當時解放軍是全國人民崇拜的對象，沒想到禽獸不如。巫一毛在自傳中寫到，事情發生後，她不敢跟任何人說，「可是，我常常在噩夢中聽見『解放軍叔叔』的聲音，看見他的眼睛，感到他掐在我脖子上的雙手，他壓在我胸口的身體。醒來，我躲在黑暗中，流著淚坐等天亮。……」
她又回憶，在被姦污後的一段日子，老師照常在課堂上講「解放軍叔叔的革命故事，讚揚他們英勇無私的為人民服務」，「我照常聽著，跟著朗誦唱歌。每當穿綠軍裝的人走近，我彷彿都能看到那張傷害過我的臉在眼前晃動，渾身就不由自主地簌簌發抖……」
巫一毛的慘痛經歷，讓合著者殷戈曼覺得不可思議，此後她又一次被強暴，對方是父親在安徽大學朋友兼同事。殷戈曼認為第一次被強暴已夠慘了，再寫第二次強暴，擔心讀者認為缺乏可信度，所以沒有寫進書中。後來巫一毛到安徽涇縣西陽公社羅村大隊下鄉時，也險些被生產隊長強暴。
巫一毛被二度強暴後，也一直不敢告知父母。事隔多年，她終於鼓起勇氣「知會」父親，準備寫出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父親的反應是「不可能」，自己的好朋友怎麼會強暴女兒？是不是女兒記憶有誤？
巫一毛說：「這種事怎麼可能記錯呢？殷戈曼說讀者、特別是美國讀者不可能相信，為什麼所有倒楣事都讓妳碰上了，我也不知我為什麼這麼『黑』。其實我還算幸運，很多人都死了，我們全家除了奶奶都活過來了。我只是成千上萬根羽毛中的一根小羽毛。」
她告訴殷戈曼，在當時的中國大陸，成千上萬的家庭都有類似她家的經歷。「可是，令人痛心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那個可怕的年代似乎成了遙遠的過去，聽上去像是天方夜譚。」為了讓西方讀者讀起來「不那麼毛骨悚然」，巫一毛忍痛刪掉了一些細節。
初戀情緣逝 往事只能回味
目前為單親媽媽的巫一毛，曾試圖與子女進行「歷史的溝通」，「我跟兒子解釋，他就說：Oh，that's the past，that's China， this isnow（這都是過去的事情，是中國的事情，現在是現在），我不要聽過去中國的事情。」
巫一毛說，兩個孩子都在美國出生長大，不會說中文，也不大關心中國。令她更加覺得有責任「為歷史存照，為那些在動亂中失去生命的孩子們立碑」。
她在自傳「前言」中表示，「但願講出我的故事，我成長時代的故事，可以讓同樣的悲劇不再重演，讓所有的孩子們盡情享受與生俱來的權利──童年和幸福」。
「一羽毛」對文革人性的扭曲頗多著墨。書中提到他們走投無路時，巫一毛母親從安徽前往北京向巫寧坤的表姐求助，表姐的丈夫是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而這趟北京之行，還是表姐的親爸、巫寧坤舅舅的主意。誰知即使遞上她父親的親筆信，李志綏夫婦仍裝著不認識以前見過多次面的表弟妹，甚至說「再不走就喊警衛」。巫母為節省公車費，大熱天冒著烈日走了兩小時路，臨走時乞求一杯水都被無情拒絕……。
巫一毛回憶錄寫到1977年上大學、被迫與初戀情人分手為止。在尾聲部分，她公開了埋藏心底多年的初戀和愛情。當年她與同為知青的朱一平在安徽涇縣分手，一別28年，兩人雖然純情到連手都沒有拉過，但巫一毛對這段柏拉圖式的愛情似乎刻骨銘心。
2004年，巫一毛為了拍攝記錄中國知青經歷的英文紀錄片《上山下鄉》（Up to theMoun-tain, Down to theVillage），重回當年插隊的村莊，紀錄片原汁原味呈現了她與初戀情人重逢時抱頭痛哭的鏡頭，賺人熱淚。
巫一毛六年多前已和白人丈夫離婚，再見到昔日戀人，雖然心情激動，但也明白「兩人有緣無份」，往事只能回味，情緣已了。她不諱言48歲的女人，仍然憧憬愛情，前幾年為了正值青春期的一雙子女，無暇考慮個人問題。現在大兒子上大學了，小女兒也即將高中畢業，她希望命中真正的白馬王子早日出現。
為歷史作證 哀而不傷感人肺腑
此書封底文字，是三位名家對「一羽毛」的評價：
歷史學家、克魯格獎得主余英時評論說，此書「透過一個天真無辜的小姑娘的長年受難，《暴風雨中一羽毛》真實而生動重現毛澤東統治時代史無前例的荒誕與殘暴，為中國近代史作出獨特的見證」。
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作家哈金說：「《暴風雨中一羽毛》熱情洋溢，真誠坦率，哀而不傷。它講述一個少女在狂暴的，被革命摧毀的中國成長的故事。它揭示了人民慘痛的受難，其中許多人暴死，其他人苟活下來。這篇豐富多彩，自成一格，令人心碎的故事涵蓋人的殘忍、愚蠢和善良。歸根結柢，它是對百折不撓的人的堅韌和生命力的見證。」
《上海生與死》的作者鄭念說：「這是一個文化大革命期間成長的勇敢的少女感人肺腑的回憶錄。它充分反映出毛澤東假借進步的名義所犯下的種種殘暴無比的罪行。」
香港《明報出版社》總編輯潘耀明認為巫一毛小說的成功，是因為她如實地記錄了童年的血淚史，語言平實生動，不虛飾，所以能扣人心弦，賺人熱淚。
文革結束已經超過30年，今年是反右50周年紀念。在中國，文革及反右依然屬於敏感禁區，有關研究及出版依然受到有關部門嚴密控制。巫一毛認為，在這種大背景之下，保存歷史紀錄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她寫回憶錄的初衷之一。
她說：「過去的事情不能把它忘掉。因為像文革10年給中國人民造成的災難，如果我們再不把它寫下來、記住，下一代人就不會記得，就不會知道。」
在海外，常常有些所謂的「愛國華僑」，憑主觀信念不願相信中共曾經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巫一毛自傳出版後，有匿名網友在網上指責她「不要在國外誣衊我們的祖國，這和賣國沒什麼兩樣！」「巫一毛，你誣衊的不是一個偉大的人物，而是我們的民族！是誰讓我們站立起來，挺起了脊樑？又是誰讓我們對洋人卑躬屈膝……？」
支持巫一毛的網友反駁，說這種話的人「不知是何年齡？如果是我們這代五?年代或之前出生的人，很多都有與巫一毛相似的童年經歷，如實記述個人的經歷、反映國家的歷史，有何不可？倒是應該鼓勵更多的人去回憶，去寫出來，無論用什麼語言，都是留給人類也是我們祖國的財富。」
也有網友說：「……對摮痕漫w論，難道還用說嗎？經過那個年代的心中都有數。另外，不必把記述個人經歷與『誣衊祖國』聯繫起來。歷史是無法迴避和掩飾的，還其真相才是對祖國的貢獻。……一個民族只有勇於正視自己的歷史，無論光輝還是有污點，才是值得敬佩的偉大民族。」
（來源：北美世界日報《世界周刊》日期:2007/05/06） (博讯 boxun.com)
(博讯2007年5月07日 转载)
生在動亂的年代，走過文革的死亡陰影，經歷太多的生離死別，現居加州矽谷的華裔女作家巫一毛（Emily Wu），繼去年10月由美國蘭燈書屋（RandomHouse）出版她在中國悲慘歲月的英文自傳《暴風雨中一羽毛──動亂中失去的童年》（Feather in the Storm -AChildhood Lost in Chaos）後，最近再在香港推出中文版。
此書是巫一毛的處女作，她的父親巫寧坤是英美文學翻譯家，曾翻譯《了不起的蓋茨比》。1993年他在紐約出版英文回憶錄《一滴淚》（A SingleTear），轟動西方世界。此書回顧了1951年他從美國回國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首當其衝受盡折磨屈辱、九死一生的血淚史，「貧歸故里生無計，病臥他鄉死亦難。」讀來令人不勝唏噓。
兩代寫歷史 大巫小巫落玉盤
時隔14年，巫寧坤之女、原職加州矽谷多家電腦公司高級主管的巫一毛回憶錄《暴風雨中一羽毛》（下面簡稱「一羽毛」）英、中文版先後問世。父女倆各自以自己的筆，我手寫我心，將兩代人經歷過的時代風暴呈現世人面前，為歷史存真。兩代人不堪回首的個人劫難，也涵蓋了半世紀的家國之痛，是對「悲慘世界」痛定思痛活生生的見證。難怪有人形容巫氏父女兩本書是「兩代人搶救歷史，大巫小巫落玉盤」
巫一毛這本「帶有史詩色彩的自傳」，以獨特視角展示了一個「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天真無邪女孩，在中國當代反右、大躍進、文革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政治運動中，令人心酸、心碎、震撼的的成長歷程，透過作者精神與肉體遭受的雙重苦難，刻畫人性的醜惡，令人更進一步了解那個「大革命時代」的滅絕人性。
「一羽毛」中文版封面設計是一根象徵作者命運的白色羽毛，「就像革命暴風雨中一根羽毛，在每次運動中被吹來吹去，對自己的命運沒有一點選擇」。左側是充滿童稚的作者5歲時穿一襲連衣裙擺出可愛舞姿的照片。全書360頁，另外還有18幅珍貴的黑白照片，這是無數次搬家、抄家、動亂年代倖存下來的，「它們以殘缺的影像述說著那個畸形的時代」。這本書拿在手上，不僅書的分量沉甸甸的，也因為「叫右派太沉重」，讀完久久不能自已。
巫一毛自傳從1961年三歲生日去勞改農場和病危的父親第一次見面開始，到1977年考上大學結束。
巫一毛甫出生就跟著她的家庭受迫害。1966年，文革開始，本來應該是在父母懷裡撒嬌的年齡，卻因受到父親株連，過早開始沒有童年的童年，受盡欺淩、污辱，挨打挨罵是家常便飯，同學甚至惡作劇將糞便或死老鼠、死青蛙放到她的書桌抽屜內；八、九歲就先後遭「解放軍叔叔」和父親在安徽大學的同事強暴……；她目睹父親被人羞辱、蹂躪，眼睜睜看著父親頭戴高帽、脖子上掛著大牌子挨批鬥、掏茅坑、焚燒自己的書籍等。她還被學生把著手、強迫寫批判父親的大字報「打倒牛鬼蛇神、笑面虎巫寧坤」。
1968年10月，中共「清理階級隊伍」，全國進入新一輪恐怖高潮，任何人都能以清隊名義濫打亂殺。父母被迫與稚齡子女分離到農村搞「清隊運動」，年僅10歲的巫一毛成了「小媽媽」，要照顧5歲的小弟弟，住進孤兒院一樣的臨時收容所。她最要好的朋友小蘭的母親被人姦殺；也目睹許多人不堪折磨或為了維護尊嚴而自殺；她因病得不到及時醫治險死還生。而她幾個兒時好友就沒有她幸運，因各種原因悲慘死去。
1969年，好不容易全家團聚，又被下放到安徽一個窮困落後的村莊，歷盡艱辛。文革後期，她隨父母回到安徽蕪湖市念高中。高中畢業後，適逢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她又到深山老林「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直到1977年考上大學，苦難才告一段落。
1981年，巫一毛自費來美留學後，開始動筆寫回憶錄。由於經歷了太多的生離死別，許多部分難以下筆，回憶如潮水般襲來，寫到傷心的往事、好朋友的慘死，「我往往坐在電腦前，泣不成聲，許多天失魂落魄，不能再碰那塊心上永遠流血的傷疤。寫書的過程，也是療傷的過程，寫出來得到一種解脫。」
在此期間，巫一毛先後獲聖母大學英美文學學士、金門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學位，畢業後曾任矽谷數家電腦公司高級主管，並結婚、生兒育女，然後離婚。她的寫作也因此斷斷續續，寫寫停停。
她說：「1993年初，我的父親寫了《一滴淚》，是他的自傳，從他的角度說那一段歷史，也是我們一家的故事，對我是一個潛移默化的榜樣。書中用了我的一篇文章《鞋》，說的是我為了上學，如何用兩條心愛的烏黑油亮的大辮子換一雙鞋的故事。父親的書出版後，好幾篇書評都提到我的《鞋》，這對我有鼓舞作用，更堅定我的決心，要把書寫出來。」
住在紐約上州的女作家王渝是巫一毛的表姐。她感慨地說，有一個傳記電視節目，每次播放前都說：「每個人都有一個故事，一個獨特又難以想像的故事。」在這之前她覺得「說的固然有道理，但未免太誇張」。來自台灣的王渝自從開始接觸到中國大陸人士後，「我的感覺改變了，每次聽他們、特別是作家朋友談過去，我都覺得每個人的遭遇都是一本現成的長篇：曲折、苦澀，處處留下時代的烙印。」
由於考慮到「一羽毛」此書是英文寫作，讀者群在美國。2000年，巫一毛認識美國作家拉里‧殷戈曼（LarryEngelmann），兩人一拍即合，巫一毛將故事寫出來後，殷戈曼為她的書進行修改、潤色。幾經曲折，終於在去年10月出版。
巫一毛說：「英文版幸運地找到蘭燈書屋出版，他們認為書的內容很完美，沒有作出什麼改動。」
她開心地說，蘭燈書屋對此書非常重視，在各大報刊雜誌登廣告，還安排她在華盛頓、紐約、芝加哥、洛杉磯、西雅圖和舊金山等地，舉行新書發表會及巡迴演講，接受電視、電台、雜誌、報紙採訪等新書促銷活動。
「一羽毛」的法文、德文和丹麥文的版權，已經分別出售給法國、德國和丹麥的三家出版社。
一淚一羽毛 回憶令人心碎
巫一毛說，在美國生活後，在「人性的環境」中，看著她的孩子無憂無慮地健康成長，她終於有足夠勇氣，挖掘埋葬在心底墳墓深處的隱痛。
「這本書，是我的童年、我的少女時代，也是用一個小女孩的眼睛看動亂的中國。我儘量用平和的口吻，講一個真實故事，主角是在逆境中頑強地存活下來的女孩子。書中每一章節，都像一篇短篇小說，充滿戲劇性和細節描述。」
作家張慈指出，巫一毛勇敢地寫出自己的身世，令她佩服。「這部作品的整個敘述都反映了作者對自己長大過程的痛苦，其中包含的已經不是一個孩子心靈上的淚水，而是整個民族的淚水。」
她說：「十幾萬字，怎麼可能容得下那個荒誕的大時代。怎能容得下大時代中的辛酸、殘暴、黑色幽默般的荒謬，怎能容得下大紅包裹的純黑？我只能說，是作者的那些驚心動魄、令人心碎的回憶，是一個小女孩的眼睛看動亂世界的奇特角度，是作者簡潔如詩的語言，是人在逆境中頑強地存活下來的真實人性故事，使此書有了意義。」
巫一毛在接受《世界周刊》專訪時，強調書中敘述的全是真人真事，不是小說的小說。她說，「一羽毛」是她的故事，也是成千上萬在那個時代生活過的中國人的故事。「這是我的第一本書，但又何止是一本書。」
經歷革命暴風雨的衝擊，僥倖存活的巫一毛說：「數千萬受難者，包括許多孩子，沒能逃過厄運，那些天真無辜的孩子中，有好幾個我的朋友。」她希望透過此書來解讀人性，透過一個女孩、一個家庭的命運來瞭解那段慘痛的歷史，「記住那些在動亂中失去童年乃至生命的孩子們」，「也是我對那些早逝的兒時同伴的心祭」。
往事難忘 過去從墳墓爬出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終於明白人們關於你可以埋葬過去的說法是錯誤的，因為過去會自己從墳墓中慢慢爬出來。」這是現居加州的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賽尼刻畫人性的成名小說《追風箏的孩子》（The KiteRunner）書中一段說話，被巫一毛在自傳的「前言」引用。
《暴風雨中一羽毛》書名源自巫一毛本人的名字。早在娘胎裡，厄運就已降臨到她頭上，1958年她在北京出生，出世前七周，當時在北京國際關係學院任英美文學教授的父親，因「極右分子」罪名，被發配到北大荒勞改農場，自此開始全家長達20年的苦難。
巫一毛父親1940年代在西南聯大師從文學家沈從文、卞之琳等人，1943年赴美擔任中國在美受訓空軍師的翻譯；1948年3月，他從印第安納州曼徹斯特學院畢業後，進入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攻讀英美文學博士學位，曾與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楊振寧同學。
1951年，巫寧坤博士學位尚未到手，燕京大學校長急電邀請他回國任教英語系。對於年輕而富於理想的巫寧坤來說，投身一個嶄新的世界，過一種富有意義的生活的誘惑力，遠勝過博士學位和在異國做學問的吸引。臨行時，李政道幫他整頓行裝，還在行李上用白漆端端正正寫上「北京燕京大學巫寧坤」的大字。
巫寧坤最初回國被待如上賓，但好景不長，在燕京大學只教了一年，燕大併入北京大學，巫寧坤因「歷史不清楚」，被貶到天津南開大學。
1957年「五一」勞動節，中共黨中央號召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帶來全國性的「大鳴大放」。一名當年在延安經過「整風」洗禮的副院長，接連三個晚上到巫寧坤家，動員他帶頭在即將召開的「鳴放會」上發言，向黨提意見。副院長還反覆交代毛澤東和黨中央制定的政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巫寧坤對他的話深信不疑，就在會上發言了。他首先提到「肅反運動」中，他在南開大學遭到無辜迫害的情況，要求南大黨委向他們全家賠禮道歉。接著他讚揚「雙百方針」，說共產黨要求知識分子向黨提意見，對言論自由是極大鼓舞。誰知「和風細雨」的「整風運動」，變成暴風驟雨的「反右運動」。千千萬萬知識菁英掉進「陽謀」的陷阱。據說巫寧坤在「鳴放會」上的發言，再加上他的「三反」罪行，「可以槍斃，但黨是寬大的，不但不槍斃，而且不定為『現行反革命』，只劃為『極右分子』，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這是對右派最嚴厲的處分。接著，巫寧坤被送進半步橋北京市第一監獄內新建的勞動教養所。
萬古雲霄一羽毛 柳暗花明又一村
1958年6月初，他正在翻看《杜甫詩選》，接到妻子從北京海淀醫院寄來的明信片，「恭喜我6月3日凌晨得了一個美麗的女兒，並要我給孩子取個名字」。他剛讀過杜甫稱讚孔明的名句「萬古雲霄一羽毛」，心想自己這個做父親的身繫羅網，連女兒出世都不讓見，只得托詩聖的福給她取名「一毛」，「祝願我家生於憂患的女兒有朝一日翱翔雲霄」。
巫寧坤有二子一女，三個子女的名字都大有「講究」，長子取名「一丁」，是為了「祝願他在震耳欲聾的『萬歲』聲中當個普通人」；幼子取名「一村」，希望他出生後一切都好起來，「柳暗花明又一村」。
巫一毛說：「『一毛』是爸爸在勞改時給我的禮物，希望我以後有所作為，建功立業。」她出生後父親長年缺席，直到三歲生日那天，因父親病危，父女才第一次在天津與唐山之間的清河勞改農場見面。
巫一毛的自傳，就以三歲生日第一次探監見到父親為「引子」，可惜卻寫得有點時空錯亂，人物角色顛倒。全書最精彩的部分在後面，越看越打動人。
巫寧坤被打成「極右分子」，全家都受牽連遭罪。他後來被押送到與西伯利亞為鄰的興凱湖國營勞改農場（通稱北大荒）。「上面」要他的妻子李怡楷與他離婚，李怡楷不從，全家被趕出北京，不許她教書，下放到安徽大學作打字員。那時，巫一毛才六個月大，哥哥也只三歲。接著，他們經歷了三年「大躍進」人禍造成的「自然災害」。
巫一毛說：「說是天災實是人禍，安徽是重災區，那幾年餓死了九百萬人，特別是農村，整村整村的人都餓死了，有的成了絕戶。在這種情況下，媽媽被迫把我送到天津外婆家，才逃過餓斃的命運。」
巫一毛的外婆特別疼她，寧可自己挨餓，把口糧省下來餵她，她的舅舅心疼自己的母親，眼看這樣「要把娘餓死」，硬把巫一毛送回合肥。她的童年在多災多難中度過。
巫寧坤在北大荒三年勞改後回到合肥。還未過上好日子，「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1966年爆發，他首當其衝成為「老運動員」，全家命運再次墜入黑暗深淵。
巫一毛終生不能忘懷，父母被雙雙關進「牛棚」時，作為右派子女，她受盡污辱和毆打，有次病得差點死去，獨自一人病倒在房間內不知多少天，被發現時已經奄奄一息，送院急救，醫生說沒救了，通知家屬辦後事吧，幸而她命不該絕，只是鬼門關前走了一遭。
毛像章為餌 8歲遭強暴
巫一毛為了真實記錄歷史，將八歲時被一個解放軍以象徵榮譽的「毛主席像章」引誘、在樹林中遭強暴的事情寫出來。
文革那年，巫一毛8歲，小小年紀已非常懂事。為了不增加父母的煩惱，牙痛了好幾天的她，獨自去醫院拔牙，但她只有八分錢，五分錢掛號，餘下三分錢只能坐一趟車。拔完牙只好走路回家。由於下雨，就抄近路在樹林走，結果一個解放軍士兵以一個鋁製的「毛主席像章」為餌，趁四周無人將她硬拽入林中強暴，她欲反抗時幾乎被掐死，以致脖子上留下斑斑瘀血痕跡……。
當時解放軍是全國人民崇拜的對象，沒想到禽獸不如。巫一毛在自傳中寫到，事情發生後，她不敢跟任何人說，「可是，我常常在噩夢中聽見『解放軍叔叔』的聲音，看見他的眼睛，感到他掐在我脖子上的雙手，他壓在我胸口的身體。醒來，我躲在黑暗中，流著淚坐等天亮。……」
她又回憶，在被姦污後的一段日子，老師照常在課堂上講「解放軍叔叔的革命故事，讚揚他們英勇無私的為人民服務」，「我照常聽著，跟著朗誦唱歌。每當穿綠軍裝的人走近，我彷彿都能看到那張傷害過我的臉在眼前晃動，渾身就不由自主地簌簌發抖……」
巫一毛的慘痛經歷，讓合著者殷戈曼覺得不可思議，此後她又一次被強暴，對方是父親在安徽大學朋友兼同事。殷戈曼認為第一次被強暴已夠慘了，再寫第二次強暴，擔心讀者認為缺乏可信度，所以沒有寫進書中。後來巫一毛到安徽涇縣西陽公社羅村大隊下鄉時，也險些被生產隊長強暴。
巫一毛被二度強暴後，也一直不敢告知父母。事隔多年，她終於鼓起勇氣「知會」父親，準備寫出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父親的反應是「不可能」，自己的好朋友怎麼會強暴女兒？是不是女兒記憶有誤？
巫一毛說：「這種事怎麼可能記錯呢？殷戈曼說讀者、特別是美國讀者不可能相信，為什麼所有倒楣事都讓妳碰上了，我也不知我為什麼這麼『黑』。其實我還算幸運，很多人都死了，我們全家除了奶奶都活過來了。我只是成千上萬根羽毛中的一根小羽毛。」
她告訴殷戈曼，在當時的中國大陸，成千上萬的家庭都有類似她家的經歷。「可是，令人痛心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那個可怕的年代似乎成了遙遠的過去，聽上去像是天方夜譚。」為了讓西方讀者讀起來「不那麼毛骨悚然」，巫一毛忍痛刪掉了一些細節。
初戀情緣逝 往事只能回味
目前為單親媽媽的巫一毛，曾試圖與子女進行「歷史的溝通」，「我跟兒子解釋，他就說：Oh，that's the past，that's China， this isnow（這都是過去的事情，是中國的事情，現在是現在），我不要聽過去中國的事情。」
巫一毛說，兩個孩子都在美國出生長大，不會說中文，也不大關心中國。令她更加覺得有責任「為歷史存照，為那些在動亂中失去生命的孩子們立碑」。
她在自傳「前言」中表示，「但願講出我的故事，我成長時代的故事，可以讓同樣的悲劇不再重演，讓所有的孩子們盡情享受與生俱來的權利──童年和幸福」。
「一羽毛」對文革人性的扭曲頗多著墨。書中提到他們走投無路時，巫一毛母親從安徽前往北京向巫寧坤的表姐求助，表姐的丈夫是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而這趟北京之行，還是表姐的親爸、巫寧坤舅舅的主意。誰知即使遞上她父親的親筆信，李志綏夫婦仍裝著不認識以前見過多次面的表弟妹，甚至說「再不走就喊警衛」。巫母為節省公車費，大熱天冒著烈日走了兩小時路，臨走時乞求一杯水都被無情拒絕……。
巫一毛回憶錄寫到1977年上大學、被迫與初戀情人分手為止。在尾聲部分，她公開了埋藏心底多年的初戀和愛情。當年她與同為知青的朱一平在安徽涇縣分手，一別28年，兩人雖然純情到連手都沒有拉過，但巫一毛對這段柏拉圖式的愛情似乎刻骨銘心。
2004年，巫一毛為了拍攝記錄中國知青經歷的英文紀錄片《上山下鄉》（Up to theMoun-tain, Down to theVillage），重回當年插隊的村莊，紀錄片原汁原味呈現了她與初戀情人重逢時抱頭痛哭的鏡頭，賺人熱淚。
巫一毛六年多前已和白人丈夫離婚，再見到昔日戀人，雖然心情激動，但也明白「兩人有緣無份」，往事只能回味，情緣已了。她不諱言48歲的女人，仍然憧憬愛情，前幾年為了正值青春期的一雙子女，無暇考慮個人問題。現在大兒子上大學了，小女兒也即將高中畢業，她希望命中真正的白馬王子早日出現。
為歷史作證 哀而不傷感人肺腑
此書封底文字，是三位名家對「一羽毛」的評價：
歷史學家、克魯格獎得主余英時評論說，此書「透過一個天真無辜的小姑娘的長年受難，《暴風雨中一羽毛》真實而生動重現毛澤東統治時代史無前例的荒誕與殘暴，為中國近代史作出獨特的見證」。
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作家哈金說：「《暴風雨中一羽毛》熱情洋溢，真誠坦率，哀而不傷。它講述一個少女在狂暴的，被革命摧毀的中國成長的故事。它揭示了人民慘痛的受難，其中許多人暴死，其他人苟活下來。這篇豐富多彩，自成一格，令人心碎的故事涵蓋人的殘忍、愚蠢和善良。歸根結柢，它是對百折不撓的人的堅韌和生命力的見證。」
《上海生與死》的作者鄭念說：「這是一個文化大革命期間成長的勇敢的少女感人肺腑的回憶錄。它充分反映出毛澤東假借進步的名義所犯下的種種殘暴無比的罪行。」
香港《明報出版社》總編輯潘耀明認為巫一毛小說的成功，是因為她如實地記錄了童年的血淚史，語言平實生動，不虛飾，所以能扣人心弦，賺人熱淚。
文革結束已經超過30年，今年是反右50周年紀念。在中國，文革及反右依然屬於敏感禁區，有關研究及出版依然受到有關部門嚴密控制。巫一毛認為，在這種大背景之下，保存歷史紀錄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她寫回憶錄的初衷之一。
她說：「過去的事情不能把它忘掉。因為像文革10年給中國人民造成的災難，如果我們再不把它寫下來、記住，下一代人就不會記得，就不會知道。」
在海外，常常有些所謂的「愛國華僑」，憑主觀信念不願相信中共曾經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巫一毛自傳出版後，有匿名網友在網上指責她「不要在國外誣衊我們的祖國，這和賣國沒什麼兩樣！」「巫一毛，你誣衊的不是一個偉大的人物，而是我們的民族！是誰讓我們站立起來，挺起了脊樑？又是誰讓我們對洋人卑躬屈膝……？」
支持巫一毛的網友反駁，說這種話的人「不知是何年齡？如果是我們這代五?年代或之前出生的人，很多都有與巫一毛相似的童年經歷，如實記述個人的經歷、反映國家的歷史，有何不可？倒是應該鼓勵更多的人去回憶，去寫出來，無論用什麼語言，都是留給人類也是我們祖國的財富。」
也有網友說：「……對摮痕漫w論，難道還用說嗎？經過那個年代的心中都有數。另外，不必把記述個人經歷與『誣衊祖國』聯繫起來。歷史是無法迴避和掩飾的，還其真相才是對祖國的貢獻。……一個民族只有勇於正視自己的歷史，無論光輝還是有污點，才是值得敬佩的偉大民族。」
（來源：北美世界日報《世界周刊》日期:2007/05/06） (博讯 boxun.com)
我们这些小右派
● 编按：巫一毛呱呱坠地时父亲已当右派送北大荒劳改，她遭到十分残酷的迫害。估计在中国这样天生的小右派至少一百五十万人，他们何辜？又该向谁讨还公道？巫一毛有自传详述其痛苦经历，洛阳纸贵，广受欢迎。
● 巫一毛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真情感人，已译成多种文本在全球发行。
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这个月初，我重访了我出生的北京海淀医院，在「娘家」过了四十九岁生日 .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权术，导演了反右这出悲剧，由此带来中共执政后的第一次全国性「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
迟到了五十年的呐喊
文革结束后，中共官方为他们公开承认的五十五万右派进行了平反。根据丁抒所着《阳谋》（第十七页），全国实际上有「约一百五十万人」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至家破人亡，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知识份子。」 由於反右运动前台打手邓小平是最高决策者，当局仍然坚持反右运动是正确的，错误仅仅是扩大化。为此官方还特意保留了五名右派没有平反。这是多么荒谬的独裁逻辑：五十五万人与五人，居然就能得到既平反又坚持定论的效果！
最近，一批老右派站出来，发出呐喊要求中共当局公开承认反右运动是完全错误的，并对当年的受害者给予道歉与赔偿。让我想起父母亲和我自己。一九五七年，虽然还未出生，我仍然成为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之一。可以说，我是在妈妈肚子里当上小右派的。
我的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详细讲述了我在反右、大跃进、文革、上山下乡等政治运动中侥倖生存成长的惨痛经历，余英时教授称「真实而生动地重现毛时代史无前例的荒诞与残暴，为中国近代史作出独特的见证」。这本书的英文、中文、德文版已经出版，法文和丹麦文版即将问世，得到主流媒体多方好评并荣获加州图书馆协会二○○六年最佳作品奖。
父亲巫宁坤报效祖国却打成右派
反右运动开始时，父母亲正在为中共政权的第一批「将军大使」开办培训班，周恩来亲自批准建校的中共中央调查部干部学校，为培养外交人员的高等学府工作。
一九五一年，父亲巫宁坤放弃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的博士学位，应燕京大学聘请，回国任西语系副教授。当时，爷爷奶奶都过世了，伯父在台湾，姑妈在香港，他在国内并没有什么个人牵挂。他回国完全是为了爱国，可是等着他的，是当右派，多年无妄的牢狱之灾，监外的无期徒刑，并且始终累及妻儿。
当年他的同学和朋友李政道劝他不要回国，他不听，结果一九五七年，父亲戴上「极右分子」的帽子，李政道荣获诺贝尔奖桂冠。
父亲的极右言论和定罪依据包括：
1、肃反运动肆无忌惮的违犯民权，明目张胆的官方私刑。肃反运动无非是压制思想和言论自由，而它所仿效的斯大林式清党运动已经被赫鲁晓夫揭发谴责了。
2、防民之口胜於防川，防知识份子之口胜於防洪。在我们几亿人口中，知识份子少得可怜，十分宝贵，应当鼓励他们作为民族的良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不应当让他们继续当封建王朝那种卑躬屈膝的士大夫。一个人民的政府，一个掌握真理的政党，给予知识份子言论自由，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而从无数开放的头脑却可获得无价的集体智慧的无价之宝。
3、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政治标准第一，那是由於战争年代宣传工作的需要，现在是否可以按照「百花齐放」的精神加以补充。
4、罗斯福总统四大自由（注：言论表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虞匮乏自由、免受恐惧自由）是全世界的独立宣言。人不仅是生而平等的，而且是生来有言论自由的。不自由，毋宁死！
重读父亲被定为极右分子的「反动言论」，作为女儿，仍然为他骄傲自豪。父亲对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强调，使他无愧於极少数的先知先觉.
哭着出世时父亲已遣送北大荒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号我哭着出世时，父亲已经在七个星期前被开除公职，发配北大荒劳改。等在海淀医院产床边的，不是父亲的双臂，而是那顶紧箍咒般一生也摘不掉的小右派帽子。母亲因为拒绝和父亲划清界限，几乎失去工作、行乞街头.几个月后，母亲在漫天大雪中抱着繈褓中的我，牵着三岁的哥哥，踏上长达二十一年流放安徽的坎坷路。
一百五十万右派中，除了在校学生，大多数是为人父母的人。这一百五十万人中，即使按平均每人只有一个孩子计算，全国也有一百五十万个和我同命运的小右派。
我们的父母亲受迫害，我们跟着倒楣。他们是冤枉的，是专制制度、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替罪羊。但他们或多或少说了点什么，做了点什么，可能某些话冒犯了官方定调，也可能是得罪了某位领导同事，甚至仅仅是某个亲朋好友邻居告密揭发，就被定为政治贱民。而我们这些根本不懂事的孩子，什么也没说、没做，什么人也没得罪，却受到和他们类似的身体灵迫害，种种凌辱和磨难给我留下终身难愈的创伤。我们在上学、就业、提职、分房、找对象等各方面，都受到不可思议的歧视，被贬低为社会渣滓。
孩子的身心是脆弱的，即使在祥和清明的境域也需要倍加关爱呵护.而我们这些小右派，刚刚出生就要承受成人世界的残忍，远未成熟就必须面对连大人们都难以承受的血雨腥风.如果说，一个不尊重人权的社会是野蛮的，一个不保护孩子的社会就是加倍地野蛮，那么，一个非但不保护孩子、反而还迫害孩子的社会，只能用人间地狱来形容。
我和弟弟遭受的非人苦难
毕竟父亲当右派是他选择爱国的结果。可我对我的小右派身份做了什么选择，有什么选择呢？没有！一百五十万小右派，我们别无选择地出生，又别无选择地变成小右派，仅仅因为作出选择的父母。我们看着父母受难，和他们一起承担苦难，忍受非人的折磨。我们用清纯无暇、惶恐不解的眼光看纷乱的世界，靠生存的本能在社会底层含屈忍辱咬牙活着。
幼稚园阿姨是成年人，她们的职责是照顾好孩子们。文革初期，这些阿姨却歧视和虐待带有政治贱民标记的孩子。她们每天把三岁的弟弟往墙角的小马桶一放了事，不许别的孩子和小右派玩。从此，弟弟变得沉默寡言。
几年后，一位经常来家里做客的医生问，「巫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希望你不在意。因为我是医生，或许我能帮上忙。」
「没关系，有什么问题就问。周医生，怎么突然这么客气？」父亲说.
「我想知道，」周医生还是吞吞吐吐地问，「你的小儿子，嗯，是先天还是后天的哑巴？先天的很难治，后天的我可能有办法。」
在政治歧视的环境下，我们从小就学会了沉默盲从说谎，不再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不再用自己的嘴巴说真话。因为我们看到，如果不当一个专制政府的驯服工具，如果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的下场将与我们的父母一样。反右运动不仅让一代知识份子成为后天的哑巴，也让他们的下一代成了先天的哑巴。
九岁时，目睹父亲在台上挂大牌子挨斗，我在台下簌簌发抖。一个多年经常来我们家，父母亲的同事朋友张定鑫看见了。他拉住我的手，小声说，「毛毛，这里不好玩，跟我来。」 他把我带到他的住处，给我糖吃，跟我玩「争上游」扑克牌游戏，然后强奸了我。被强奸的，不仅是我娇弱的身体，更是我稚嫩的心灵.失去的，不光是我的童贞，更是我的童年。而那一百五十万小右派，又何尝不曾被强大的专制制度凌辱。
在学校里，我背诵革命诗句，「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人的身躯怎能从狗的洞子里爬出！ 」
每天上学放学，我不能和别的小学同学一样，从学校大门进出。如果红小兵发现我，他们轻则辱骂嘲讽吐唾沫，重则拳打脚踢揪头发。我只能从学校围墙上挖一个狗洞进出，还给它取了一个美丽浪漫的名字：月亮门.
一个小女孩、小右派，做人的尊严被剥夺，只剩下做狗的求生本能。与此同时，而父母亲都被关进了牛棚，成了比狗还不如的牛鬼蛇神。
我十岁时，爸爸还关在牛棚，妈妈带着哥哥弟弟下放到农村。我在百里之外的一个房间里自己过活。不知道多少天，我躺在草蓆上，高烧昏迷。等到我被偶然发现，已经病危。因为父母不在，别人冒充我的父母才能送进医院。 医生说，「没救，通知家属办后事。」
我独自面对死亡，平静安详地告诉自己，「你要死了，你已经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鹹，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死就死吧。」这种本应是饱经沧桑后才能说出的话，该是出自十岁孩子的口吗？
甚么样的祖国，甚么样的社会
中共维持其独裁统治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通过独佔话语权来伪造历史，通过强制灌输来制造遗忘，制造为我所用的历史和民族记忆的空白，使那些死於暴政的生命永远消失在黑洞中，也使中国人无法积累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历史原地踏步，恶性循环.再过五十年，别说当年的右派，就是小右派们也都将作古。如果倖存的右派、小右派再不出来为历史存证，历史的悲剧就完全可能重演。
退一万步说，即使共产党道歉赔偿了，对那些风烛残年的不足百分之一的倖存者，对那几十万、上百万逝去的冤魂，有什么意义？对那些失去的岁月、破碎的家庭有何补？
和其他右派家庭相比，我们家还算幸运的，我和家人都活到了今天，都在享有四大自由的国土上安居乐业.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就像当初我写自传，不是为了要活在过去，而是为了让那些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们瞭解真实的历史，为了汲取教训、争取民主自由的未来。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都喜欢把祖国比作父亲或母亲.但甚么样的祖国，甚么样的社会，甚么样的政府，甚么样的政党，能够允许一百五十万亲生儿女无辜的灵魂长期受难，而且五十年过去了，依然不敢面对历史，毫无认罪忏悔之意？
我们这些小右派，向谁去讨公道、要赔偿？谁来为我们平反，向我们道歉？我们失去的童年、青少年、乃至生命，谁能够偿还，用什么偿还？谁能抚平我们心灵上永远滴血的创伤？
六月二十二日加州家中（此文为发言摘要）
● 编按：巫一毛呱呱坠地时父亲已当右派送北大荒劳改，她遭到十分残酷的迫害。估计在中国这样天生的小右派至少一百五十万人，他们何辜？又该向谁讨还公道？巫一毛有自传详述其痛苦经历，洛阳纸贵，广受欢迎。
● 巫一毛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真情感人，已译成多种文本在全球发行。
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这个月初，我重访了我出生的北京海淀医院，在「娘家」过了四十九岁生日 .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权术，导演了反右这出悲剧，由此带来中共执政后的第一次全国性「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
迟到了五十年的呐喊
文革结束后，中共官方为他们公开承认的五十五万右派进行了平反。根据丁抒所着《阳谋》（第十七页），全国实际上有「约一百五十万人」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至家破人亡，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知识份子。」 由於反右运动前台打手邓小平是最高决策者，当局仍然坚持反右运动是正确的，错误仅仅是扩大化。为此官方还特意保留了五名右派没有平反。这是多么荒谬的独裁逻辑：五十五万人与五人，居然就能得到既平反又坚持定论的效果！
最近，一批老右派站出来，发出呐喊要求中共当局公开承认反右运动是完全错误的，并对当年的受害者给予道歉与赔偿。让我想起父母亲和我自己。一九五七年，虽然还未出生，我仍然成为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之一。可以说，我是在妈妈肚子里当上小右派的。
我的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详细讲述了我在反右、大跃进、文革、上山下乡等政治运动中侥倖生存成长的惨痛经历，余英时教授称「真实而生动地重现毛时代史无前例的荒诞与残暴，为中国近代史作出独特的见证」。这本书的英文、中文、德文版已经出版，法文和丹麦文版即将问世，得到主流媒体多方好评并荣获加州图书馆协会二○○六年最佳作品奖。
父亲巫宁坤报效祖国却打成右派
反右运动开始时，父母亲正在为中共政权的第一批「将军大使」开办培训班，周恩来亲自批准建校的中共中央调查部干部学校，为培养外交人员的高等学府工作。
一九五一年，父亲巫宁坤放弃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的博士学位，应燕京大学聘请，回国任西语系副教授。当时，爷爷奶奶都过世了，伯父在台湾，姑妈在香港，他在国内并没有什么个人牵挂。他回国完全是为了爱国，可是等着他的，是当右派，多年无妄的牢狱之灾，监外的无期徒刑，并且始终累及妻儿。
当年他的同学和朋友李政道劝他不要回国，他不听，结果一九五七年，父亲戴上「极右分子」的帽子，李政道荣获诺贝尔奖桂冠。
父亲的极右言论和定罪依据包括：
1、肃反运动肆无忌惮的违犯民权，明目张胆的官方私刑。肃反运动无非是压制思想和言论自由，而它所仿效的斯大林式清党运动已经被赫鲁晓夫揭发谴责了。
2、防民之口胜於防川，防知识份子之口胜於防洪。在我们几亿人口中，知识份子少得可怜，十分宝贵，应当鼓励他们作为民族的良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不应当让他们继续当封建王朝那种卑躬屈膝的士大夫。一个人民的政府，一个掌握真理的政党，给予知识份子言论自由，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而从无数开放的头脑却可获得无价的集体智慧的无价之宝。
3、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政治标准第一，那是由於战争年代宣传工作的需要，现在是否可以按照「百花齐放」的精神加以补充。
4、罗斯福总统四大自由（注：言论表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虞匮乏自由、免受恐惧自由）是全世界的独立宣言。人不仅是生而平等的，而且是生来有言论自由的。不自由，毋宁死！
重读父亲被定为极右分子的「反动言论」，作为女儿，仍然为他骄傲自豪。父亲对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强调，使他无愧於极少数的先知先觉.
哭着出世时父亲已遣送北大荒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号我哭着出世时，父亲已经在七个星期前被开除公职，发配北大荒劳改。等在海淀医院产床边的，不是父亲的双臂，而是那顶紧箍咒般一生也摘不掉的小右派帽子。母亲因为拒绝和父亲划清界限，几乎失去工作、行乞街头.几个月后，母亲在漫天大雪中抱着繈褓中的我，牵着三岁的哥哥，踏上长达二十一年流放安徽的坎坷路。
一百五十万右派中，除了在校学生，大多数是为人父母的人。这一百五十万人中，即使按平均每人只有一个孩子计算，全国也有一百五十万个和我同命运的小右派。
我们的父母亲受迫害，我们跟着倒楣。他们是冤枉的，是专制制度、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替罪羊。但他们或多或少说了点什么，做了点什么，可能某些话冒犯了官方定调，也可能是得罪了某位领导同事，甚至仅仅是某个亲朋好友邻居告密揭发，就被定为政治贱民。而我们这些根本不懂事的孩子，什么也没说、没做，什么人也没得罪，却受到和他们类似的身体灵迫害，种种凌辱和磨难给我留下终身难愈的创伤。我们在上学、就业、提职、分房、找对象等各方面，都受到不可思议的歧视，被贬低为社会渣滓。
孩子的身心是脆弱的，即使在祥和清明的境域也需要倍加关爱呵护.而我们这些小右派，刚刚出生就要承受成人世界的残忍，远未成熟就必须面对连大人们都难以承受的血雨腥风.如果说，一个不尊重人权的社会是野蛮的，一个不保护孩子的社会就是加倍地野蛮，那么，一个非但不保护孩子、反而还迫害孩子的社会，只能用人间地狱来形容。
我和弟弟遭受的非人苦难
毕竟父亲当右派是他选择爱国的结果。可我对我的小右派身份做了什么选择，有什么选择呢？没有！一百五十万小右派，我们别无选择地出生，又别无选择地变成小右派，仅仅因为作出选择的父母。我们看着父母受难，和他们一起承担苦难，忍受非人的折磨。我们用清纯无暇、惶恐不解的眼光看纷乱的世界，靠生存的本能在社会底层含屈忍辱咬牙活着。
幼稚园阿姨是成年人，她们的职责是照顾好孩子们。文革初期，这些阿姨却歧视和虐待带有政治贱民标记的孩子。她们每天把三岁的弟弟往墙角的小马桶一放了事，不许别的孩子和小右派玩。从此，弟弟变得沉默寡言。
几年后，一位经常来家里做客的医生问，「巫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希望你不在意。因为我是医生，或许我能帮上忙。」
「没关系，有什么问题就问。周医生，怎么突然这么客气？」父亲说.
「我想知道，」周医生还是吞吞吐吐地问，「你的小儿子，嗯，是先天还是后天的哑巴？先天的很难治，后天的我可能有办法。」
在政治歧视的环境下，我们从小就学会了沉默盲从说谎，不再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不再用自己的嘴巴说真话。因为我们看到，如果不当一个专制政府的驯服工具，如果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的下场将与我们的父母一样。反右运动不仅让一代知识份子成为后天的哑巴，也让他们的下一代成了先天的哑巴。
九岁时，目睹父亲在台上挂大牌子挨斗，我在台下簌簌发抖。一个多年经常来我们家，父母亲的同事朋友张定鑫看见了。他拉住我的手，小声说，「毛毛，这里不好玩，跟我来。」 他把我带到他的住处，给我糖吃，跟我玩「争上游」扑克牌游戏，然后强奸了我。被强奸的，不仅是我娇弱的身体，更是我稚嫩的心灵.失去的，不光是我的童贞，更是我的童年。而那一百五十万小右派，又何尝不曾被强大的专制制度凌辱。
在学校里，我背诵革命诗句，「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人的身躯怎能从狗的洞子里爬出！ 」
每天上学放学，我不能和别的小学同学一样，从学校大门进出。如果红小兵发现我，他们轻则辱骂嘲讽吐唾沫，重则拳打脚踢揪头发。我只能从学校围墙上挖一个狗洞进出，还给它取了一个美丽浪漫的名字：月亮门.
一个小女孩、小右派，做人的尊严被剥夺，只剩下做狗的求生本能。与此同时，而父母亲都被关进了牛棚，成了比狗还不如的牛鬼蛇神。
我十岁时，爸爸还关在牛棚，妈妈带着哥哥弟弟下放到农村。我在百里之外的一个房间里自己过活。不知道多少天，我躺在草蓆上，高烧昏迷。等到我被偶然发现，已经病危。因为父母不在，别人冒充我的父母才能送进医院。 医生说，「没救，通知家属办后事。」
我独自面对死亡，平静安详地告诉自己，「你要死了，你已经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鹹，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死就死吧。」这种本应是饱经沧桑后才能说出的话，该是出自十岁孩子的口吗？
甚么样的祖国，甚么样的社会
中共维持其独裁统治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通过独佔话语权来伪造历史，通过强制灌输来制造遗忘，制造为我所用的历史和民族记忆的空白，使那些死於暴政的生命永远消失在黑洞中，也使中国人无法积累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历史原地踏步，恶性循环.再过五十年，别说当年的右派，就是小右派们也都将作古。如果倖存的右派、小右派再不出来为历史存证，历史的悲剧就完全可能重演。
退一万步说，即使共产党道歉赔偿了，对那些风烛残年的不足百分之一的倖存者，对那几十万、上百万逝去的冤魂，有什么意义？对那些失去的岁月、破碎的家庭有何补？
和其他右派家庭相比，我们家还算幸运的，我和家人都活到了今天，都在享有四大自由的国土上安居乐业.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就像当初我写自传，不是为了要活在过去，而是为了让那些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们瞭解真实的历史，为了汲取教训、争取民主自由的未来。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都喜欢把祖国比作父亲或母亲.但甚么样的祖国，甚么样的社会，甚么样的政府，甚么样的政党，能够允许一百五十万亲生儿女无辜的灵魂长期受难，而且五十年过去了，依然不敢面对历史，毫无认罪忏悔之意？
我们这些小右派，向谁去讨公道、要赔偿？谁来为我们平反，向我们道歉？我们失去的童年、青少年、乃至生命，谁能够偿还，用什么偿还？谁能抚平我们心灵上永远滴血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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