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郎咸平教授经济心理学的不平衡

王德奎
（绵阳日报社，四川绵阳，621000 ）

摘要：研究郎咸平教授最近表达对国企、民企发展的忧虑，以及对主流经济学家的回应，发现与其说他关心的是大众经济学，不如说他关心的是大众心理学。因为改革经济学中的平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用与国际接轨类似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成果的那些方法去探索，而不是用类似说“不能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见，那真是国家民族的悲哀”的气话。如果这场争论是真正的经济学，那么郎咸平教授揭示的经济学的“做好是应该论”，对于他要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来说，也是适用的。
关键词：民营企业、法律缺位、国资流失、社会动乱、心理学


一、郎咸平的改革经济心理学
经济心理学所涉范围较广，一般说它是个体及群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心理现象和心理规律的研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不断呼唤中国人经济心理学的研究。我们不仅需要研究消费、投资、税收、保险、储蓄等经济活动的心理规律，而且特别需要研究中国人特有的、影响上述经济心理活动深层的经济改革问题，将其放在中国文化、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之下进行分析，才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和理论及方法上的借鉴。
48岁的郎咸平，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因为成功预言德隆的倒台和大胆抨击TCL、海尔、柯林格尔等一系列大中型企业，而被一些人称为“中小股民的代言人”，中国经济学“教父”；在目前中国经济论战的风暴中，他还说，我的意见不能成为主流那是国家民族的悲哀。
但认真研究郎咸平教授最近表达对国企、民企发展的忧虑，以及对主流经济学家的回应，可以发现，与其说他关心的是大众经济学，不如说他关心的是大众心理学。因为改革经济学中的平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用与国际接轨类似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成果的那些方法去探索，而不是用类似说“我的意见不能成为国家的主流那是国家民族的悲哀”的气话。如果这场争论是真正的经济学，那么郎咸平教授揭示的经济学的“做好是应该论”，对于他要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来说，也是适用的。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变革的、微妙的时代，社会资源和财富正在经历新一轮的重新分配。郎咸平教授的经济学并不否定改革，而且他还认为，国企效率不高，改革是需要的，大方向是对的。他的国企改革的办法是：在国有股的架构之下，聘请职业经理人。而且要聘像执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韦尔奇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这样的人。当45岁的杰克·韦尔奇初掌通用时（GE）时，这家已经有117年历史的公司机构臃肿，等级森严，对市场反应迟钝，在全球竞争中正走下坡路，通用旗下仅有照明、发动机和电力3个事业部在市场上保持领先地位，整个销售额只为250亿美元，盈利15亿美元，市场价值在全美上市公司中仅排名第十，而到1999年，通用电气实现了1110亿美元的销售收入（世界第五）和107亿美元的盈利（全球第一），市值已位居世界第二，并且现通用电气有9个事业部能入选《财富》500强，有12个事业部在其各自的市场上数一数二。所以郎咸平教授说，国企聘请职业经理人不一定非要是国家干部，可以是民营企业家，干得好了给你1000万美金，干得不好了就走人。所以总结郎咸平教授的中国经济改革方案是，政府可以退出市场，国企不能退出，国有股不能退出；国有企业不分大小，都应该留在市场，不能改着改着把产权给改掉，变成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可以按市场价格聘请职业经理人，按照经济规律运作国有企业。
郎咸平教授的心理学是，他说他不是共产党的发言人，但他要谈的是，属于国家、属于老百姓的国有资产现在正在最后一次地被瓜分掉！——现在使用的是两种方式，第一，法律缺位下的合法；第二，制定价格的特权。他举了个例子，比如你妈妈有栋房子价值100万，结果我来说：“好了，房子卖给我了，给你5万。结果国有资产原本价值100万的，通过我们两个5万就卖掉了，但房子原本是属于你妈妈的哎！价值100万的房子5万就买回来，再给你5万的贿赂；作为民营企业家而言，是商人，当然愿意花最少的钱。民企的这种做法，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商人逐利的必然结果；但如果没有制度约束的话，结果肯定是十几万亿的资产，最后就被一两万亿给卖掉了。你知不知道这个结果会相当危险呢？”
郎咸平教授说，把资产用最贱价的方法转给私人资本家，而且是在全国老百姓眼睁睁看着的过程中，明目张胆地，利用法律缺位的合法性，自己制定价格，在贱价的情况下把国有资产转价给私人资本家，绝对不是在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这个问题严重之处在于：如果说“国退民进”真的彻底成功的话，老百姓眼睁睁地看着你在他们眼皮底下转移属于他们的国有资产，会引起严重的社会不安，甚至社会动乱。所以必须得唤起全民意识阻止。 现在国内严重的两级分化，处于中层的国资局、国营企业、民营企业，还包括许多经济学家拼死反对他的意见，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但下层的包括股民、网民都支持他的意见。这是很危险的社会分化！因为这打破的是全国老百姓对于国家民族的信心，所揭开来的是一场动荡的开始。
二、郎咸平教授的改革经济学被置疑
郎咸平教授运用的既然不是纯经济学，而含有心理学，有人也从心理学方面提出，郎咸平教授针对一些企业置疑它们的优秀，问真的是经得起推敲和考验的优秀吗？其实质是，在郎先生看来，国有企业的主流都是好的，应该大力提倡和扶持，而民营企业都是有问题的，这是一种很容易被误解、放大而且极其危险的结论。而且一旦公众和政府高层被其误导，中国改革开放好不容易得来的大好局面就会付之东流，历史就会可怕地倒退！如此，中国企业危矣！中国经济危矣！中国社会危矣！
他们举例说，2003年底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财富原罪论”，看似代表了弱势群体的发言，但除了煽动起公众对富人的仇恨情绪之外，惟一的后果就是让本就步履艰难的民营企业更加雪上加霜。因此，郎咸平便注定不能成为主流，而且还必须警惕，更多的张咸平、李咸平们抱着一个也许并不坏的愿望，手持手术刀去对企业进行无情地解剖，但最后却“在奔向天堂的途中下了地狱”。就说海尔，这个率先走出国门、为中国人争得无数荣誉的企业，靠着过硬的技术和一流的产品，终于赢得了全球市场的认可。而张瑞敏的“激活休克鱼”理论，也第一次将中国企业的案例带进了哈佛商学院的讲台。这样的企业，不能说它不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即使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绝对完美的企业也是不存在的。再说德隆。这个很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际化接轨做得最好的企业，它率先探索并实践的产融模式，为中国民营企业应对即将到来的国际金融大鳄的入侵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其倡导并积极实践的产业整合模式正在成为中国众多企业效仿的蓝本。这样的企业，尽管它出了问题，仍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优秀的企业。
又如有人认为，郎咸平对明星企业的炮轰，有些用词的确是情绪化。他不必因为某些民营企业存在与权力合谋的现象,就天真地认为民企皆为权贵资本化？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形态？动辄以国有经济为主还是民营经济为主来论证是非，这是不对的，更关键的是要弄清楚他们是不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如果某些国有企业靠权力垄断，获得了经济上的高效益，即便进入了世界五百强，也不能太当回事。另外，尽管郎咸平采用的是这些企业公开披露的数据，并经过严谨的学术推论，但困难国企的改革之难，常常是局外人难以想像的。因此，郎提出的一些观点，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还认为，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民营化是被逼出来的。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不能看到买的人赚钱了，就说国有资产流失了。
三、郎咸平改革经济学的平衡
波兰的经济改革计划设计师之一、曾作叶利欽总统经济顾问组负责人的萨茨斯（Jeffrey Sachs），形容 社会主义从公有化转变到私有化，比资本主义从私有化转变到公有化还难时说：“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通过推行激进的私有化，每年大约能将五家国营企业成功地转归私人所有。由于英国不仅拥有成熟完善的资本市场，而且还有能够吸收国营企业的私营部门，这样的私有化速率才得以实现。即便是以英国这样的速率进行私有化，波兰也得花数百年时间才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不知郎咸平教授是否是研究过萨茨斯提出过的类似社会主义从公有化转变到私有化的艰巨问题，还是他曾经长期在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学习、工作、生活中，研究、了解过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变化的第四个阶段，即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变化的第四个阶段，不分大小企业，股份制十分普遍。即企业都是中小股民的，这已类似一种“公有化”。此外，企业聘请职业经理人，也十分普遍。即使大企业主是本行业的技术专家，或其子孙是本行业的技术专家，也愿意聘请更杰出人物作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再其次，即便是私有企业，也必须聘请部分不拿企业薪金的当地知名人士，参加企业的董事会，作为社会公众和国家权益的代表，实行监护。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公有化”类似要求发展的方向。
也许郎咸平教授认为，社会的发展方向既然是类似国有股的“现代公有化”，社会主义何必走“回头路”，况且还有大批的人员下岗。因此，郎咸平教授希望他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一些政策和改革方向。比如他说，我们以前以为生产资料属于国有，就是国家的，但是这是错的，是属于你的，属于你和我的财富。即要把“公有化”理解为“股份化”，他说，如果这些生产资料赚了钱，我们国库充裕了，我们完全可以不用交税了，可以给我们修路建桥。
那么如何平衡以前这些“国有化”没有效率呢？郎咸平教授一是批评说，没有效率是因为过去一些政策的错误，而不是我们的国有体制有什么问题。也不能因为它效率差，就把它全盘否定。国退民进了，整个国有资产转成私有体制了，这不是我们又倒退了呢？而且这些人生产资料的取得又有两大特性，一个是法律缺位下的合法，中国的法律是不健全的，法律的规定是非常不详尽的，跟英美法系国家又是不一样的，英美以社会公共意见为判断标准，行为不能违反社会公序良俗。中国不是以公序良俗来作为判案的标准，而是以绝对的法条即是合法的。可如果真的是合法的话，老百姓不会这么气愤的──合的是什么法？合的是法律缺位下的法；损害的是什么？是社会公序良俗！
二是郎咸平教授批评说，有人认为某些国企老总最终是由于盘活了国资而建立了财富。但你盘活它是应该的。比如说，我给你这个摊子，结果盘活了就变成自己的，行吗？国企老板和这也一样，做好是应该的，因为这是雇用人给他的信托责任。盘活有什么好神气的？褚时健，有什么资格贪污？企业凭你个人功劳吗？要不是国家不准民营企业做烟草，你以为你会活得那么风光吗？如果民营企业可以做烟草，红塔还能这么风光吗？另外，还有海尔，要不是国家对你政策偏袒，以及无底洞的贷款资源，你能做得好吗？不要把自己看得太神气了，中国起码有十分之一的人口能当这批人。而哪一个国企老板认为自己能比韦尔奇伟大的？韦尔奇做了20年的保姆，从来就没有当过股东，他的股权是通过激励机制按市价买回来的，仅此而已。他把通用从10块钱搞到84块钱/股，赚了那么多倍的钱，然后下台了。最后通用是谁的？还是中小股民的。因为当初这个机会是中小股民给你的，你做好是应该的。同样，国企老总，哪一个机会不是国家给你的？现在国家给了你机会，你做不好反而是应该的，做得好倒变成自己的了，这有一点良心？国企的管理者都佩服韦尔奇，跟韦尔奇相比，不感觉惭愧吗？而民营企业如果都像海尔一样享有这些资源，都能做得像海尔一样。家电嘛，有什么难做，又不是做集成电路、人造卫星。
四、郎咸平教授不平衡心理的自我纠正
郎咸平教授的经济改革观点，与国内著名学者何新的有很多相似之处，但郎咸平比何新提得尖锐和影响大。一是何新生活在国内，对现实的国情有亲身的体验，作为著名学者，他也无法解答我国与波兰的经济改革计划设计师萨茨斯提出的一些相似社会难题。二是，何新已是国家机关高层研究人员，工作性质、待遇和科研经费，全由国家包干。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利华认为：政府对科学的投入目的是实现国家目标，与国家目标无密切关系的科研活动一般得不到政府的资助。何新的个人学术研究成果，是为国家高层提供参考意见，不是为了争成为主流；在遵守国家意识形态纪律的大前提下，只对他个人的认识水平负责。况且，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何新的一些学术观点，就受到过国家高层的重视。
郎咸平教授是台湾人，在台湾大学受完高等教育。又在1983年考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于1986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学位，曾经执教于多家知名的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 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1990年代才回国。就学术论文的贡献而言, 他曾经在多家世界顶级的经济和金融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论文被引用。郎咸平教授虽是著名学者，并且在香港中文大学和长江商学院教书，有做学问的义务，但他却没有承担国内经济改革的研究任务，特别是他没有拿国内科研经费去搞活动。因此，他是和国内大多数普通网民的身份一样，在关心国家经济改革大事。按清华大学秦晖授教的介绍，政府所属组织是第一部门，营利性的企业、事业性组织是第二部门，既非政府又非营利性所属的范畴是第三部门；由于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也有失灵的时候，所以第三部门有调节“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作用。郎咸平教授实际是以第三部门的身份出现在网民中的，他的绚丽观点的背后，他的有着深厚的学术功底的背后，有着第三部门的支撑，就不奇怪。
作为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公共知识分子的经济学家，肩负着更崇高的社会使命，如果他们能做到的仅仅是不说谎话、不非法牟利而已，那他们作为经济学家的公共知识分子，其价值是失灵的。笔者虽然赞同有人讲“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多数学者都不敢、不愿、不会讲真话，敢于说真话的少数学者却无人赞同、无人喝彩，那又是怎样的悲哀”的话，但对于这种“无奈”，自己也得进行反思。
1、由于第三部门有调节“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作用，作为第三部门，中国需要郎咸平，一是郎咸平教授观点，本身的对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发言所折射的象征意义。因为他不惮于说出自己观察到的真实(尽管他说出的未必就是真实)；更因为他为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和国有资产的流失而忧心忡忡(哪怕他给出的求解本身就是一种谬误)。二是，在遵守国家意识形态纪律的大前提下，只对个人的认识水平负责而进入第三部门，敢于独立地、负责任地根据个人的认识水平，评论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发出自己声音的学者还实在太少了，因此，人们希望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对这些第三部门的独立学者，能给予或得到应有的宽容和保护，也是可以理解的。
2、郎咸平教授认为，他的意见，他相信是正确的。但他的改革经济学只获得网友的支持，而网民其实代表的是虚拟的声音，如果不能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见，那真是国家民族的悲哀。
笔者认为，这大可不必。作为在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过的郎咸平教授应该知道，在那些国家，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见，也是通过合法的党派竞争，选举胜利的，意见才能成为主流。作为不是主流意见的学者，可以通过如出书，办报、办杂志、办网络论坛、办大学、办研究所，等等多种形式，与主流意见争鸣。郎咸平教授既然不甘于只做一个教授，所学所思所想都是为了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永不言败，义无反顾，那又何必悲哀呢？这种悲哀郎咸平教授自己说的，如他说，他每天就要承受很大的压力——要面对无数的论战，攻击或者支持。他习惯了一个人走路，一个人吃饭。讲完课，夹起皮包就走。累了烦了也一个人闷在小小的办公室里，没有娱乐。他对付压力的主要办法，就是睡觉，一次睡六七个小时，接连睡上两天。一个人躲在香港中文大学225号堆满杂物的小办公室里，品尝着悲哀，期待着变局，观察着网络上滚动的网友发表支持他观点的文章，继续担忧着明天可能发生的一切——或者又被国内经济学者骂得狗血淋头，或者干脆没有回应。他说他从来没有朋友，妻子和两个儿子都定居在美国，没有人清楚他一个人在国内干什么。
郎咸平教授真是说别人容易，说自己难。郎教授不是说过：国企老板，做好是应该的吗？郎教授不管是作为第三部门，还是将作为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的人，为了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郎咸平教授揭示的经济学的“做好是应该论”，对他来说，也是适用的。
参考文献
4、Jeffrey Sachs，建立波兰的市场经济，科学，1992年第7期 ;
1、王德奎. 三旋理论初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年5月；

作者简介：王德奎，59岁，研究员，绵阳日报编辑。Email:y-tx@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