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 - 搜索 - 会员 - 日历
完整版本: 访波斯纳
英华论坛 > 英华 6 区:新闻 辩论 读书 商务 财经 博客 > 思考辩论
Corleone
访波斯纳

 

  波斯纳是一位重要的法律权威。他是那些追求用在经济学意义上最有效的方式解决争议的法律人的领导者。他的相当思想来自罗纳德·科斯的著作。如下访谈首版于《纽约客》。 

  波斯纳进来了。他伸出柔软的手,温和的笑着,彬彬有礼。他个儿高而苗条,他的眼睛苍白的像鱼,他着装保守,身形单薄。他轻轻地挪移,宛若在悠游而非站立,他的神情就像一位守着鬼屋的淡漠的、无所不知的管家。他会亲自把来访的人引到起居室,然后,客人坐在那里,安然享受周围温馨的气氛,直到谋杀开始上演。

  波斯纳外表温和,单从表象,很难看出他是他这一代人中最无情、最会煽动的法理学家。也很难看出,他是第七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身居美国最强有力的法学家(仅次于最高法院的法官)的行列。当然,他是强有力的,不仅仅是由他的位置决定的:他的强势在于他想要的就是这个。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他首先做的不是研究前例中那些被压缩了的指示,而是自己去找明智的解决方案,再看看前例有没有将此排除。1991年,他判决一群治安官并没有违反第四修正案,--在该案中,这些治安官在没有授权书(warrant)以及可能情由(probable cause)的情况下,查封了一座活动房屋。他的理由是治安官们并没有进入房屋,而是将其整个儿搬走了。(这个判决被最高法院以一致意见的形式推翻了,大法官们讽刺地说波斯纳的判决"有创意"(creative)。)

  波斯纳发现法庭上的繁文缛节阻碍着惩罚犯罪和开放市场的要务。他说,"我没有充分地融入这个法律职业。我就像一个没有完全驯服的宠物,仍然不能很容易地理解律师为什么要说他们不信仰的事情,--许多人在进法学院的前两周就明白了。如果一个人显然犯了罪,你还说那么多干嘛?"

  波斯纳并不刻意追求权力:他先把权力弄得很漂移,然后兴高采烈地将这个东西装在口袋里,就像抓住了一张风中的百元大钞。作为1970年代法与经济学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推动了如下观念:除却公平之外,应当拿(经济或其他意义上的)后果来衡量法律;法官不应耽于对权利和义务的考究,而应厘清是什么样的本能促成了他们的判决。现在法与经济学已经成为法律语词(legal establishment)的一部分,波斯纳在判决书中谈前例也谈市场,其实没什么好奇怪的。最近呢,他又把如哲学家Richard Rorty(宽容的反实用主义者)那样温和的灵魂握在手中,用来支持自己作为无偏的司法能动主义者的辉煌事业。

  波斯纳出名不单单是因为他那些引发争议的判决,也因为他那些异想天开的作品。他每半个小时出版一本书。老先生年方62,写了31本书,300多篇文章,将近900个判决意见。他的书涉及艾滋病、法律与文学、克林顿弹劾案,他的文章讲色情文学、黑格尔、中世纪的冰岛。光说今年吧,在担任全职法官、任教芝加哥法学院之余,他出版了《打破僵局》(Breaking the Deadlock),来谈布什-戈尔选举;出版了他的1976著作《反垄断法》的修订版;还有两本文集。他还写了"公共知识分子",煌煌400页痛骂这群人;写了"法律、实用主义和民主",一如既往,在他的嘲笑里,民主沦落为反精英主义的主张和动物权利运动。他写作常留空白,算起来,他对如下两位法学家的引用频率几乎同样高:罗纳德·德沃金和奥利维耶·文德尔·霍姆斯。正如传奇的芝加哥经济学家密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他很聪明,上帝给了他一枝神笔(under God's green sun),他可以写任何东西。要什么有什么,喂,您还要什么?"

  如果说法官波斯纳是极其非传统的,那么作家波斯纳则十倍于此。正如他尊敬的作家纪德一样,波斯纳的写作不是为了捍卫自己而是要让自己成为被攻击的目标。这当然是他成名的重要原因;在整个法学院几乎是左翼的中心的时候,他在1960年代后期参与开创保守的芝加哥经济学学派;因为这,早在他提出更离经叛道的理论之前,他就已经成为暴风骤雨的批评所指向的对象。在作为理论武器而非资料的意义上,他注重并品味着事实,--越模糊的越是违反直觉的。他对世界的描述间或过于离奇,呵呵,简直就是火星人写出来的。比如说吧,他说黑人妇女比白人妇女胖子的比例更高,这是因为合格的黑人男子是有限的;于是,鉴于苗条不足以弥补饮食所花成本,黑人妇女通过肥胖来实现可能的利益。正如斯坦福的法学教授John Donohue所说的,"一点点经验的供给就可以支撑他走很远的路。"

  批评者发现波斯纳能把人气死,因为很多时候他才不费力气来回应他们精心制作的驳斥。那不是他招架不住,而是因为他更看重修辞而非证明,认为前者更有力量。总而言之,他对创设严密逻辑的审慎精确不感兴趣。花费时日去检查主张的漏洞、修补裂纹,同时不断地担忧可能的瑕疵、挑剔,他不是那种人。他更愿意冒着风险把你推进一个有缺陷但强大的世界,给你诸多惊奇。但是,仍然,骚动不安着要出拳的心情,震住别人的欲望还是写在这个男人的脸上。波斯纳喜欢说的话是,"我跟我的猫有一样的人格。冷漠、诡秘、无情、势利、自私,还爱玩,当然,也有些残酷。"

芝加哥市区的德克森法庭(the Dirksen Courthouse)仿佛建在南部城市迪尔波恩的密斯(Mies van der Rohe)风格的黑色高大建筑,马路对面的宽阔广场上树立着亚历山大·考尔德创作的红色金属雕塑。每个早晨,波斯纳都会乘坐法官专用电梯到他位于27层的办公室。法官用电梯的运作是靠对电子证件的识别,波斯纳最近发现是通过几层金属来识别电子卡的;现在他的日程增加了将近十秒钟,他把他的卡转一下,轻轻地弯曲一下;然后在电子卡识别器工作后划卡,尔不是像以前那样取出钱包,立即刷卡。

  前不久的某个周一,波斯纳来到法庭,那天他要审理6个案子,依次是:针对医药公司的侵权诉讼;一商业案件,涉及向印第安那州传输天然气的权利;耳聋的保险精算师提起的残疾人权益诉讼;两兄弟提起的一项诉讼,他们声称由于一位邻居从中恶意作梗,某村庄拒绝了他们的房地产开发计划;由游艇意外事故引发的、涉及损害赔偿责任的案件;因事件发生在印第安保留地而在联邦法院审理的强奸案件。波斯纳进入了法庭,扫了两眼,发现一小组律师正坐在哪里等待着工作开始。他心情愉快地与两位同事在法庭上就坐,暗暗地想自己对上周五来找他的当事人是不是过于苛刻了。昨晚,他梦到自己被一位律师惹怒了,那人把6000美元误作600美元,并粗鲁地称波斯纳为乡巴佬。

  在医药公司案件中担任原告方代理人的Relkin女士是第一位站起来的。Relkin又矮又胖,身着灰色套装,给人的印象是不好对付。她的客户是尼尔森(Nelson)女士,起诉的是生产名为"Parlodel"药品的制造商,她正是因为服用此药才没了母乳。尼尔森在25岁的时候曾经中风,她说那是药物引发的。在这次上诉审中要处理的问题是诉讼是否超过了两年的期限。Relkin说中风发生的时候,证据尚不足以表明药物Parlodel是其诱因。所以诉讼时效的起始点应当后延,直到证据充分。习惯性地,波斯纳几乎立刻打断了她。

  他语气平淡地说:"但是,那是不正确的。那将会使诉讼时效无限扩展。你被一辆卡车撞了,你不知道那辆车是否是因疏忽、法律上的疏忽活诸如此类的情由才撞了你,于是你就等上10年,等到有人来告诉你,'哦,那个司机有前科么?'。"

  "毫无疑问,您的那个例子很荒谬。"而后,Relkin让步了,"但那就是新泽西的法律所规定的。"

  他们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地辩论开来。波斯纳说,"你的当事人是25岁的女士,她吃了那种药,她中风了,--这对25岁的人来说是不寻常的。医生常备用书上说,这种药已经导致了15例中风或近似症状,--当然,这个,我不是很懂。难道这一点不足以引起理性的人的注意吗?"

  Relkin显得有点愤怒,她对波斯纳说:"她与医生谈了……他们认为这一点不重要。"另外两位法官有些厌倦了。一位打哈欠;一位拨弄自己的笔,靠在椅子上,盯着天花板看。然而,波斯纳,他自得其乐着呢。

  "这位主治医生把狐狸叫了过来,问狐狸有没有吃过鸡。狐狸说没有。你看,这怎么能算合理的调查?"

  Relkin抗议了,"那么,人们会希望医药公司坦白地指示医生如何开这个药。"

  波斯纳不耐烦地说,"啊,当然不!你怎么能指望一个潜在的被告不偏不倚呢?你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在律师们中间,波斯纳享有如下声名:他苛刻但不凌厉。在这方面,他与他在第七巡回上诉法院的两位同事形成对照:保守的Frank Easterbrook和相对自由主义的Ilana Rovner。一位私人执业的刑案辩护律师说:"Easterbrook很差劲,当他听到自以为愚蠢的回答时,他就翻眼睛、喷鼻息。" 另一方面,该律师形容Rovner是"躁动不安"(walking emotion),"她会对被告说,Hello,某某先生,你怎么样啊?监狱里的伙食如何啊?"而波斯纳的风格正如Michael Corleone,--这是正事,不是私务!

  一些律师认为波斯纳的司法风格让人难以理解,波斯纳对这一点很警觉。1994年,在波斯纳任首席法官期间,芝加哥律师委员会(the Chicago Council of Lawyers)发表了对他的评价,--显然是许多在他庭上受苦的人所作控诉的集锦(distillation)。这份评价说,波斯纳经常对律师的辩论感到厌倦,倾向于将争论引导到他感兴趣的问题上去。它的结束语是这样的:"相当多的律师认为,首席法官波斯纳对事实的态度一般是不采取足够的注意,或者忽略重要部分,为的是得到他自己想要的结论……首席法官波斯纳不那么受前例、历史和上诉审的限制条件的应有约束……他在其关于本杰明·卡多佐的书中说'上诉法院的法官是英美法理学中的关键人物'。无论这话精确与否,它都有助于我们理解首席法官波斯纳先生的个人形象(self-image)。

  那天早晨审理的最后一个案件,即印第安保留地内发生的强奸案件的辩护律师看起来大概14岁。他高高的个子,穿着很像学校制服的黑色套装。他说,"尊敬的法庭,我叫John Storino,我代表的是被告及上诉人。" 然后,Storino开始复述案件的细节。本案的原告Barbara House是比德斯的妻妹,出事的那天晚上她和她的兄弟买了两箱啤酒去比德斯家里打牌。House喝了大约10杯啤酒,躺在了起居室的地板上。两个小时之后,House的妈妈来了,看到自己的女儿人事不醒地睡在比德斯的床上,身上只有一件衬衫;比德斯本人则穿着内衣藏在壁橱里。显然,两个人发生了性关系;争议在于House当时是否清醒,能够表示同意。

  Storino 讲完了之后,波斯纳说:"那好。那么,他在壁橱里干什么呢?"

  "我想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波斯纳替他回答道:"他很窘迫。"

  "对啊。他的岳母在敲门,而他的小姨子在他的床上……"

  波斯纳打断了他。"你刚才说她喝了整整10杯啤酒,她同意发生性关系,她就这样做了,然后,她睡着了,但是,因为喝的酒太多,当她醒来的时候,她根本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了。"

  "正是。"

  House自己也承认她对那天晚上没有记忆,但是她坚持说她不喜欢比德斯,永远不会同意跟他发生关系。为了反击这一主张,Storino出示了证据,证据显示 House经常开车送比德斯上下班并与他一起出席派对。没有强迫性关系的迹象,比德斯的脖子上有唇印,Storino说这是表明 House自愿态度的证据。

  检察官Gonzales先生站起来进行陈辞,但是波斯纳打断了他。"假如这位女士同意发生性关系,发生了,睡着了,又忘掉了。"波斯纳说,"那么,这不是与政府的作为很像么?"

  Gonzales试图说服波斯纳别这样以为,但没能成功。

  波斯纳说:"当然,职责所需,你不得不陈述的是有关仇恨的故事,我相信,仇恨的确存在,但是你必须承认他们是一家人。他们在一起聚会……你自己喝了10 杯酒你就会明白,他那天有点比平日过火。"

  对于那些对一般人来说要赋予感伤情调的主题,波斯纳有着惹人怒的坦白,性就这是一个例子。1992年,他出版了《性与理性》,主张性冲动是受理性计算的控制的。他说,性这种本能的欲望并不排斥性的经济学,就像饥饿的感觉不能排斥农业科学。

  波斯纳在《性与理性》中提出的某些结论实在是太奇怪了,例如,他推测说高的脚跟性感是因为这样的女人很难从配偶身边跑掉;还有一些则引起争议·诅。等绻皇欠煞炊缘幕埃5哪腥司突崆考楦九⒁斩切┱嬲谋涮烁竦娜司突崦白懦头5姆缦杖プ稣庑┦虑椋K岢龅淖钣姓榈慕ㄒ槭牵糜ざ杂墒谐∪〈钟械氖昭贫龋镅б庖迳系哪盖滋峁┙鹎舛晕蠢吹募页ず颓痹诘某雎粽叨几谩T凇缎院屠硇浴分校岢雎舻挠ざ俏烁改傅娜ɡ╬arental rights),无论如何,他没有说像对待奴隶和器官供体那样对待婴儿。但是,这种澄清却没有产生初始主张那样的影响,于是,"卖婴"成为波斯纳诸多恶名声中的首要标签。

  《性与理性》尤其浓重地展现了波斯纳与身相随的矛盾,即自由主义的本能及其对有实践意义的功利主义的坦白风格的眷恋。一方面,他宣称自己是19世纪自由主义家族的一员,--在描述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时候,他将此概括为"你权利的终点在他的鼻尖"。另一方面,他主张人们的道德信仰是不好说的情感(比如同情与厌恶)相互纠集的产物,因此在计算社会福利时必须考虑那些情感。他写到,"充分传播的厌恶犹如实际伤害一样是法律规范(legal regulation)的坚实基础"。于是,尽管他以敬仰的语气去谈瑞典反道德主义的性风俗,但与此同时也主张军队中对同性恋行为的憎恶这一事实是不招募同性恋男性的有力理由(compelling reason)。

  在《性与理性》中,波斯纳对有意识的性选择投以关注,但也认同无意识的理性这一理论,此即:社会生物学。他是彻底的达尔文主义者,相信许多据称属于文化范畴的社会和道德观念事实上都可以从理性选择的再生产那里找到根源。例如,他是接受如下思想的,利他主义来自进化的需要,人要通过照顾那些分享自己基因的人来获得不朽。这一观点恰与他的一般经济学进路吻合。正如他说的那样:"经济学理论与进化论关系很近……进化探讨的是无意识的最大化者,基因;经济学面对的是有意识的最大化者,人。"

  对一个自由主义者来说,为社会生物学所吸引或许是不可思议的。说到底,大多数自由主义者认为人有选择的自由,而不受有意识的控制之外的力量决定。但是,波斯纳对自由的忠诚并不怀有感伤色彩。他是工具主义、功利主义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他非常相信,犹如在市场中一样,自由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倾向于引致财富和幸福最大化。对他来说,自由是实用主义而非道德的原则。

  波斯纳与妻子沙琳及他们的猫黛娜一道住在海德公园的一座适中的、宜人的房子里,此处距离大学几个街区。他们的房子装饰低调:起居室沙发和椅子的坐垫是棕色和芥末色的;他们的地板几十年来都铺着深绿色的地毯,直到前不久,波斯纳和沙琳决定把地毯更换为木质地板和东方风格的小垫子。沙琳个性保守而能干,她惯常的表情是警觉性的微笑,表明她很有想法,但你若不问她则不说。她带着宽边的花镜,头发长度中等,看起来就像1960年代的女孩。那位黛娜是一只灰色的缅因猫,它的坏脾气长久以来一直折磨着波斯纳。

  他悲哀地说,"我的猫不喜欢我。我像奴隶一样无原则地讨好它。她(它)宽容我、彬彬有礼,但是她喜欢的显然是沙琳。她当我是仆人一般。我喂她,为她刷毛,清洗她的垃圾桶,我给她许许多多的爱。为了跟她好,我甚至带她去见兽医。沙琳说,我爱黛娜胜过我爱任何人。但那是错的。" 波斯纳已经抽身退出,回到克制的文雅之爱的传统中去,因为对黛娜,他永远得不到他想要的那种爱。

  波斯纳喜欢一切可爱的动物,但狗除外。他不喜欢狗的原因部分是出于责任感,他觉得,既然他那么爱猫,就不太适合再去喜欢狗。但,也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厌恶犬的性格。多年前,他和沙琳住在华盛顿,他们养着一只挪威猎鹿犬,它的名字将错就错叫做方;无论何时,无论何人,只要稍微惹了它,它就会狂躁地吐舌头,令波斯纳大受刺激。波斯纳特别喜欢猴子,猴子的这种吸引力大概来自他的社会生物学意义上的感觉,猴子很人性化,比人少了许多虚伪。两年前,他看一个关于狒狒的自然节目,发现狒狒着实有趣,于是决定打电话给动物园并收养一个。

  波斯纳每个工作日的上午都在法庭,下午则回家写东西。他的书房在二层一个拥挤但有秩序的房间。在壁炉架上,他放了一小帧黛娜的照片和两张他的孩子,艾立克和肯尼斯的照片。(艾立克也是芝加哥大学的法学教授,研究法与经济学;肯尼斯在纽约做证券分析师。)紧挨着的是波斯纳从艺本杂志上剪切下来并装裱的一张照片,一只毛发浓密的叙利亚大颊鼠后腿站立着,它的姿态让波斯纳想起了卢浮宫的"萨莫色雷斯岛的希腊胜利女神像"。在书架的上端,放着二十年前波斯纳开始做法官时,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制作并赠送的天平: 天平的一面刻着"公平",另一面的字体更大、更粗,写的是"效率"。

  波斯纳不喜欢浪费时间,所以他选择了走固定路线(他说自己,"顽固、日尔曼气"(rigid and Germanic))。但是,如果说仅仅是惯习促成了他多产的著述,那是不公平的:他设计了自己的生活,不让任何娱乐来分他的心。 沙琳负责了所有的家务:波斯纳形容他与沙琳的关系是传统的犹太人的夫妻关系,面色苍白的学者丈夫在家研究学术而妻子参与世俗活动。就在几个星期之前,波斯纳还没有用过自动取款机,他需要钱的时候,就从沙琳的钱包里拿。

  沙琳负责每日的烹饪,只有一顿除外,那就是在每个周五的晚上,波斯纳总要亲自下厨。为了开胃,他将烟熏鲑鱼、洋葱片、刺山果调味剂以及柠檬放在一起;主菜是鸡尾酒虾,他将蛋黄酱做的沙司、鸡尾酒沙司调和在一起用于调色,放上一点糖,一滴伍斯特郡沙司以及两勺(秘制)葡萄酒;(他从来不为客人做这种沙司,因为他担心这种比例不是线性的,如果给两个以上的人准备,他就会出错。)波斯纳很少出国度假。他说自己是个谨慎的旅行者,对异国他乡的盗贼和鳄鱼都忧心忡忡。他喜欢造访瑞士,但是,他说:"我明白见识更广的人会认为瑞士乏味。"在世贸大楼倒塌之后的一两天里,他停下工作去看电视,唯恐对未来袭击的忧惧让自己成为不自在的飞机乘客。

  一年六次,波斯纳和沙琳会请人吃饭,受邀请的人一般是波斯纳最好的朋友芝加哥经济学家威廉·兰德斯(William Landes)及其夫人。但总的来说,波斯纳在尽可能地回避社交生活。他说,"人们讲的事情都没趣,许多社交活动就是·⒋簟N仪樵溉ザ潦椤N矣幸晃慌笥眩侨鸬涞木醚Ъ遥宜等鸬涞牡缡咏谀亢懿缓茫匀嗣蔷屯ü嗷グ莘美聪ナ奔洹5牵獗瓤吹缡踊乖愀猓蛭吹缡拥氖焙颍阋苍诮邮苄畔⒛酥恋赖缕羰荆憧家愿押玫奶榷源ド砺杪杌蛟诒鸬姆矫嬗兴找妗5牵缃弧⒂绕涫羌彝トψ幽诘纳缃挥惺裁匆庖澹磕愀愕呐笥研跣踹哆督采肀咚鍪拢馑闶裁矗¿"

译者注:

[1] 关于社会生物学,参见专题"道德的生物学基础" http://chinalawinfo.com/fzdt/flzt.asp?code=159

以及Edward O. Wilson著作的中文译本,如方展画、周丹译:《论人性》,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属"20世纪心理学通览"丛书(我对这一定位持有怀疑);以及田洺译:《论契合:知识的统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4月,属"科学人文"丛书。

  2000年6月25日下午,中关园

  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ttitta
This all explains why Posner will never have a chance to get into the Supreme Court - there is no justification to let such a legal gink in! He could be right when looking at the efficiency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economy. But a capital fascist as he is, he would also make the sentence for rape on the grounds of efficiency! I'm always pissed off when he caculates the economies of moral values. That goes too far and is too wrong.
碰 壁
His The Problematic of Moral...is perhaps the most aspiring attempt by a judge to challenge or even attack the Foundations of Natural Justic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law and economics movement. For ages, not only the Judge Pos, but many legal professions seeking to promote economic values (such as efficiency) have gone the further step of arguing. Nonetheless, it is not easy to identify where to start in criticizing Judge Pos's ideology on this line. He is zeal; a crazy talent; however, arguably unsuccessful.
ttitta
Ironically he has been only elevated by some marginal schools. Posner indeed made his name as the God father of the revolutionary economics of law at a time when natural law was accused of emptinessness in the context of post- modernism. Plausibly with the incarnation of natural law being promoted by Ralws and Dorwkin, moral values have been able to re-sit in its fair position in contemporary legal phililoshopy. But Posner's analysis of economics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in economic sphere still makes a case. We just can't take his points too far to pure social and political arenas yet admittedly economy takes an important part in social conditions.
binary
undoubtfully, Posner is a prominent jurist in the comtemporary academia of USA. Many are perplexed by his some untraditional, pointssometimes beyond laymem's common sense,( ironically, he sees himself as a neotraditionalist (se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
但是,它的成就不仅在于推动了一个当代美国法学领域中最eyecatching(用这个词是因为很多人不同意法和经济学适当下美国最重要的法学潮流)的法学流派——法和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而且在于他自70年代以来一直站在这个潮流的前沿,并把研究的触角伸向了法和文学,法和性等最前沿的地带(see frontiers of jurisprudence). 30多年,出了30多本专著,大多有开创性,做法官之后并没有减缓他的写作速度(倒是有提高的作用)。

伯斯纳的观点是有争议的,但是有些误解是不应当有的。
首先要清楚问题域。 用苏力的话就是语境。波斯那主要工作是对于司法实践而言。所以他的观点是针对这个问题域提出来的。波斯那对于自然法的抨击,是针对自然法对于司法实践的软弱无力的具体指导能力。 比如自然法正义的观念,即使有校正正义和分配正义的区分,对于具体案件的处理也是无法有指导意义的。比如电影老井中两个村子争夺一个水井,没有水井,任何一个村都无法生存,而且,水井只能够一个村子使用。如果诉诸法律,法律如何从正义寻找判决呢?让那个村子出于饥渴更正义呢? 正义的观念实在是太简陋了,如凯尔森说,如果正义真象一盏明灯一样,法学又有什么用处呢? 所以,波斯那不同意自然法对法律的解释,例如自然法对社会契约的假想,已经不能满足法学进一步的发展了,特别是司法实践的发展(其实legal realism and positism schools早就对自然法发难了,当然他们的mothedology是不同的)。所以波斯纳的观点不能用扩大的标准来衡量,它的理论不是用来创立和马克思主义一样的解释所有问题的理论体系,是有具体针对性的。
第二,对于法和经济学作局限的解释。经济学今天的发展早就超越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以及均衡和边际的概念。经济学说的财富不只是钱。经济学已经发展成关于在资源有限的假设下人们行为和选择的科学。 如科斯言,既然在市场条件下的人和其他领域的人是同一个人,为什么不能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律中的人,政治中的人呢? 法律中的人不也是应为资源的有限而产生争议的么?实际上经济学已经入侵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政治上的公共选择学派和法和经济学派都是当今美国社会科学炙手可热的领域。

第三, 所以认为波斯那被边缘学派所支持(marginal schools),是很大一个误解。波斯那所在的chicago school,是当今美国主流的经济学派,波斯那所在的law and economics已经产生了很多美国巡回法院的法官如burk等。不管其他法学家对这样一个入侵者是怎样看待的(起码波斯那是对他们的巨大威胁),他的论文引证率已经说明问题——和大名鼎鼎的德沃金和霍姆斯加起来一样多。(翻译有误,见后附英文原文)。

因此,法和经济学绝不是几个奇谈怪论支撑的,他有科学的研究方法(positive and normative), 也有重要的现实作用。比如分析税法的改变对那个人群有影响,由奢么样的影响。 法和经济学的方法可以防止人们用抽象的正义的名义去作非正义的具体恶行,因为他用科学的精神来精细的分析法律,法律行为的效果,让恣意的行为昭然若揭。

我是很赞同中国多引入一些经济分析方法。少一些价值的空谈,多一些分析的建构,是很有意义的事业。
binary
Richard Posner is an important legal authority. He is the leader of the school of lawyers that seeks to resolve disputes in the most economically efficient way. Much of his thinking derives from the work of Ronald Coase, for which click here. The following interview first appeared in the New Yorker.
The Bench Burner
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Posner
Richard Posner is introduced. He extends a limp hand, smiles tepidly, and says something polite. He is long and spare, his eyes pale as a fish, his clothing conventional, his features thin. He moves delicately; seeming to hover rather than stand: he has about him the distant, omniscient, ectoplasmic air of the butler in a haunted house. He escorts his visitor to the waiting room of his personality, where the visitor will sit, lulled by the bland ambience of the place, until it is time for murder.

It is not apparent from his mild exterior that Posner is the most mercilessly seditious legal theorist of his generation. Nor is it obvious that, as a judge on the Seventh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 he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jurists in the country, second only to those on the Supreme Court. He is powerful, moreover, not just by merit of his position: he is powerful because he has decided to be. In hearing a case, he doesn't first inquire into the constricting dictates of precedent; instead, he comes up with what strikes him as a sensible solution, then looks to see whether precedent excludes it. In 1991, he ruled that a group of deputy sheriffs who, without a warrant or probable cause, assisted with the seizure of a mobile home had not violated the Fourth Amendment because, rather than entering the house, they had removed it whole. (This finding was reversed unanimously by the Supreme Court, whose sarcastic opinion called it "creative.") Posner finds the rituals of the courtroom vexing impediments to the real business of punishing criminals and freeing up markets. "I'm not fully socialized into the legal profession, he says. ※I*m like an imperfectly housebroken pet. I still have difficulty understanding -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most people get over in tl1eir first two weeks of law school - lawyers spouting things that they don't believe. If someone is obviously guilty, why do you have to have all this rigmarole?"

Posner did not set out to seize power: he spotted it drifting and gleefully pocketed it, like a stray hundred-dollar bill. 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law-and-economics movement in the nineteen-seventies, he had promoted the idea that laws should be evaluated for their consequences - economic and otherwise - as much as for their fairness, and that judges should not deliberate over rights and duties in the abstract but figure out what kind of incentives their rulings were putting in place. Now that law and economics has become part of the legal establishment, it does not seem strange when Posner talks in his opinions about markets as well as precedent. More recently, he has taken up what, in the hands of gentler souls like the philosopher Richard Rorty, is the tolerant anti-doctrine of pragmatism, and made it the underpinning for his career as a flamboyantly candid judicial activist.

As much as for his contentious opinions, Posner is famous for his freakish productivity He publishes a book every half hour. Now sixty-two, he has written thirty-one books,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articles, and nearly nineteen hundred judicial opinions. He has written books about AIDS, law and literature, and the Clinton impeachment trial, and articles about pornography, Hegel, and medieval Iceland. This year alone, while working full time as a judge and teach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 he published "Breaking the Deadlock," a book about the Bush-Gore election; a second, updated edition of his 1976 book, ※Antitrust Law"; and two collections of essays. He also wrote "Public Intellectuals," a four-hundred-page diatribe against the species, and ※Law, Pragmatlsm, an Democracy,§ in which, among other things, he derides democracy's anti-elitist pretensions and the animal-rights movement. He is, by a wide margin, the jurist most often cited in scholarly articles - cited almost as much as the next two, Ronald Dworkin and Oliver Wendell Holmes, added together. As Milton Friedman, the legendary Chicago economist, puts it, "He's a very brilliant fella and he's written on everything under God's green sun. What else do you want?"

If Posner is aggressively unconventional in his judging, he is ten times as much so in his books. To paraphrase an author he admires, Andre Gide, Posner writes not to defend himself but to be accused. This is, of course, one of the primary reasons for his fame. He began propounding the conservative economics of the Chicago School in the late nineteen-sixties, when the legal academy was almost entirely left of centre; for this reason, he became the object of furious criticism even before he published his more outre theories. He relishes facts, the more obscure and Counterintuitive the better, but as rhetorical weapons rather than as data. His accounts of the world are sometimes so eccentric as to be almost Martian. He has argued, for instance, that a higher proportion of black women than white women are fat because the supply of eligible black men is limited; thus, black women find the likelihood of profit from an elegant figure too small to compensate for the costs of dieting. As John Donohue, a law professor at Stanford, delicately puts it, “A little bit of empirical support goes a long way for him."

Critics find Posner exasperating, because often he simply doesn't take the trouble to answer their careful refutations. It is not that he is incapable of doing so - it is, rather, that he is more attracted to rhetoric than to proof; and believes it is more powerful. He is not, in the end, very interested in the sort of prudent rigor that produces watertight logic. He is not the type to spend years testing his arguments for leakage, sealing tiny cracks and worrying endlessly over possible ripostes: he would rather risk sending them young into the world, flawed but forceful, with the advantage of surprise. And yet the uproarious pugilism and the desire to shock evident in his pages are nowhere visible on the surface of the man. "I have exactly the same personality as my cat," Posner likes to say. "I am cold, furtive, callous, snobbish, selfish, and playful, but with a streak of cruelty.”

The Dirksen Courthouse in downtown Chicago is a tall, black Mies van der Rohe building on South Dearborn accessorized with a red metal sculpture by Alexander Calder set in the wide plaza across the street. Every weekday morning, Posner enters this sober edifice through a side door and rides up to his office, on the twenty-seventh floor, in a special judges' elevator. The judges' elevator is operated by means of an electronic I.D. card, and Posner recently discovered that the elevator can read the card through several layers of material; now he shaves nearly ten seconds off his daily routine by turning around, bending over slightly; and presenting his posterior to the card reader instead of taking out his wallet and waving the card directly.

One recent Monday, Posner arrived at the courthouse to hear six cases: a tort suit against 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a commercial case involving the right to transport gas into Indiana; a disability-benefits dispute brought by a deaf actuary; a suit filed by two brothers who claimed that a village rejected their real-estate development plans owing to the animosity of a neighbour, Mr. Funderburk; a case involving liability for damages incurred in an accident on a barge; and a rape case being tried in federal court because the events had taken place on an Indian reservation. Posner entered the courtroom and spied the small group of lawyers sitting there waiting for the day's business to begin. He was in a benign mood as he joined his two colleagues on the bench, and wondered if he had been unduly harsh with the litigants who had come before him the previous Friday. The night before, he had dreamed that he became enraged at a lawyer who had mistaken sixty thousand dollars for six thousand dollars, and rudely called him a country bumpkin.

The attorney for the plaintiff in the pharmaceutical case, Ms. Relkin, was the first to stand up. Relkin was a short, heavyset woman in a gray skirt suit who conveyed the impression that she would be hard to knock over. Her client, Mrs. Nelson, had sued the manufacturer of a drug named Parlodel, which she had taken to dry up her breast milk. Mrs. Nelson had suffered a stroke at the age of twenty-five, and claimed that it had been caused by the drug. The issue in the appeal was whether she had brought her suit within the two-year statute of limitations. Relkin claimed that at the time of the stroke there was insufficient evidence to point to Parlodel as its cause, and so the beginning of the limitations period should be pushed forward until the time when proof had presented itself. As is his wont, Posner interrupted almost immediately.

"But that can't be right," he said, in his pallid monotone. "That would extend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indefinitely. You're run down by a truck, and you don't know whether the truck ran you down because it was driven negligently, constructed negligently, or it was just one of those things, so you just sit around for ten years waiting for someone to tell you, 'Oh, that driver had a bad record'?"

"Certainly in that example it does get to the point of the absurd," Relkin conceded, "but that is New Jersey's law."

They argued back and forth. "Look," Posner said. "You have a twenty-five-year-old woman, she takes this medicine, she has a stroke-which is very unusual for twenty-five-year-olds-and the Physicians' Desk Reference says that there have been, I don't know, fifteen strokes, or something, resulting from the use of this drug. Why isn't that enough to put any reasonable person on notice?"

Relkin, showing signs of irritation, told him, "She spoke with her doctors...and they brushed it off" The two other judges looked bored. One yawned; one fiddled with his pen, laid his head back on his chair, and gazed at the ceiling. Posner, however, was enjoying himself.

"So this treating doctor calls up the fox and asks whether the fox ate the chicken," he said. "The fox says no. Now, that can't be reasonable investigation."

"Well, one would hope that 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speaking to doctors prescribing the drug would be candid," Relkin protested.

"Oh, surely not!" Posner said impatiently. "Why would you expect a potential defendant to be candid? What kind of world do we live in?"

Posner has a reputation among lawyers who argue in front of him for being harsh but not nasty. He is contrasted, in this regard, with two of his colleagues on the Seventh Circuit: Frank Easterbrook, a fellow-conservative, and Ilana Rovner, who is relatively liberal. "Easterbrook is mean," one private criminal-defense attorney says. "When he hears an answer he considers stupid, he rolls his eyes and snorts." Rovner, on the other hand, is described by the lawyer as "walking emotion. She will say to the defendant, Hello, Mr. So-and-So, how are you? How is the food in the jail?" "Posner takes the Michael Corleone approach," a state attorney says. "It's business, not personal.

Posner is aware that some lawyers find his judging style difficult. In 1994, during his term as chief judge, the Chicago Council of Lawyers published an evaluation of him that was evidently the distillation of complaints from many embittered veterans of his court. The evaluation described him as frequently bored by the arguments the lawyers presented, and tending to lead the discussion in the direction of issues that interested him. It concluded, 'A very substantial number of lawyers believe that Chief Judge Posner routinely does not pay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facts, or leaves out crucial facts, in order to reach desired conclusions... . Chief Judge Posner feels less constrained by precedent, history, and the proper limits on appellate judging than, in the Council's view, he should... . He wrote in [his book about Benjamin] Cardozo 'the appellate judge is the central figure in Anglo-American jurisprudence.' Whether or not that claim is accurate, it is instructive as a statement of Chief Judge Posner's self-image."

The defence lawyer in the Indian rape case, the last case to be heard that morning, appeared to be around fourteen years old. He was tall and pen-shaped and wore a dark suit that looked like a school uniform. "May it please the court," he said, "my name is John Storino, and I represent the defendant and appellant, Michael A. Peters." Storino proceeded to rehearse the details of the case. Barbara House, the complaining witness, was Peters's sister-in-law, and on the night in question she and her brother had bought two cases of beer and gone over to Peters's house to play cards. House drank about ten beers and fell asleep on the living-room floor. Two hours later, House's mother arrived and found her daughter lying unconscious on Peters's bed wearing only a shirt; Peters himself was hiding in the closet in his underwear. It was clear that the two had had sex; the question was whether House had been conscious at the time and able to give her consent.

'All right," Posner said after Storino was finished. "So what is he doing in the closet, then?"

"I would assert that there's a perfectly logical-"

"He was embarrassed," Posner said, answering for him.

"Right. His mother-in-law is knocking on the bedroom door, and it is his sister-in-law who he is-"

Posner interrupted him. "So you're saying she had the ten beers, she agrees to have sex, she has sex, she falls asleep, but, because of the amount of alcohol, when she wakes up she doesn't remember the sex."

“Exactly.”

House herself admitted that she had no memory of the evening, but she maintained that she disliked Peters and would never have agreed to sleep with him. To counter this claim, Storino presented evidence that House frequently drove Peters to and from work and showed up with him at parties. There were no physical indications of forced sex, and Peters had had a hickey on his neck, which Storino cited as evidence that House had been a willing participant.

Mr. Gonzales, the prosecutor, stood up to make his presentation, but Posner intervened. "The hypothesis that she consented to have sex, had sex, fell asleep, and forgot," Posner said to him. "Isn't that as plausible as the government's?"

Gonzales tried but failed to convince him otherwise.

"Really, all you have to go on, I think, is the history of animosity; and yet there may be animosity, but you'd have to call them family friends, wouldn't you?" Posner said. "They socialize together... . Maybe if you have ten beers in you, he looks better than he usually does."

Posner likes to take topics that are normally accorded a certain sentimental deference and treat them with jarring candour, and sex is one such topic. In 1992, he published a book called "Sex and Reason," which argued that the sex drive was subject to the control of rational calculation. The fact that sex was an instinctive urge, he claimed, did not preclude an economics of sex any more than the fact that hunger was an urge precluded a science of agriculture.

Some of Posner's conclusions in "Sex and Reason" were merely odd - he speculated, for instance, that high heels were considered sexy because they suggested that a Woman was incapable of running away from her spouse-while others were contentious, such as his suggestion that normal men would rape women and seduce children if there were no laws against it (it's the ones who do it in spite of the risk of punishment who are the real weirdoes). One of his most controversial recommendations was that the current adoption system be replaced by a free market in babies, which, he maintained, by offering financial incentives to biological mothers, would make both would-be parents and potential sellers better off. In "Sex and Reason," he explained that he was advocating not the selling of babies so much as the selling of parental rights - he was not, after all, suggesting that babies be sold as slaves or organ donors - but the clarification did not, somehow, have the impact of the original argument, and "baby-selling" has since become one of the primary slogans of his notoriety.

"Sex and Reason" exhibited in a particularly colourful fashion one of Posner's ongoing contradictions-that between his libertarian instincts and his attraction to the practical straightforwardness of utilitarianism. On the one hand, he declares himself a liberal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ilk - a view he summarizes, paraphrasing John Stuart Mill (in a phrase that takes on a certain je ne sais quoi in a book about sex), as "Your rights end where his nose begins." On the other hand, he argues that people's moral beliefs are the product of intractable emotions like sympathy and disgust, and so those emotions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a calculation of social welfare. "Disgust when sufficiently widespread," he writes, "is as solid a basis for legal regulation as tangible harm." Thus, while he talks admiringly of anti-moralistic sexual mores in Sweden, at the same time he argues that the practical fact that homophobia exists in the military is a compelling reason to exclude gay people.

In "Sex and Reason," Posner was interested in conscious sexual choices, but he is also committed to a theory of unconscious rationality: socio-biology. He is a thoroughgoing Darwinian, and believes that many of the social and moral ideas commonly held to be cultural are in fact traceable to the dictates of reproduction. He subscribes to the idea, for instance, that altruism derives from the evolutionary imperative to perpetuate one's genes by taking care of those who share them. This coheres nicely with his general economic approach. As he puts it, "Economic theor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 Evolution deals with unconscious maximizers, the genes; economics with conscious maximizers, persons.

Sociobiology might seem to be an odd idea for a libertarian to be attracted to-most libertarians are committed, after all, to the idea that human choices are freely made rather than determined by forces beyond conscious control - but Posner does not feel a sentimental attachment to the idea of freedom. He is a libertarian of an instrumental, utilitarian sort: he simply believes that libertarian policies, in social life as in markets, will tend to maximize wealth and happiness. Liberty; for him, is a pragmatic principle, not a moral one.

Posner lives in a comfortable, medium-sized house in Hyde Park, a few blocks from the university campus, with his wife, Charlene, and their cat, Dinah. The house is furnished unobtrusively: the living-room sofas and chairs are upholstered in brown and mustard; the floors were for several decades covered with a wall-to-wall carpet of forest green, until, a few months ago, Posner and Charlene decided to exchange the carpet for wood floors and Oriental rugs. Charlene is reserved and competent, her habitual expression a watchful half smile that suggests that she has views but will offer them only if asked to do so. With wide-lensed glasses, chin-length brown hair, and dirndl skirts, she still looks like the Radcliffe girl that she is, class of 1960. Dinah is a grey Maine coon cat, whose chilly temperament is for Posner a continual source of suffering.

"My cat doesn't like me," he says mournfully. "This cat, to whom I am slavishly devoted. She tolerates me, she's polite, but she clearly prefers Charlene. She regards me as a servant. I feed her, I brush her, I clean the kitty-litter box, I shower her with endearments-I've even started taking her to the vet to try to bond with her. Charlene says that I love Dinah more than anything human, but that is false." Posner has resigned himself to loving Dinah in the self-abasing tradition of courtly love, the object forever unattainable.

Posner loves cute animals of all kinds, except dogs. He dislikes dogs partly out of a sense of duty-he feels that, given his commitment to cats, it would not be quite proper for him to like dogs as well. But it is also the canine personality that he finds distasteful. Years ago, when he and Charlene lived in Washington, they owned a Norwegian elkhound of servile disposition, poignantly misnamed Fang; whenever anyone evinced the slightest displeasure with him, Fang's lips would tremble with anxiety, and Posner found this irritating. Posner is an ardent fan of monkeys, his instinctive attraction perhaps bolstered by his socio-biological sense that monkeys are basically humans with fewer affectations. A couple of years ago, he watched a nature program about baboons, and found them so delightful that he decided to call the zoo and adopt one.

Posner spends weekday mornings in the courthouse, and in the afternoons he goes home to write. His study is a crowded but orderly room on the second floor. On the mantelpiece, he has placed a small framed photograph of Dinah and a couple of pictures of his children, Eric and Kenneth. (Eric is also a law professor at Chicago who writes about law and economics; Kenneth is a securities analyst in New York.) Next to these stands a photograph, which Posner cut out of a magazine and framed, of a hairy Syrian hamster standing on its hind legs in a posture that reminds Posner of the "Winged Victory of Samothrace," in the Louvre. On the top of one of his bookshelves stands a plywood scale that the economist George Stigler made and gave to him twenty years ago, when Posner became a judge: in one pan of the scale is a small wooden block labelled 'Justice"; in the other pan is a larger, heavier block labelled "Efficiency."

Posner doesn't like to waste time, so he sticks to a routine (he calls himself "rigid and Germanic"). But it is not just his regular habits that allow him to be as productive as he is: he has structured his life so as to free his mind from any distractions whatsoever. Charlene is in charge of all the domestic arrangements: Posner describes their relationship as the traditional Jewish one, in which the pasty-faced scholar husband stays home and studies while the wife attends to worldly activities. Until a few weeks ago, Posner had never used an A. T.M.-when he needed cash, he took it from Charlene's wallet.

Charlene does all the cooking except for a little meal that Posner makes every Friday night: for an appetizer, he puts together a plate of smoked salmon, chopped onion, capers, and lemon; for the main course, shrimp cocktail, he mixes sauce that consists of mayonnaise, some cocktail sauce for colour, a little sugar, a drop of Worcestershire sauce, and (the secret ingredient) two teaspoons of sherry; (He has never made this sauce for guests, because he worries that the proportions aren't linear, and that it would go wrong if he attempted to make it for more than two people. ) Posner rarely goes abroad for vacation. He is a cautious tourist, he says, prone to anxieties about foreign thieves and muggers. He likes visiting Switzerland, although, he says, "I understand that sophisticated people find it boring." He stopped watching television a day or two after the World Trade Centre collapsed, lest speculations about future attacks make him a nervous flier.

Half a dozen times a year, Posner and Charlene will have people over for dinner - often the Chicago economist William Landes, Posner's best friend, and his wife - but, on the whole, Posner prefers to avoid social life. "People don't say interesting things," he says. 'A lot of socializing is just dull - I'd rather read a book. I have a friend, an economist who's Swedish, and he told me that Sweden has terrible television, so people there spend their time visiting each other. But that's worse, because when you watch television you get some information, you even get some moral instruction, you learn to be nice to single mothers or what have you, but socializing, particularly family - well, that is deadly. When you're just talking with your friends about trivia, what's the point?"

Posner is content with his life. He doesn't want any more money; and he has been happily married for thirty-nine years, since shortly after he first spotted Charlene in a housedress taking out her garbage. When asked if he has any regrets, he pauses for a minute to think, and then says he wishes that he hadn't wasted so much time going to movies in college. "I'm not any kind of genius or anything," he says. "I went to college early" - at the age of sixteen, to Yale - "so I've had a lot of years of working, but I think I needed that. If I'd had more interests or activities and lost that work time, I think my career would have suffered."

Posner is content, as it happens, but content isn't what he set out to be. One reason he could never be a liberal (in the current sense of the word) is that, like many conservatives, he finds the idea of ordinary happiness uninspiring. He has no interest in a politics whose goal is to give people shelter and enough to eat. He loves fierceness and glory and heroism. When he looks into the future, he sees a rationalized, disenchanted world-a Scandinavian-style utopia in which people are dull and sated and genius has disappeared from the earth. "No sane person," he says, "not even I, would, for the sake of aesthetics, try to restore the Athenian slave state, the High Renaissance, the Russian Revolution, world wars, et cetera. The price is too high. But life will lack risk and savour."

Posner grew up in New York - first in Manhattan and then in Scarsdale. His mother's relatives were Jews from Vienna who looked down on his father's family, which was from Romania and poorer than they were. "They were all poor, Posner says, but my mothers family had toilet paper, and my father's family had newspaper." His mother was a Communist and was friendly with the family that adopted the Rosenberg children. The day Stalin died was a day of mourning in the Posner household. Posner's mother taught in the New York City public schools. His father had a chequered career: as a young man, he worked in a jewellery business with some cousins; then, having attended law school at night, he became a criminal-defence lawyer.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he became a moneylender, specializing in second mortgages in New York slums; he was so successful at this that he bought a Cadillac and, in 1948, moved his family to Scarsdale.

When Posner grew more conservative (he thought of himself as a liberal until he was thirty or so), his mother was horrified. "We had terrible fights," he says. "I became really furious at her. See, she was one of these bright fools, my mother-quite a bright person, but very limited. The other thing that annoyed me about her was that I worried about her politics interfering with my career. Every time I got a government job, I always felt obligated to tell the authorities that I had this mother who had probably been a Communist. It was an annoying piece of baggage. Then eventually she became senile and forgot about politics and actually became very benign. Both Charlene and I breathed a sigh of relief." Looking back on his red-diaper childhood, Posner considers his parents hypocrites. "It was just talk," he says of their radicalism. "They wanted me to live the same conventional life that they lived."

Both Posner's parents lived into their nineties. "My mother, in the course of her decline, broke her hip," Posner says. "In the olden days, people broke their hips and died, which was great; now they fix them." After his mother broke her hip, his father found it difficult to take care of her, so his parents moved to assisted-living facilities in Chicago. When his father grew very frail and sick, Posner asked the gerontologist what the point of keeping him alive with all these procedures was; the doctor informed him that termination of care had to be voluntary. "Because my father was more or less compos mentis and wanted treatment, you couldn’t deny it, Posner says. Growing up the way he did, struggling the way he did, the notion of giving up, not fighting to the end, was anathema to him. I hope my generation can be a little more rational about this. I'd like to choose my own time of exit.

"I don't know if this is true of everybody;" Posner says, "but I loved my parents when I was growing up and they were really the sort of parents you should be grateful to-my mother gave me great cultural enrichment, and my father helped me buy our first house, so they were ideal parents. But my thoughts about them are dominated by their old age. I don't make allowances: when I think about them, there's no affection. Charlene thinks I'm a little bit unnatural about my family. But so many people have these decrepit, horrible old parents, and then they're so upset when they die at ninety; and regard it as a medical failure that the doctors didn't do this and didn't do that. My father was even annoyed when my mother died-he thought the doctors hadn't tended her carefully enough-though by the time she died she couldn't speak, she couldn't use her hands, she wasn't human. And it's not as if you had a cute animal with the same mental ability-when you see human beings like that, you don't think, Well, she's on the level of a chipmunk." Asked what he felt when both his parents had died, he looked puzzled, as though the question didn't make sense to him. "I don't have any feeling about it," he said.

Martha Nussbaum, a philosopher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a friend of Posner's, believes that his upbringing and his pious, Communist mother are the reason that he is now repelled by moralism of any kind, and takes refuge in literature. He loves scandalous, immoralist writers such as Stendhal and Gide, and, indeed, the world of French novels is in many ways more congenial to Posner's caustic temperament, and to an economic, self-interested view of human nature, than that of the law.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he is not an aesthetic snob, however: among his favourite movies are those starring Meg Ryan and a more obscure work entitled "That Darn Cat.")

Posner is as much aesthete as analyst; more than a clever rebuttal he relishes mastery of tone. One of his favourite terms of abuse is "maladroit." He appreciates the lumbering, earnest activist only as a comic character, and he is positively allergic to rectitude. "Some people take pride in being 'good,' which is to say better than most other people," he writes. "But that is pride rather than morality. It is related to the striving for status."

What Posner really despises, though, is, as he sees it, the whining, sanctimonious pedantry of moral philosophers. Asking oneself whether one's beliefs are justified, he feels, is an esoteric, self-indulgent business, practiced only by those safely ensconced in tenure. Ordinary people are unreflective, simply believing whatever they believe; moreover, moral reflection has never persuaded anyone to change his mind or pursue one course of action over another, and thus is a deluded and useless activity. "Knowing the moral thing to do," he writes, "furnishes no motive, and creates no motivation, for doing it." (The contention that no one has ever been persuaded by a moral argument, and that non-philosophers never question their beliefs, strikes his philosophical critics as so obviously wrong that they have tended to throw up their hands rather than rebut it.) Posner contrasts the academic philosopher with what he calls "moral entrepreneurs,” such as Martin Luther King or the feminist Catharine MacKinnon (whom Posner admires despite disagreeing with her politics): those who, through sheer charisma and rhetorical force, sweep people headlong out of their accustomed inertia and inspire new moralities altogether.

At Yale, Posner majored in English. He studied with Cleanth Brooks, and wrote his senior thesis on Yeats's late poetry. He still knows many of Yeats's poems by heart, and uses them as templates for "sizing" his own reactions to life's events. Thinking about careerism, for instance, calls to his mind this passage from "The Choice":

The intellect of man is forced to choose

Perfection of the life, or of the work,

And if it take the second must refuse

A heavenly mansion, raging in the dark. [click here for the full poem]

Posner says that he has always liked Yeats because Yeats is a "full-fledged Nietzschean." Nietzsche is perhaps the philosopher who has had the deepest influence on Posner. Posner takes from him a conception of morality (made by humans, not found in the world), a conception of ethics (tenth-hand bromides, clung to by those lacking the courage or imagination to think for themselves), and, most of all, an intellectual temperament (delighting in muscular language and the power to shock). Explaining his attraction to Nietzsche, he says, "The idea - a bit banal, I'm afraid, when stated in summary form - is that a person is responsible for his own life. External forces and events are just the raw materials out of which we make a life, and we have no right to blame anyone else for the result because it was ours to make or muff This is a philosophy; or a psychology, basically optimistic, cheerful, and forward-looking, of self-assertion, of liberation from oppressive frameworks such as that created by religion or other dogmas."

After college, Posner briefly considered going to graduate school in English literature but decided to go to Harvard Law School instead. There he earned the lasting enmity of the authorities by inviting, to the Harvard Law Reviews seventy-fifth -anniversary dinner, a speaker who had written a luridly malicious review of a book by one of Posner's professors. (Posner thought he would be entertaining.) Years later, Posner was approached for a job by the Stanford and Yale law schools but not by Harvard.

At the time Posner graduated from law school, and, indeed, until the end of the nineteen-sixties, he still considered himself a liberal Democrat. He voted for Kennedy, Johnson, and Humphrey (since then he has voted Republican). He clerked for Supreme Court Justice William Brennan. (Once, misunderstanding his instructions, he wrote up an opinion arguing the reverse of Brennan's decision; it was so compelling that Brennan and the Court changed their minds and adopted it.) Following his clerkship, he went to work for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d then served as an assistant to Thurgood Marshall when Marshall was Solicitor General.

Toward the end of the sixties, however, Posner began to move to the right, because he disliked the disorder of the student riots. Then, in 1968, while he was teaching at Stanford, he met two conservative economist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aron Director and George Stigler. Having been raised to believe that conservatives were evil, Posner was surprised to discover that he liked these economists. He concluded, first, that politics and personality had nothing to do with each other, and then, as he became more interested in economics, he found that he agreed with them. He moved t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next year.

Around the same time, Gary Becker, another Chicago economist, who later won the Nobel Prize, published an article analysing the effects that particular laws had on the behaviour of criminals, assuming the criminals were rational. When Posner read Becker's article, it was clear to him that not only criminal law but all law created incentives for people to act in certain ways. Law didn't just show up after the game was over, patting backs and slapping wrists-it set the rules and assigned the penalties that determined how the game was played in the first place. Surely, then, the important thing was to figure out what kind of game these rules and penalties were producing in practice. Why, Posner wondered, did judges talk so much about precedent and fairness rather than about real-world consequences, as though their only responsibility were to "the law" in the abstract-as though law existed in a sealed-off realm separate from life?

Posner also became aware of another, even more famous article, which argued for a consequence-oriented approach to civil law -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published in 1960 by Ronald Coase, another Chicago economist and Nobel Prize winner. Suppose, Coase's argument suggested, that a railroad runs next to a farmer's field and that trains emit sparks that destroy the crops nearest the track. Suppose, too, that it would cost the railroad a hundred dollars to install a mechanism to prevent the sparks from flying, but the ruined crops are worth only fifty dollars to the farmer. Traditionally, a legal thinker might consider this a case of conflicting property rights, and would decide that the railroad's right to full use of the track trumped the farmer's right to full use of his land, or vice versa, leaving the loser worse off. But, Coase pointed out, it would be more efficient for the railroad to pay the farmer, say, sixty dollars for a right to emit sparks: that way the railroad would payout sixty dollars instead of the hundred dollars it would have cost to install anti-spark mechanisms, and the farmer would profit sixty dollars from the land rather than fifty, and both would be better off Coase's article showed that it made sense to think of rights not in terms of moral desert but in terms of property.

As Posner and others began to look into the way that law worked and the consequences it had produced in the past, they discovered a strange phenomenon: although the judges whose collective decisions made up the common law had mostly talked about rights and duties, in practice they had decided their cases as though they were trying to bring about the outcome that a free market would have produced. In, say, the case of the railroad and the farmer, a judge might think that he was balancing competing rights; but, more often than not, the decision he made would turn out to be the same as the one that an economist like Coase would have advocated. It came to seem to Posner as though economic efficiency were a hidden force that had driven law for centuries. Law had imagined that it stood above markets, imposing upon them its own notions of fairness and duty; but, all along, the pull of the market was stronger, shaping judges' ideas without their knowing it, and making economists of them while they thought they were in another business altogether.

Now that Posner is so influential, his description of the law has become self-fulfilling: these days, many judges think like economists because Posner has told them to. But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instances of a judge thinking like an economist before Posner came along was that of Learned Hand deciding United States v. Carroll Towing Company, in 1947. The case involved a boat that, through want of supervision, had been allowed to crash into another boat. In order to decide who should be held liable, Hand came up with a formula dictating that a person should be considered negligent only if the amount he had spent on precautions against an accident was less than the probability of the accident's occurring, multiplied by the accident's cost. A person should not be expected, in other words, to bankrupt himself installing every possible safety device; he should be responsible only for making a sensible calculation that balanced cost-effective caution and risk. (Guido Calabresi, who is now, like Posner, a federal appeals judge, published an article in 1961 arguing, in a similar vein, that courts should endeavour to minimize the cost of accidents to society by holding liable the party who could have avoided the accident most cheaply. This article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 the inception of law and economics, along with those of Becker and Coase.)

The law was, then, already closely aligned with Posner's Chicago School free-market principles, but there were still areas of inefficiency that Posner felt were in need of correction: antitrust law, for example. Were antitrust laws, he wondered, really preventing market-restricting practices like price-fixing? Or were they themselves restricting the market by harassing companies with needless rules? Posner's scepticism about antitrust legislation had an enormous impact, and led to his being appointed, in 1999, a mediator in the government's antitrust lawsuit against Microsoft. (It was hoped that Posner would be acceptable to both sides-to Microsoft because of his hostility to antitrust law, and to the government because of his hostility to cartel-like behaviour that threatened a free market.) Other ideas in the same vein were less influential.

For instance, Posner argued against the notion that racial discrimination was bound to give way because it was economically inefficient. Some discrimination could be rational, he maintained, because it lowered the cost of gathering information: if an employer believed a race to be generally correlated with undesirable characteristics, then discriminating against members of that race was no less sensible than discriminating against a brand of' toothpaste because of a bad experience with one tube.

It was not until Posner started writing dozens of articles on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law that it began to have a real impact. He published the famous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in 1973 (now in its fifth edition), which established law and economics as a field in its own right. Law and economics became so prevalent as a component of anti-trust litigation that in 1977 Posner, along with his friends William Landes and Andrew Rosenfield, decided to form a consulting company, Lexecon, that would advise law firms and corporations on economic issues. The company was extremely successful, and provided Posner with a significant income until he was compelled to give up his stake in it, upon his assumption of the judgeship, in 1981.

In recent years, Posner has more or less confined himself to the question of what effects a law is likely to produce, but at one time he had a more ambitious mission. Twenty years ago, he argued that free markets were not just useful tools for producing wealth but also morally valuable because they distributed goods to those who most wanted them, as measured by the price they were willing to pay. He was immediately attacked by a number of people, notably the legal philosopher Ronald Dworkin.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willingness to pay a high price for something did not indicate desire so much as wealth; and that,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Posner's logic, a person with no money deserved nothing, regardless of how his poverty came about. On this point, Posner, uncharacteristically; conceded.

Having written on every subject in the universe, Posner is invited to speak at all sorts of occasions, not only by large law schools but also by dozens of obscure associations and sub-associations and societies of narrow purpose.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in particular, Posner is everywhere in demand, and when the meeting is held in Chicago, as it was this year, he feels it would be churlish to turn down too many invitations. Thus, when the week of the conference rolled around, he donned a grey suit and a plaid tie, collected his decrepit straw hat for the protection of his skin against the sun, and braced himself for several days of tediously fulsome introductions, book signings, posing for cameras (his fans often ask to be photographed with him), and requests for him to speak in strange and unappealing places like Brazil. The first group he had agreed to address called itself Scribes. Posner had never heard of Scribes, but he approved of its mission - the encouragement of stylish writing on legal subjects - so he had accepted its invitation to lunch.

Posner's sense of the importance of legal rhetoric was rather more extensive, however, than that of the Scribes fellows nostalgic for a more ornamental era. In his book about the Bush-Gore election, for instance, Posner claimed that the main problem with the Supreme Court's decision favouring Bush was its rhetorical incompetence. It was the pragmatically correct verdict because it averted the danger of a political crisis, but the judges were at fault for failing to cloak their obviously pragmatic decree in convincing legal jargon. Posner delights in the brinkmanship of clever rhetoric. The trick, he feels, is to be as frank as possible about the pragmatic motives behind a decision, while clothing them in just enough formalist legal language to enable the decision to pass as a legitimate judicial move. In an ideal world, Posner believes, everyone would be as pragmatic about justice as he is, and judges would be able to be brazenly candid about their reasoning, as was his hero, Oliver Wendell Holmes; meanwhile, though, rhetoric is fun.

For the past ten years or so, Posner has called himself a pragmatist, meaning that he believes that there is no objective way to choose between incompatible moral positions. Pragmatism has a bracingly impious air that he finds exhilarating. "Politics is about enmity," he says. "It's about getting together with your friends and knocking off your enemies. The basic fallacy of liberalism is the idea that if we get together with reasonable people we can agree on everything. But you can't agree: strife is ineradicable, a fundamental part of nature, in storms and in human relations."

Posner likes to argue that judges do not confront moral issues-only questions of strategy. He claims, for instance, that in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the Court made its decision against segregation on the purely instrumental ground that segregation had been found to injure black students' self esteem-though most people would view the decision that black self-esteem was a consideration of legal relevance as a moral one, and by no means uncontroversial in 1954. It is one of Posner's most persistent and confounding convictions that it is possible to practice a purely "pragmatic" jurisprudence. He argues that since there is no objective way to discover the definitive meaning of an ambiguous law, judges should ignore highfalutin morality talk and simply make decisions based on what is sensible and conducive to social welfare-disregarding the obvious fact that deciding what is sensible and conducive to social welfare is a controversial business in which moral principles are inevitably at stake. This problem has been pointed out to Posner many times, and he has conceded it many times, but he always slides back again into his old ways.

For years, Posner had no solution, but recently he has been reading Carl Schmitt, and he has now come up with one. Schmitt was an early-twentieth-century German political theorist who believed that there is no objective way to settle moral or political disputes because all beliefs are the beliefs of a particular Volk, or cultural group, and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universal rationality capable of mediating between them. Schmitt concluded that the only way to insure stability was to extract from society people whose beliefs were incompatible with those of the majority, and he used this argument to support Nazism's expulsion of Jews from the judiciary. While this scandalous pedigree lends Schmitt's theory, for Posner, a certain frisson, Posner himself uses Schmitt's logic to argue for the opposite conclusions.

In the book that he is now writing, "Law, Pragmatism, and Democracy," Posner argues that, since America contains so many irreconcilable points of view, and since it is hopeless to try to assimilate these points of view into one harmonious legal philosophy, the solution is to insure that the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are represented in different judges. (In this way, oddly, both

Schmitt and Posner are espousing a version of multiculturalism: they believe that different populations will always have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and that universal rationality is a myth.) One individual judge, Posner reasons, will never be able to put aside his personal disgusts and instincts, so the trick is to have lots of different judges whose instincts clash, and hope that, in the end, their views will cancel out in such a way as to approximate fairness. Of course, this is not a philosophy to comfort any particular defendant facing a hostile reception; but that, Posner believes, is just the nature of life in a diverse society, and covering it up with a lot of obscurantist talk about liberal principles will not, in the end, make any difference.

Scribes turned out to be rather a fringe affair, the promotion of belletristic aspirations not being much of a priority in the law business; the lunch, accordingly, was held in a small room in a difficult-to-locate minor wing of the Hotel Inter-Continental. Hovering palely behind the lectern, Posner regarded his small audience without expression. There was an old Jewish joke, he told them, hat summed up his views of judicial writing - and of law in general, for that matter - quite well. A man walks through a ghetto in Eastern Europe and spies a mohel's shop window (a mohel, Posner explained, is a person who performs circumcisions). He notices to his surprise that the window is full of watches. The man asks the mohel, "Why the watches?" and the mohel says, "Well, what would you like me to put there?"

Watches, Posner explained, wrinkling his nose ever so slightly; is what most of legal talk consists of-jargon, boilerplate, and patriotic flourishes. If only judges were bold enough to be candid-if only they would stop spouting pious rubbish about ethics and start talking about how the world really works-then they would take down the watches and fill their shop windows with something else.

One Sunday morning in the early fall, Posner and Charlene took their four-year-old grandson, Nathaniel, to the zoo. Nathaniel had an appointment in the early afternoon, so Posner was eager to get to the zoo first thing, in order not to be short of time. He allowed, however, rather too much time, and so even though he absent-mindedly drove past the entrance and quite a long way into town before he noticed, he, Charlene, and Nathaniel still arrived forty-five minutes before the zoo opened. It was raining hard, so they first sat in the car and then, when that got too depressing, huddled, shivering, under the eaves of the ticket booth until the gates were unlocked.

It was not, truth be told, the first time that Posner had felt cold-shouldered by the zoo. When his baboon-adoption materials arrived in the mail, they had contained not a picture of his baboon but only a postcard of a generic baboon. Posner discovered to his dismay that he had not, in fact, adopted a particular baboon but, instead, had contributed to a general fund, which entitled him only to part of a baboon, in a kind of time-sharing arrangement. Upon learning this, he had felt infantilized and perhaps even a little deceived by the zoo, but then he put these feelings aside and made inquiries about adopting a whole animal.

When the zoo opened, Posner, Charlene, and Nathaniel made their way to the monkey house. Inside, it was cavernous and steamy, and monkeys of varying species sat or screeched or leaped about. Posner's attention was caught by a pair of small black monkeys who were batting at each other while swinging from branch to branch with one paw. Posner, who is physically cautious, a slow crosser of streets, watched them for a minute, then turned anxiously to Charlene. "They might get hurt, horsing around like that," he said.

"One of them might fall."

"They're monkeying around," Charlene corrected.

"I want to be a monkey," Nathaniel said.

When they left the monkey house, it was raining harder than ever. Still, having come all that way; Posner felt he should pay a visit to the baboons.

The baboons were housed in a fenced-in area, in the centre of which stood a large rock, pocked with shallow caves; Most were huddled inside the caves, away from the rain, but three baboons were sitting side by side on an exposed branch, perfectly still, enduring the weather in silence. Why? Posner mused, fascinated by the sight, which appeared to defy even the most minimal dictates of rationality. Did they like the rain? he wondered. They didn't look as if they liked it. Were they too stupid to move? Were they being punished in some way? Or were they, perhaps, conducting this bitter vigil in the service of some impenetrable simian stoicism? What if one of the stupid or criminal or stoical baboons turned out to be his baboon? Posner stood for a minute more, peering at the dripping, motionless trio on the branch, then turned away, baffled.

Larissa MacFarquhar. The New Yorker. Dec 10, 2001

这是我们论坛页面的一个简化版本.查看包含更多信息的完整版本请您点击这里.
Invision Power Board © 2001-2008 Invision Power Services, 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