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天茶舍』

渔夫从海里捞起一只魔瓶，无论是欧洲版的瓶子或者是阿拉伯版的瓶子，无论是耶和华的封印或者所罗门的戒印，一旦揭开，跳出来的那位青面獠牙，第一个愿望都是要吃人。


　　幼时每次读这个故事，我都觉得奇怪，魔鬼先生也太不讲理了吧？我哥哥是个聪明的少年，不屑地问：“把你在一个金属瓶子里关上几百几千年试试？”李莫愁在活死人墓里作茧自缚，被压于石棺之中，那片刻生死关头，毒恨天下人，誓言必要为厉鬼击杀天下人，估计心态就和那位郁闷的魔鬼先生是殊途同归。


　　美国人很有趣，在法庭上论证罪犯罪行，一定会把他的家庭渊源、生活背景、童年不幸之类的因素，千丝万缕地勾结起来，几乎所有的侦探小说、心理探索片都指出，一个生活重度压抑的人，犯罪倾向尤其显著，一个童年倍受虐待的人，暴力倾向更为明显。我每次看片子都笑，觉得这简直是另一类歧视，然而读完心理学课程，我转为笑自己：因为这确实是社会科学。


　　中国有两千多年完备的封建统治，人性的压抑、权利的剥夺比任何民族都彻底。压抑是种液态的东西，从政体里渗透到血液里，渗透到每个家庭细胞里，乃至每个人的脑袋里。因此中国人的循规蹈矩、恭顺驯服，就象铜瓶里的魔鬼一样：有封印的时候，他无所作为，没封印的时候，他无所不为。公共楼道里的路灯一定有人掐，公共花坛里的花一定有人偷，只要一进监督力量的盲区，只要确定不会被惩罚，好好先生立即会变身魔鬼。

　　拿历次农民起义为例，从项羽一下坑杀二十万秦军，到火烧阿房宫，到张献忠的七杀诗，诗云：“老子养人如养狗，你偏叫俺不舒服，杀杀杀杀杀杀杀。”到李自成军在北京城里的烧杀抢掠、滥用酷刑，到太平天国列为合法刑法的点天灯、剥人皮，到义和团匪夷所思的狂暴血腥，再到三反五反、文革里灭绝人性的杀戮、武斗，甚至是光天化日下的集体吃人（参见郑义《广西吃人狂潮》），一切之一切都显示出中国人民间力量的突发、无序、野蛮和无法驾御。只要给一个合法的借口，瓶子里的魔鬼一下子会扩张到无限。


　　这个魔鬼是带着显著的烙印的。
　　一，它懦弱而阴狠。被释放之后，他绝不敢向所罗门王挑战，只会去仇恨没有力量的渔夫，赵葳误穿了军旗，被全国炮轰乃至被殴打泼粪，再三、反复道歉，仍然有狂热者咬牙切齿地不肯放过——反日有很多种方式，为什么没人敢去日本使馆前游行示威抗议？——因为警察会来驱逐，因为举动会被围观，也许还会被反馈到自己的单位学校，即使不会被抓，也多少会影响自己的现实生活、现实利益。即使是一个毫子的利益面前，那些仇日分子，也会止步。即使是无限接近零的风险前，民族主义者也会缩起他们的头。他们只敢于廉价而免费地在网络上倾吐口水，然后抓住一起官方默许、民间通行的事件，来进行集体狂欢。“污辱中国的日本人”——再没有比这更便宜、更好使的靶子了。这靶子即使不会自动出现，强烈的渴望也驱使我们去制造一个这样的靶子出来——因为他们太需要这样的靶子来表现自己了，没有舞台的时候，他们甚至要搭建和臆想一个舞台出来表演！赵薇如此、罗刚事件如此，这次西安事件亦如此。在“爱国主义”的护身符下，他们安全而狂热地表演并陶醉着。——话又说回来，除了这个台子，他们哪里也不能去。除了仇日，他们什么也不能做。就如明末，崇祯怀疑袁崇焕是汉奸，一众大臣一道声儿跟着指控，无他，骂别人是汉奸、根本是件惠而不费、有百利无一弊的事，何乐不为？


　　二、它狂暴而嗜血。此次西安交大排日事件，再次证实这点。从昨日起在网络上到处转发的要求各地声援西安的帖子可以看出，学生们对冲砸留学生楼，把并非当事人的日本学生拉出来殴打，甚至要打死了再“鞭尸”，而对当日事件的描述一次又一次地夸大，乃至脱离了真实情况，却被当作真相在四处传播的时候，对“砸碎所有玻璃、几分钟就把一个日本人打到在地”津津乐道，这狂暴的热情只让人觉得齿寒。在21世纪里，竟然对无辜杀戮拍掌叫好，并对野蛮报以集体欢呼，那我们这个民族距离地狱，也不算远了。距离文革不过才二十多年，那场血腥的动乱，鞭子最后抽在每个人身上。德国人说：“当他们带走犹太人的时候，我们不说话。当他们带走共产党的时候，我们不说话，当他们带走反对党的时候，我们还不说话，最后他们来带走我了，这时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义和团在进入北京之时得到了慈喜的饬令，但当义和团的排外已经变成彻底的屠杀平民、并酿成巨大社会动乱之后，最后带来了什么？八国联军。苦难最后依然是平民承受，是中国人自己消化、吸收，并在水深火热中沉没得更深。中国被暴力统治得太久，在血腥里沉淫得太久，带着被阉割者的残暴、驯服和阴毒，一旦有机会，就会迫不及待地以暴力来实践理想、付诸他人。



　　三、自卑与压抑。多数国人都有一颗敏感脆弱的玻璃心，一碰就碎，风吹也碎，站在远处咳嗽一声，也会受伤。而最近几年，从一个中日友好的虚幻谎言中走出来的中国人，迅速冲进另一个极端，同在废墟上建国，日本用了二十年就重新崛起，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中国人近二十年大梦方觉晓，发现自己依然是世界落后民族。我们用于内省的时间并不多，按照西方惯例，人们就该不断置疑政府，置疑执政党——你们到底许诺给我们什么？又实际上给了我们什么？但是现实显然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在李慎之未启口之前，自由主义一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官方定论。既然不能质问，那么这沉重的挫败感自然要有个宣泄渠道，政府极巧妙地不断地转移民众视线、转移民众热情，常有民族主义者沾沾自喜地说“ 民心可用”——当人民意志可以被“用”的时候，这还是人民意志吗？妖魔化日本人。并且以攻击这个虚幻妖魔作为挽救民族自尊的稻草。日本伤害中国的重大行径上，民族主义者群情激愤，倍感压抑，但是现行的国家体制，没有正常的伸张民意的渠道，民众亦不可能真正把握国家外交、政治以及所有重大事务的走向，甚至连参与和商榷的渠道都没有。这酝酿的情绪只能积蓄到无厘头的琐碎民间事件上去冲突爆发，因此，情绪外化时，就显现出极端敏感和不可理喻。


　　四，闭塞和狂信。王小波写过一系列的文字，来论证狂信在我们的历史中是如何大行其道，以及如何祸害Î耷睢Ｗ酃劾罚裥旁诿扛雒褡宓拿擅潦逼冢挤浅Ｊ⑿小Ｊヅ甑卤淮λ乐剩杏写笈裰谖Ч鄄⑷呵樾谟浚悸撑档幕鸲训闫鹄词保吨朗榈囊膊皇侵挥幸桓鋈耍パе赋觯笾谥荒苄湃嗡悄芟嘈诺模湃嗡蔷槔锬芙邮艿模⒀≡袼窃敢庀嘈诺摹５撬孀判畔⒋シ绞降母锩嗣强裳≡裥畔⒃嚼丛蕉嘀螅沼谘Щ崃擞米约旱耐纺匀ニ伎佳≡瘢皇侨帽鹑说纳嗤飞煸谧约旱目谥兴祷啊！盎骋删瘛本咛宕邮裁词焙蛟谖鞣轿幕腥妨⒌模掷镌菔蔽拮柿峡煽迹缓盟蹈龃蟾牛分尬囊崭葱酥螅什准端枷氲钠裘桑裱У娜ㄍ凇盎骋删瘛泵媲巴杲幔分奕舜由窀κ掷锒峄亓俗约旱哪源稀Ｖ泄牡弁踉谛问缴媳淮虻搅耍亲ㄖ埔惶烀挥薪崾颐蔷偷靡惶旃灿靡桓瞿越钏伎肌１热绱舜挝鞔笫录盏恼鸬粗校允境稣奈弈芎头从吵俣郏⑶乙丫ü姓睿笏忻教逋Ｖ苟愿檬录谋ǖ溃湫偷耐夷穸圆撸⊥缯饷闯┬校谝坏诙谌教灞环馑パ院突蜒跃突嵩诿窦淝啦痪抖撸　叭毡救搜尬琛钡陌姹驹酱嚼肫妫嚼肫婷褡逯饕逭呔突嵩讲患铀妓鞯亟邮堋Ｏ笳庋耐砘幔殖「糜姓掌陌桑堪颜掌谛挛胖胁コ觯夷炕髡咧厥龅笔鼻榫埃嫦嗪芸炜梢猿吻濉５笔碌娜毡救艘丫髁私馐秃偷狼福傻狼赴姹驹谕缟弦苍谘杆俦淮鄹模米髦っ餍∪毡拘钜馕耆柚泄闹っ鳎谡饫喾绯敝校押砩嘧愿史馑怯薮阑蚴枪室猓渴亲萑莼蚴潜杖衫垦┎匚侍饽芙饩鑫侍饴穑垦诟桥Т茨苤尾【热寺穑炕蛘撸静灰庥瘟泼褡逯饕蹇袢炔。繝


　　政府始终认为，民族主义是件好法宝，事实上在多次重大历史关头，民族主义确实挽救了政府。在高压的封印之下，魔鬼可以甘愿成为灯神一样的奴隶，为实现主人的欲望而效劳奔走，但是有日突破辖制之后，灾难性的、毁灭性的后果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堪承受的。


　　我一度是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但是正是在目睹了民族主义者的狂暴之后，不得不确立和平是作为体制改变的第一要素。激进自由主义者不断试图号召民众的热情，来自下而上彻底颠覆腐朽的体制，但是却未真正思考过这热情是核能一样力量，任何驾御这力量者，要么成为极端的魔王，要么就被颠覆。我们的国家需要变革，但是必须充分考虑社会、人民所能承受的最大风险。在中国历次暴力革命，最后诞育的都是更加暴力的怪胎世界，军阀混战到专制主义，无尚权力成为世代追逐的中原宝鼎，得者居之。所以我决不相信，利用民众的狂热可以办成什么好事。狂热起来的民众需要奇迹来做安慰剂，而且胃口越来越大，不能创造更多的神话来满足他们，他们就会连主人反噬。西大校方次日即开除了日方三位学生和一位教师，但是学生依然不满足，要求连带惩处晚会举办者和与会校领导。这让我想起五四运动后的北大，学生在品尝到了胜利滋味之后，开始失控，在学校中恣意横行，连学校要求收讲义费也会游行示威，对抗交费。抗日期间，执政的蒋介石政府邀请几位学生代表去南京和政府对话，亦被无理由拒绝。——一旦感受到权力，他们立即乃以为自己是神，巴力门般无所不能。

　　专制世界里的人如铜胆瓶里的魔鬼，封印一去，就会开始魔兽争霸，争夺着成为最大的魔王。而其间生灵涂炭，恰恰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因此，我宁愿选择成为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艰苦而微弱地发出呐喊，让时间、历史和世界促成一次必然的、必将到来的转变，并渴望及早有更多的思想、信息、和舆论形成开明通达的社会基础，让嬗变的过程最大可能地减轻痛苦。我相信，惟有光明的手可得到光明的未来。

读者来信：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族尊严？

--------------------------------------------------------------------------------

http://www.sina.com.cn 2003/11/05 14:13 新浪文化

　　作者：陈林

　　西安事件传来，我对于那几个日本人的行为自是颇为不屑，然而西安学生的行为就更令我不以为然了。只不过几个日本学生上台自我作践，如果身在现场，或者一笑置之，或者喝倒彩轰他们下台，并不为过。至于事后兴师动众地游行抗议，如
临大敌，如蒙大辱，就未免太高抬那几个日本人了。而在游行中借机发泄，殃及无辜，以我对“爱国”愤青的一贯了解，虽是意料中事，仍不免再次失望。

　　有人把那些集体无意识的反应相比于义和团，我看还要等而下之。义和团固然愚昧排外，但至少还有赤膊上阵面对八国联军枪炮的血性之勇。而我们的“爱国”愤青擅长的是用水瓶、鸡蛋、砖头攻击校警，外带打伤不相干的日本女生，损毁本国卖有日货的合法经营者的财产，如此这般，俨然已经过了一把“抗日”英雄的瘾，似乎更有资本在校方和政府面前恃宠而骄了。

　　本来，日本人如果涉及到违法犯罪，按照属地原则，中国完全可以依法惩处，但连日的上街游行示威，所为何来，居然是向省政府请愿“要求日本学生道歉”，真是牛头不对马嘴：须知省政府既不能代替、也不能强使日本学生“道歉”。这样的请愿，实在是笑谈。

　　曾经有一个叫冯锦华的，把“抗日”的前线挺进到日本国内，总算找准了对象，但是采取了在公共建筑上涂刷标语的方式，违反了人家的国内法，当了一回被告，然而人家是依法对待，照章办事，冯自己也不得不服气，这，就是差距。

　　况且日本人的表演，其意味何在，一些人恐怕有神经过敏、自动对号的因素。西北大学最先海报上有关“侮辱性文字”的图片，也只是中国国旗＋心形＋日本国旗而已。所谓“丑陋的中国人”云云，口耳相传，迄今查无实据。有关的传闻，一望即知，充满了中国式的浮想联翩。

　　这里姑且抛开政治不谈，仅从表演风格论，我个人并不欣赏这几个日本人的表演，如同我向来也不欣赏某些国人的“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后现代艺术”等等，但我体认到这是他们在生活方式和表达方式上的选择，如同我也有我自己的选择。如果再考虑到不同的文化背景可能导致误会与曲解，就需要更多的谨慎和宽容。

　　不过，老实说，最初听到有几个日本人如此的不堪，我并不感到特别的“义愤",私下里却有些不怀好意地想，我国的国民素质超过日本看来是更有把握了。然而，后来的事态发展再一次表明，我们并非不丑陋。

　　问一句，我们为什么恨日本人？

　　我曾经与早稻田的一位教授聊过，她其实是一位比较亲华的中国通。我说:日本人坏的方面往往太像中国人了，而其好的很多方面我们却很欠缺。我们恨，其实是在恨自己，或者自己更该恨，不管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就拿这些西安学生来说，其中又有几个知道西安事变和国共“联合抗日"的真相？又有几个知道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四清”、文革、“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的真相？也就难怪人家只知道自己的先辈“进入”了中国。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祭祀他们所认为的先烈，其中有不少“先烈”对于中国直接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们有理由表示自己的愤慨。但是，我们自己的先烈英灵何在？我们只知道更多的内战“英雄”，不是还在一遍遍地纪念内战的“胜利”吗？

　　再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勇于表达和发泄对于日本人的恨？

　　在中国当前公众缺乏积极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的情况下，社会的紧张需要释放。“爱国”“抗日"之类的题材，因为按照长期的意识形态灌输天然是“政治正确的”，因此并不需要什么勇气，甚至也无须什么思考。如同红卫兵自认为“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就拥有了道德上的优越感，敢于踏平一切了。另一方面，纵使你无力保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和切身利益，却总可以大义凛然地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嘛。所以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关心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远甚于社区事务，因为在现行体制下，身边的社区事务反正也是自己无能为力的。

　　然而，狭隘偏激的民族情绪固然可以暂时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有利于某种政治需要，正中其下怀，或者压根就是长期刻意栽培的结果；但诉诸情绪的权宜之计，所引发的浪潮可能如脱缰野马，超出官方所一厢情愿的控制界限。这次抗议事件也是一个明证。

　　在对日、对美、对台问题上，大陆舆论每每呈现几乎“一边倒”的情形，不仅淹没了冷静思考的声音，于此还俨然成为检验“政治正确性”的试金石。凡此种种，令人触目惊心。乞灵于狭隘民族主义，这是一柄“双刃剑”，收效于一时，贻害乎长远，终将自食其果。照此发展下去，极而言之，中国的迅速法西斯化也是不无可能的。

　　回想起美国911事件之后国内知识界某些人和不少青年学生一片幸灾乐祸的景象，当时我面对纽约时报记者的疑惑，默然无语，旋而记起一位朋友电话中说，他的父亲，一位深山老农，没有读过几年书，甚至从来没有到过省会城市，只不过偶然听说了世贸中心这回事，从朴素的常识和良知出发，为之唏嘘不已。我释然相告，这样的中国人，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我相信，他们真正代表了中国文化中经久不息的价值所在。之后我苦笑，中国人的脸面，总算由一位大别山老农得以挽回。但是，接下来的问题仍然是，我们的一代青年学生究竟怎么了？

　　改革开放二十有年，目前这代大学生，基本也在二十来岁，他们形成自己初步的思维定势，也不过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情，恰好处于1990年代以来狭隘民族主义的高涨时期。对此，政府有责任，校方有责任，媒体和学界都是有责任的。

　　动不动上纲上线，扯到民族大义的高度，一触即跳，泛政治化，这恰恰是民族精神虚弱和浮躁的表现，也是社会心理脆弱和失衡的表现，非国家人民之福也。

　　泱泱大国，有容乃大。如果我们不能培养起健全人格的现代公民，仅仅依靠“船坚炮利”和“神舟五号”之类，并不足以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赢得自己的民族尊严。愿与诸君共勉之。

　　（陈林/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

“魔兽争霸”阿。。。。。。

原来是这么回事

好文章！

写得太好了。89年过来的人感触更深。

这和学术思想有什么关系呀？

……………………这么好的帖……居然现在才看见……
主要是名字给我的误会太深了~~~~


写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