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探索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的巨著
---读周光华先生的新著《远古的华夏族》

王德奎1 金鑫2
（1、绵阳日报社， 四川绵阳，621000
2、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工学院，绵阳，621000）

摘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应该说，从四川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中国开创多元一体的国家模式起，到今天总部设在美国的联合国，都联系着这一永恒的主题。它揭示了远古华夏族开创全球多元一体国家模式实践的理想，也揭示了远古科技、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进步改变了战争的形式，其结果也改变了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的特征。周光华先生的《远古的华夏族》专著，谨慎而探索性地翻开了这一进程的第一页。
关键词:远古、华夏族、多元一体、山海经、政权现象、政权人物现象

21世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党的十六大，全党把“三个代表”：“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载入党章，这标志着中华民族从此有了正式文本确立的以“先进治国”论的意识形态。2004年9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光华先生的新著《远古的华夏族》，以这一新的视角，探索中国上古的政权现象及政权人物现象，使这部虽只有27.5万字的新著，极具新意。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应该说，从四川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中国开创多元一体的国家模式起，到今天总部设在美国的联合国，都联系着这一永恒的主题。华夏自古就有的“世界大同”、“天下莫非王土”、“大同王土”之说，这揭示了远古华夏族开创全球多元一体国家模式实践的理想，也揭示了远古科技、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进步改变了战争的形式，其结果也改变了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的特征。在我国，由于有老一辈革命家的共识和努力，1971年10月25日，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将台湾驱逐出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照亮全球近八千多年来国家多元一体文明发展的进程。周光华先生的《远古的华夏族》专著，谨慎而探索性地翻开了这一进程的第一页。
一、《远古的华夏族》凸显《山海经》的多面意义
周光华先生祖籍上海人，早年父母随陈毅的新四军北撤到山东，后又抗美援朝，回国后又回到山东，所以他就成为山东人。周光华在兰州军区工作，大学中文系毕业，转业后调父母所在的山东淄博市做教育、组织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党领导人民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作为新四军前后两位主要的领导人项英和刘少奇同志，无疑是创建我们政权的杰出政权人物之一。但皖南事变项英牺牲后，组织上通报了《关于项英错误的决定》；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刘少奇同志也曾被作为“叛徒、内奸、工贼”通告全国全党，直到邓小平同志领导改革开放，刘少奇和项英同志才平了反。作为父母有新四军革命背景的周光华先生，现实的政权现象及政权人物现象对他的潜移默化，对他研究远古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就有旁人不及的很多潜意识亮点。
例如古今中外研究《山海经》的人很多，把周光华《远古的华夏族》里的《山海经》研究，和胡太玉先生２００２年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破译〈山海经〉》比较，客观上说，《破译〈山海经〉》的学术规范性不如《远古的华夏族》的强。理论是追寻年表和王表，已成为记述人类社会远古史的一种要求，周光华是努力在做着。《破译〈山海经〉》对比，缺环太大。这是一件难事。不说四川省盐亭县何拔儒老先生破译的天垣《盘古王表》和他的中华文明是盆塞海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的观点，就拿周光华先生说的“稷作文化”与“稻作文化”之争，即所谓远古长江文明不是源生文化，而是后来接受远古黄河文明的渐浸文化，在目前也难于取得共识。无容讳言，《远古的华夏族》是以整体剖析《山海经》为基础，遵重《夏商周探源工程》的合理衔接，尊重《史记三家注》提供的历史年代线索，结合古籍和学界、考古界的研究成果，实地考察，全面综合研究华夏族的；周光华先生对学界争论的敏感问题，对应该提出商榷的问题，没有做大的争辩，是尽量避免“稷作文化”与“稻作文化”之争的。但从全书来看，由于作者是工作、生活在山东，更多了那里的情况，所以还是过多地描绘了远古黄河文明的渐浸和源生。
一个典型例子是，《远古的华夏族》也类似王玉哲教授２０００年出版的《中华远古史》，对成都平原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三星堆发掘的震惊世界的大批远古青铜器不闻不记。这虽然不是败笔，但却凸显了胡太玉先生的风格。应该说，胡太玉先生的《破译〈山海经〉》与《远古的华夏族》有很多相同之处，如两者都涉及了对《山海经》矿产研究。例如《远古的华夏族》第二章从《五藏山经》看华夏地域物产经济文化，其中第二节矿产资源，对很多金属矿产作了分析；由于黄帝战蚩尤 ，涉及到铜兵器，又对国内远古铜矿产资源作了研究，很有特色。对此，胡太玉先生是从远古铁矿产资源入手，从国外着眼，在《破译〈山海经〉》第19章中华远古版图一节，作了大肆描述；并在最后第20章5000年前的战争启示录，对蚩尤使用的是铜兵器还是鉄兵器，作了对后者的肯定。
然而胡太玉不是立足于周光华先生的山东，也不是立足于周光华先生的远古大黄河文明渐浸长江文明。相反，胡太玉先生是立足于成都平原，立足于长江文明的源生文化，不但对国内黄河文明作了渐浸，而且对美洲、西亚、非洲和欧洲，早在6000年前已作了开拓。有人说是王大有、韶华、胡太玉等中国学者，相继证明了天府之国可能就是人类史前文明的“母国”，成都与东方伊甸园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我们却认为这些“证明”是不够的。胡太玉先生类似为了说明《山海经》是一部上古世界联合国史志，写得更像报告文学。我们不知胡先生是不是在四川工作；当然，我们不说在四川工作的人，就一定偏重四川或“稻作文化”。因为我们还可举两个反例。一是白剑先生，是在四川广元市工作，他2002年1月³霭娴摹段拿鞯哪傅亍芬皇椋推蛴谥芄饣壬ぷ鞯纳蕉等嵌逊⒕虻脑豆徘嗤鳎臼巧蕉┥酱竺硐某雷妗⒓捞斓耐鳎捎谡乒芴┥酱竺淼南某Τ加戌攀喜柯洌宦蔫畹谋┱髑ㄌ拥剿拇ǖ娜嵌眩饩褪侨嵌阎那嗤鞯睦蠢０捉Ｏ壬睦硇允牵炊匀死嗥鹪从诜侵奕龉担啾忍岢龈瓯谔踩死嗥鹪此担挥谑窃豆诺幕淖澹谴痈瓯谔沧叱觯晌飨蚨仕唷⑸挛鳌⒑幽系缴蕉姆⒄梗傧虺そ氐摹£
相反，在北京工作的王红旗先生，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从信息传输角度研究《山海经》，用了差不多20年时间，才完成了对《五藏山经》地理方位的全面系统考证，2003年8月出版了《经典图读山海经》。他是立足于北京而偏爱四川。例如他认为，神农、炎帝族源生于北京桑干河谷，而不是陕西；认为帝尧时，东海已淹没到了太行山。2002年他在《文史杂志》第1期上发表文章说，蚕丛发明了望远镜。理由是三星堆遗址的两个与商代同时期的“祭祀坑”里，出土有54件青铜纵目人像及面具，它们或两眼角向上翘，如同竖眼一般，或眼球向外突出。其中一件青铜人面像，阔眉大眼，双眼斜长，眼球极度夸张，直径13.5cm，凸出眼眶16.5cm。前端略呈菱形，中部还有一圈镯似的箍，宽2.8cm，眼球中空。据此眼球突出的纵目青铜人像，他认为其文化和族属渊源蜀人的先祖蚕丛氏，可解释为这是远古蜀人关于望远镜的使用和崇拜；以后还说三星堆留有大舜及其弟象的信息。
白剑和王红旗不全偏向自己工作、生活的地区，但确也更多和更能了解自己工作、生活的那个地区里的情况。以白剑先生为例，这是一个年青的学者，他了解广元市周围羌族地区的情况。这一带靠近岷山和秦岭，在《文明的母地》一书中，他可以尽情地发挥“蜀人来源于氐羌人”的观点。其次，他也容易到附近我们绵阳市，考察盐亭县的嫘祖文明遗存。当他在短时间内的旅游中，看到的一切都不如古文明遗存的标准后，就开始在《文明的母地》一书中尽情地发挥对盐亭县学人研究的批驳。是的，盐亭数十座古山寨遗存已被拆得荡然无存，数千册古籍资料已被烧毁，这一幕发生在１９５０年的土改运动，以及以后多年中的一些革命和生产，生活的需要，这是我们当代人不愿说的事情。但又是当地六、七十岁以上还活着的人，都亲眼目睹过的事，白剑先生和当地这些人比起来，不但不了解，而且从年龄上也没有经历过那场“暴风骤雨”。旁证还有，1958年大跃进，绵阳市有数万人涌入广元市大山中挖矿大炼钢鉄，建大小高炉、鸡窝炉数千座，造大小风箱数千台，那是千真万确的。但才不到50年，已荡然无存。当然现在活着的60岁左右以上的人士，大多都亲身目睹过；人还在，可以作证。但如果白剑先生作为广元市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因找不到那些炼钢遗迹或风箱类似的遗物，能说这是谎言吗？况且在盐亭，大围坪地貌铁证如山，俗称“印把子山”的地貌在嫘祖故里随处可见，只要懂得历史计量学的有责任的地质学家定能鉴别真假。而所谓人类起源于戈壁滩说，倒也不一定是定论。　　
这里我们的意思是要学周光华先生，不做争辩，尊重他人的研究。况且，对历史学来说，正反远古的华夏族的信息都有用。因为与自然环境变迁的事实相对照，运用“正反信息博弈法”，从中更能得到破译远古神话传说中的神秘信息，而会倾听到我们祖先的声音。
“正反信息博弈法”对各派都能公平、公开、公正。它是荷兰皇家炮弹公司的规划专家们所创立的。创立者用此当时就推断石油价格不久将会急剧下降，并建议荷兰皇家公司采取相应的行动。但董事们表示怀疑。于是创立者请董事们去核查，允许他们合理改变他们所认为错误的输入量。但根据正反信息博弈法，最主要的结果总是一样的。因此，董事们信服了。今天我们请出胡太玉、白剑、王红旗等先生来正反信息博弈，就是想说明读《远古的华夏族》，会发现有更重要的信息。
二、正反信息博弈法凸显华夏远古盆塞海文明
类似华夏远古黄河大文明是中国远古的主干文明一样，地中海周边远古大文明是世界远古的主干文明，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两处文明，就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孵抱期，相反，华夏远古黄河大文明和地中海周边远古大文明正反信息博弈，却凸显了以中国西部远古盆塞海文明为特征的远古国家共同体或古世界联合国的类似现代欧盟或联合国模式的存在。因此，如果说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８０００多年前的四川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就能说明中国后来的北方、南方以及海外的远古文明渊源问题，因为在这些顶尖优势文明产生之前，嫘祖、夸父、盘古、女娲、伏羲、蚕丛等先王，就已经在四川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远古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即龙凤经济或龙凤文化过多时了。
本来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早就说过，《山海经》是远古巴、蜀、楚人最初完成的著作。但蒙先生论证何为“山海”，何用“山海”？也没有说清。何拔儒先生说“山海”就是“盆塞海” ；《山海经》就是以“盆塞海”文明为中心的古联合国史地志书。真是画龙点睛。但蒙文通和何拔儒都是四川省盐亭县人，有“稻作文化”人之嫌。好了，《远古的华夏族》虽给“稻作文化”留有余地，但主要维护的还是黄河大文明和“稷作文化”，所以也不讲何为“山海”，何用“山海”，但周光华先生是认真在做学问的，在该书第四章“华夏补说”中，他却在无意中揭开了中国西部远古盆塞海存在的秘密。
因为如果假设中国西部远古盆塞海是以四川盆地或四川省为中心，这个盆塞海能淹没或能沟通淹没的省份，当然只能是四川省及临近四川省周边的省、市了。它们是四川、重庆、陕西、青海、河南、湖南、湖北、贵州、云南、西藏、甘肃等省、市。如果把这个盆塞海内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史地志，称《海内经》；这个盆塞海周边东、南、西、北的城邦文明史地志，称《海内东、南、西、北经》；临近这个盆塞海周边东、南、西、北城邦文明的外边的东、南、西、北的陆地文明史地志，称《海外东、南、西、北经》；再远离这个盆塞海周边的陆地文明的东、南、西、北的农牧文明史地志，称《大荒东、南、西、北经》。那么不管周光华先生对《山海经》里诸多“国”的推说或考证是否正确，他在该书296页至297页提供的《海内经》、《海内东、南、西、北经》、《海外东、南、西、北经》、《大荒东、南、西、北经》等各处邦国地域位置涉及µ南晗甘》荩伎勺鞑慰肌Ｈ绻飧鼋樗的芙邮埽肟此档摹逗Ｄ诰返陌钭宓赜蛭恢茫婕暗挠星嗪！⑺拇ā⒅厍臁⑸挛鳌⒑幽稀⒑稀⒔盏È7个省、市。其中只有江苏一个省是远离四川省的，不合符“海内经”的设定。
至于还有贵州、云南、西藏、甘肃等省没有涉及，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对于远古的发达文明，这个设定的省份只能是少，不可是多。其次，我们还可以反求之，看四川省是不是混在周光华推说或考证的其他各类山经中？结果四川省只在他的《海内南经》推说或考证中一处出现。而把四川和重庆，放在《海南经》的地域位置，也是正确的，因为盆塞海内发达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主体是在四川省北面绵阳地区。以此作参照，四川省南部及重庆、贵州、云南、西藏等省、市，当然是在《海内南经》的地域位置了。而其中还没有涉及的甘肃一省，又是在《海内西经》和《海内北经》两处提及的。可见周光华的推说和考证，是很合符《山海经》的原著，且准确概率也很高。
而其他的问题，还可能《山海经》在成为纸版书之前，因为古人是写在竹简线编的书上的，后来出土或发现时，竹简因线编已经腐烂而散乱，是后人根据竹简散乱的具体情况和文句的联接，重新整理出来的。所以即便是周光华推说和考证现存的《山海经》上的邦族地域位置正确，也难免《海内东、南、西、北经》、《海外东、南、西、北经》和《大荒东、南、西、北经》中，各邦国地域位置涉及的省份有混淆之处。但四川省又是不能太混淆的，因为中国远古盆塞海的主体是四川盆地，盆塞海内发达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就只能是四川省一个，这个概率是很小的；反之，散乱和联接生错的概率也很小。而周光华先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以他的造诣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从历史文献的角度第一次科学地证明了华夏远古盆塞海文明在中国的存在。
三、《远古的华夏族》凸显蚩尤族政权先进性的思考
我们说把“三个代表”写进了党章，标志着中华民族从此有了正式文本确立的以“先进治国”论的意识形态。这同远古的华夏族有了什么关系呢？因为有人把它称为“中国主义”。但吉安先生的博士论文《西方现代家具设计中的“中国主义”》，却把中国主义的一个长远目标，其内涵定义为是退回到只是回归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而反过来推进世界的统一。这样，“中国主义”的内涵永远也说不到它的根基。但只要一反过来从“先进治国”论的意识形态，就能揭示中国远古盆塞海文明与山寨城邦文明，较其他大部分地方同期，有更多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表现，这才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源。这里，中华民族的开山先王，在开创人类文明的搏斗中，已感悟和树立起“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的原始意识形态，即使后来一些部落和王朝的“落后侵略了先进”而取代了前王朝，这种“天下大同”的中华民族开创性的意识，仍然保存了下来。这说明一种真正产生过具有先进意义的意识形态文明，是不会消亡的，是能够传播的。这才是“中国主义”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真正内涵，并且以此“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的“中国主义”，才能推进和统一世界。周光华先生的新著《远古的华夏族》，与他的旧著《<山海经>探华夏源》最大的不同，是他自觉地运用新的“先进治国”论的思想，来研究远古华夏族的政权现象及政权人物现象，揭开了人类社会邦族或邦国内部政权交接的自然现象。
例如，《远古的华夏族》中166页至190页，作者用了近两万字的篇幅，全方位地描述了炎帝蚩尤氏族的发展和先进性。作者由衷地写道：“研究认为，炎帝蚩尤氏在中国地域的东部，奠定华夏文明的物质地域基础。随着使用青铜兵器能力的提高，炎帝蚩尤氏的经济生活能力和军事治政能力同时得到增强壮大，古‘中冀’黄河北岸乃至今天的山东广大地域，成为当时炎帝蚩尤为代表的，华夏族发达经济文化治政中心地域，成为华夏民族兴旺发达的地域根基地，代表着当时华夏文化进步发展的时代主流。”这样从蚩尤、黄帝、炎帝之间的战争，是内部争夺领袖权的战争来看，就觉得这是人类社会邦族或邦国内部政权交接的一种程序编码。作者用蚩尤氏代表着当时华夏文化进步发展的时代主流，回答了蚩尤为什么要同黄帝大战的这个自然的程序或编码问题。
1、战争与改朝换代必然且自然的法律程序
周光华先生暗示了一种国家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存在有的，必然且自然的法律程序或法律编码。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就说得很直白：“枪杆子里出政权”；这还写进了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中。它说明从远古到如今，一种国家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至少存在两形式，第一种是“发明创造出政权”，第二种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是一种科技武器，这种“枪杆子”战争，不同于远古黄帝以前的先王，用自然、原始的工具，因为这类“战争”在残酷，死的人的数量也有限。从青铜器、铁器到枪杆子，区别于自然、原始的工具，这是人类社会已经能用自己发明创造出的科技原理，生产出的“高科技”工具或武器。所以，一种国家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进行的这类战争，是一种更残酷的“内战”，是人类的“自残”。但这类更残酷的“内战”，从约公元前3133年蚩尤战黄帝，划分了一个时代；它是人类社会“科技”出现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必然“程序战争”或“战争编码”。它深刻地说明了政权现象与科技现象的关系。但民主与独裁不对立的，例如那些缺乏强大的原始创新科技力的国家，它们即便有了民主的政权，也是不强大的。所以科学和民主不能一手软、一手硬，两手都要硬才行！这就在21世纪里，我们党要强调和谐社会，强调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联系，以及它的先进意义和正确性。
再联系1949年，我们国家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封建社会，转变到半开放与开放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2005年我国人大制定并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提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周光华先生认为，这就是对近代我国社会不可避免发生的必然的“程序战争”或“战争编码”的一种“法律界定”。周光华先生在他主办的《知识论坛》网上发表《从中国国民党江丙坤率团访大陆看中国的统一前程》的文章中说：“由此，中国境内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同时认为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这就把任何外国势力图谋插手中国内政，分裂中国的企图，拒之门外；这就把台独分裂势力，把台湾的“民进党”、“台联党”Õ庑┓至阎泄庑└闾ㄍ宥懒⒒疃呐压龉惩牛葡蚪邮芊珊腿嗣裰撇茫倚惺谷Ω璩痛Ψò斓牡夭剑纱宋ぶ泄骋坏淖鹧稀！闭饩褪恰对豆诺幕淖濉烦霭婧螅芄饣壬巧系挠忠恍赂叨取£
2、战争与科技武装后的政权及政权人物
代表着当时华夏文化进步发展的时代主流的蚩尤，为什么会被黄帝打败？其实内战是很复杂的。对此，周光华先生作了一类”深东击西“的提示，《远古的华夏族》158页上说：“夏商周秦汉，虽然在西方立国，其源头却在东南，而处于上古时期的神农氏也正兴起于南方。”周先生是以古籍预言“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为依据，作的发挥。这个古籍预言，其实也适合当今联合国或欧盟这类现代国家模式虽落脚或成熟于西方，但却源生于东方远古的中华盆塞海文明。其原因是，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原始部落强调集体思维，就把破坏部落整体效应的个别爱“发明创造”人物，看成是“叛逆者”。东、南、西、北、中的原始群落内的大量“叛逆者”、犯人，被放逐到四川盆地的盆塞海边，他们倒集成了一种“新人类”。这是一批重视“发明创造”，重视“新创见”实践的人。所以盘古王国不是从原始部落政权及其政权人物现象展开的，而具有原始超前的民主性、科学性。真所谓是“浑沌”初开，开天辟地。
“盘古王表”记述，这渊源于约公元前6390年开始的法天法地时期，四川盆地的盆塞海内初现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迫使盘古王把类似动物世界的蜂王、蚁王到猴王、狮王模式的四方或五方邦族、邦国、部落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集合成一种远古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其政权现象的核心动力，是远古的市场交换、商品流通，长途交易、商品生产。其“古联合国”或“古共同体”政权人物现象的选举办法，是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发明创造”竞争国王。
当然，这不是到1789年才出现的类似华盛顿“普选多票当总统”的模式，而是在原始群落内个体偏好的适当限制下，以多数规则应用于一个广泛的群体决策的和谐社会方法。翻译成现代科学语言，就是所谓的“汉族”，或“群体决策的不可能性的多数规则”。即在远古的华夏语言中，“汉族”有“汗毛”---形容多的意思，载以“多数规则”的信息。但主干的“多数”与支干的“少数”，仍然是在一个多元一体的国家内部。这个远古模式可称为“世界原始共产社会联合国”，或简称“古联合国”。它不同于今“联合国”，是它更具有统一国家的权威性。这个远古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就是所谓的“盘古开天地”。八千多年来，经过无数次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这种“多数规则”至今都没变。“汉族”和古氐羌族、古彝族、古苗族等，“盘古开天地”起，就是中华民族。所谓古氐羌族、古彝族、古苗族等等少数民族，是远古华夏国家共同体政权之外的民族，都是一些不实之辞，是把植物的野生育种现象，当成了动物社会的进化现象。
动物社会都知道，选蜂王、蚁王、猴王、狮王；如果进化到高等动物的人类，却不知道选人王，而以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所谓“母系、父系”进化规则，代替以智力或体魄竞争称王的“多数规则”，其结果是如苏三出书，说中国人是以色列人，远古的文明仅是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其实，要说言必称“母系社会、父系社会”的学者，才类似“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至今还是“母系社会”。但以色列也不是仅选女性当“人王”。其次，人类社会一旦建立起了国家共同体的政权模式，就具有很大的传承性。而接近这种国家群体的任何人或任何一方，不会因不是“国王”，就不具有传承性；相反，只要最终争夺到了这个“王位”的任何人或任何一方，都是先接近这种国家共同体的，而后也就代表着这种国家共同体政权的传承性。
以此来看，远古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就是一只“不死鸟”。那么不问约公元前3133年黄帝的国家共同体政权，是从哪里来的？大家也能猜到是从“西陵氏”来的。“盘古王表”记述，“西陵氏”有共５代“国王”：文昌、夸父、歧伯、金二伯、嫘祖，他们分别是在远古教育、地理、医药、天象、蚕丝方面的大创造或大发现，争夺到了“王位”的。这是约公元前４１７０－３１５０年城邦之美最后一个时期，由于他们掌握了这时发达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政权”，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法，也许如今天的跨国公司，敢于到外面去建厂。这也类似今天一些发达的国家，把工厂建在国外，而把研究所、实验室、大学、金融等清洁而高智力的场所，建在国内一样；相对中国后来的北方、南方以及海外的远古顶尖优势文明，这些都是它的“后院”了。而且正是在这种“古联合国”内部的之间科技、经济、文化的交流，使有利地缘的北部黄帝邦族，东北部蚩尤邦族，东南部神农邦族，比西部、西北部、西南部的邦族进步更快、更大。
《嫘祖研究》一书认为，掌权“古联合国”的嫘祖西陵部落，与炎黄部落以及蚩尤部落的接触，改变着当时战争的模式，并十分频繁地在这些落后地区激化着战争。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嫘祖发明养蚕治丝后，经济、文化更加发达，强烈冲击着临近的部落。其主要是他们在与周围部落的交往中，将丝绸、骑马技术、铜器刀具等传入，改变了当地人的整个生活方式。由于蚩尤部落与西陵部落接触，而发展出的铜制工具比炎黄部落的石斧功效高出数倍，十分珍视与“古联合国”主干的商品交换。于是又激发炎黄部落一次又一次地把他们的村庄搬迁到新地方，以力图取得与西陵贸易团体进行接触的好机会。因为在这样的地区，势力大的一伙人能得到比较充足的新商品，而那些控制着与西陵部落接触机会的人，地位、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声望，均得到提高。因此，先前虽然炎黄部落，也曾偷袭过西陵部落的定居点或其它村落，藉此获得所需物品和人才；但比这更好的办法，还是要移居到西陵部落贸易团体的前哨地点附近才好。
北部的黄帝邦族捷足先登，因此不但控制着商品贸易，而且还得到通常是装备精良的西陵部落人的支持。特别是嫘祖故里盐亭县传说，约公元前3133年的黄帝，因发明战车，原本是“古联合国”选的王储，并与嫘祖有婚约，是北部邦族抢劫了年少的王储和退位的歧伯后，金二伯和嫘祖都力图解决这一争端。后来是嫘祖把“古联合国”的政权没有通过“竞选”让给了约公元前3133年的黄帝。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远离西陵但也很先进的蚩尤部落来说，用战争的武力阻止“古联合国”政权的竞争对手或潜在政权人物，压取自己的“竞选”，或粉碎对手妄想控制自己区域的企图，不失为是一种法律程序或法律公正。据盐亭县传说，这本身也是